对话智利建筑设计师罗伯托·班努拉：在华近20年，我看到中西方城市最深层的差异

编者按：罗伯托·班努拉（Roberto Bannura）是美国Steven Holl Architects（SHA）合伙人，自2007年起常驻北京，负责事务所在亚洲的全部业务。在中国近二十年间，他主持了当代MOMA（北京）、万科中心（深圳）、成都来福士广场、杭州山水等一系列超大尺度项目。此次对话是他的合伙人Steven Holl推荐促成的。 罗伯托·班努拉从城市经济学、微型城市主义、公共空间营造等角度，分享了他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度观察，也坦诚表达了一位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建筑师对中国基础设施、城市治理和生活品质的真实感受。

一、从智利到中国：经济学底子如何影响建筑实践

观察者网：您的学术背景很特别——在智利大学读了六年建筑与城市规划，之后又在天主教大学拿了一个城市经济学学位。这种组合在建筑师里非常少见。来到中国之后，这个经济学背景在哪些方面真正帮到了您？

罗伯托·班努拉：这是个好问题，我经常被问到。我在大学的六年里，接受了非常扎实的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训练，也包括城市规划。但当时我觉得缺了一块——我不太理解项目是怎么产生的，怎么融资，怎么在政府框架内做经济评估。所以我去读了第二个学位。后来我虽然没有直接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但这个背景一直在帮我理解政府的运行逻辑和项目背后的经济因素。

罗伯托·班努拉

来中国之后，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做的这些大型项目会直接塑造城市界面，同时投资规模巨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依赖也很高。我在成都主导了七年的来福士广场项目，经济学训练帮我理解了三件事：

第一，理解客户。客户是怎么运作的，怎样才能成为客户更好的合作伙伴——我能读懂他们的逻辑，不敢说全懂，但比大多数同行理解得更多。 第二，理解城市。哪些东西对城市的审批流程很重要，项目怎么接入城市，建筑在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 第三，也许最关键的，它给了我和客户谈判的工具，让我能够在尽量保持建筑设计完整性的同时，也充分考虑现实的经济压力。成都来福士项目经历了两场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大地震，项目几乎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必须做出很多牺牲才能继续下去。我觉得自己在那个时候比大多数同行更有准备去应对。

二、当代MOMA与“开放街区”：理想照进现实了吗

观察者网：当代MOMA（Linked Hybrid）2009年落成的时候，北京主流还是门禁大院。您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底层打开，空中连廊。将近二十年过去，当年那种“开放街区”理念在中国真的扎根了吗？哪些走通了，哪些没有？

北京当代MOMA（本文建筑图片均为SHA设计）

罗伯托·班努拉：这个问题很好。我的理解可能和你不太一样。隐私和安全当然非常重要，我们完全尊重。但从当代MOMA做到现在，物业管理和技术手段进步了很多，实体围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不可或缺。当安全和隐私能够得到保障时，人们也会更愿意享受开放的公共空间，这种转变实际上已经在发生。这种趋势在商业、文化和居住混合的项目里最明显。上海可能比北京更突出，但北京近十年来涌现的混合功能项目，也越来越开放，与城市空间的连通性越来越强。

就拿我们现在身处的当代MOMA来说，它依然是一个开放社区。中心有影院，有展厅，底层有咖啡店、餐厅、商业街，外面的人随时进来。它找到了安全隐私和公共开放之间的平衡——安全和隐私并没有被底层的那些公共功能所侵蚀，因为它们被安排在不同的层面上。

不过要说真正的先驱，我觉得是我们在成都做的来福士广场（Sliced Porosity Block）。据我所知，这是我在中国19年里见过的第一个在所有层面上100%向城市开放、与城市融为一体的项目。人行道变成广场，广场变成下一条人行道，你穿过项目就是穿过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没有一道生硬的分界线。我看到，至少在混合功能项目这个领域，这种理念比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走得远多了。

三、微型城市主义：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观察者网：您在很多场合讲“微型城市主义”（micro-urbanism）和“建筑作为社会平台”（architecture as a social platform）。用最直白的话说，这套想法针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它和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开发商的商业逻辑，碰撞点在哪里？

罗伯托·班努拉：又是一个好问题。这也许是我的城市经济学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了。

微型城市主义的核心理念是，这些超级地块应该尽可能容纳互补的功能——不只是办公和商业，还有居住、文化、教育、休闲。它最适合在城市中心实现，原因很简单：很多传统城市的中心区到了下午五六点，随着办公人群离开，就开始“睡去”。你已经修好了道路、地铁、公交线路，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在下班之后严重闲置。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整整12个小时，这些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会大幅下降。如果把居住和其他功能引入城市中心的“超级地块”，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必然会提升。这是第一步。

阿尔巴尼亚卡彭酒店

第二层，想想那些住在城郊、每天通勤进城上班的人。单程随便就是一个半小时，一天两到三个小时花在路上。如果大型开发项目能同时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和住宅，那这两三个小时就还给了家庭。谁不愿意把这两三个小时用来陪伴家人，而不是耗在通勤路上？

所以我们事务所的哲学是：微型城市主义不仅提升了城市中心区的品质以及基础设施利用率，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如果建筑能承载尽可能多的功能和社会互动，那么建筑本身就可以成为社会交往的平台。这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但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成都来福士是我们最成功的一次尝试——而且这件事，我们只能在中国做到。我们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做到过这个程度。

四、超大尺度里怎么留住人

观察者网：成都来福士31万平方米，杭州山水46万平方米——这种量级基本相当于半个市中心。这么大的项目，怎么避免最后变成一个只能远看、留不住人的景观？有没有什么原则是您来中国之后才体会到的？

罗伯托·班努拉：这些项目之所以能成功，之所以没有变成荒废的景观，我觉得取决于几个因素。

首先是设计品质。这些空间要让人感到舒适、愿意停留，材料和细节处理很重要。人进入这些空间之后，要在身体感受上足够舒适，愿意停下来，而不是匆匆离开。

其次，公共区域必须有可持续运营的内容。我说的不只是商业。说实话，中国的电商已经非常发达了，人们几乎什么都可以在家通过微信、支付宝下单。在一个漂亮的公共空间里设置商铺，已经不够了。人们现在真的需要一个理由才会出门。

那什么能把人拉出来？是艺术和文化。当然你需要商业来支撑空间的经济运转——这又是我的经济学学位在说话了——但光靠商业已经不足以把人吸引到公共空间里来。

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学到的一点。中国城市规划中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大型开发项目必须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设施。不只是卫生间和应急场所，而是真正的文化元素。我们在上海做的文体中心与医疗驿站就是一个例子，它是整个片区规划的一部分，要求为社区提供这些设施。欧洲和美国也有类似要求，但没有中国这么系统、这么受重视。这种将文化和公共服务功能纳入规划要求的做法，是让大型开发项目长期保持活力的关键。

五、项目类型的转向：市场推的还是自己选的

观察者网：近年来中国把大量资源投入高科技园区——机器人、半导体等产业。您在中国的项目也肉眼可见地从开发商大盘转向科技总部和文化建筑。这里面有多少是市场推着走的，有多少是SHA自己挑的？

罗伯托·班努拉：说实话，两者都有。我们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市场环境去工作，必须回应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的变化。但同时，你也不必来者不拒。我们一直有意识地保持一个不太大的团队规模，这样我们就能更坚持自己的设计理念，也能在项目选择上保持主动。

我们选择那些对我们、对城市、对国家都有意义的项目——有文化成分或公共空间成分的项目。无论是科技行业的总部，还是纯粹的文化公共建筑，都能找到这些元素。

赫尔辛基蜿蜒住宅

我们在中国一直非常幸运，收获颇丰，对这些年在中国的经历始终心存感激。我们觉得这里是家。从2006年在北京设立办公室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欢迎，感受到中国有那种"做大事、敢为先"的气质。所以我们一直扎根在这里，随着市场调整和新机会的出现继续做项目。总结一句话：我们在市场现实中工作，但同时会审慎地选择那些忠于我们理念、能创造某种公共利益的项目。

六、中国科技园区的同质化问题

观察者网：有时候我去北京或杭州参加科技行业活动，总觉得不同城市的高科技园区长得很像。在您看来，是不是这类建筑确实容易陷入雷同？

罗伯托·班努拉：至少从我们自己的作品来说，不是这样。我给你举三个我们在中国做的大型项目：深圳万科中心、北京当代MOMA、成都来福士。三个项目截然不同，因为它们都高度回应各自的场地条件。

万科中心完全依附于场地的地理特征，那个方案只能出现在深圳，而且只能属于那个具体的位置。成都来福士之所以是那样的形态——"切片多孔"——是因为人民南路、二环路、省体育馆的关系，它只属于成都那个地块。而北京当代MOMA面对的是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形成的"墙"和南侧已有社区的限制，所以变成了庭院式布局。三座城市，三种回应，三种建筑语言。

我理解你去深圳或广州的某些片区，看到的可能全是玻璃幕墙高楼。我没法替其他建筑师说话，我只能说，如果换成我们在北京CBD或者任何一个那样的地点做一栋塔楼，它在每个地方都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会去寻找城市的具体肌理、人们的生活方式、客户的理念，最终形成的建筑一定会有所不同。

七、什么样的建筑能留下来

观察者网：中国城市化推进得很快，有些建筑没几年就被改掉甚至拆掉了。做了这么多项目之后，您觉得决定一个建筑能不能留下来的关键是什么？

罗伯托·班努拉：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就我们自己而言，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哪个项目在十年后被拆掉改做别的用途。如果真的遇到，那肯定很痛苦，因为你倾注了太多心血和期望。

上海中粮南桥半岛文体中心与医疗服务站，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的浦南运河畔

我想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建筑本来就应该持久。从经济角度和环境角度看，你在建造过程中投入了大量资源、产生了大量碳排放，十年、十五年后再推倒重来，对环境不负责任。

在我看来，能留下来的建筑，第一，它追求设计卓越——精心构思、回应城市和使用者的需求、材料和细节做到位。第二，它提供了社区真正需要的功能，这些需求会持续存在，就没有理由拆掉它。第三，客户的眼光和雄心很关键——好的客户既有远见，也尊重建筑本身，并且愿意追求最好的结果，建筑就不会在十几年后衰败。

但话说回来，过去二十年教会我们的一件事是：我们不能只解决当下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应当下，但同时要想这个项目怎么在20年后还能适应变化，40年后还能调整，100年、150年后还能站在那里。这方面，我们所有人都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八、中国与西方：建筑视角下的深层差异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您在智利、美国和中国三种建筑文化里都工作过，除了规模和速度，您觉得中国和西方在建筑的构想和接受方式上，最深层的差异是什么？

罗伯托·班努拉：这个回答会非常主观。我不想以建筑师的身份回答你，我想以一个人的身份回答。

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出差，但每次回到中国，我都觉得自己生活在未来。我去欧洲或者回美国，再回到中国，我会再次感受到中国城市运行的高效率、安全感和便利程度，以及非常高水平的基础设施。

不只是高铁、机场、光纤、互联网这些硬件本身做到了最好，更重要的是，这些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普惠性，价格很低，运营效率极高。我从建筑师的角度看到的是，所有这些基础设施指向的是公平的发展——每个人都能享用高铁，每个人都能坐得起国内航班，每个人都能用上先进的技术。这对我来说就是未来。

我并不想批评西方，那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想强调我在中国生活时看到的这些积极面。过去18年，也就是我一直在这里的这段时间，这个国家在这些方面进步了太多。生活品质，在我看来，一直很好。这也许很主观，但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说——因为我就住在这里，我每天都在经历这些。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的北京。你应该来看看，刚入秋的北京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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