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西北“守常”李子洲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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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洲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李子洲（1892年12月23日—1929年6月18日），名登瀛，笔名逸民。陕西省绥德县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西革命的先驱者和陕北共产党的奠基人，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

由于家境艰难，十五六岁才开始上学。1917年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

五四运动中，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积极参加火烧赵家楼等正义斗争，不久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至1922年，参与进步刊物《秦钟》《共进》半月刊的创办和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的创建，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先后发表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纪念五一》等十余篇文章，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

1923年，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12日至次年五月李子洲先后组织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

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

原题：李子洲之死
来源：党史博览2000年10期

作者：李镜

目录：

️因叛徒出卖而入狱，李子洲陷入深沉的回忆中

️阴差阳错，真英雄劳而无功

️李子洲“耻食周粟”，病死狱中

因叛徒出卖而入狱，李子洲陷入深沉的回忆中

1928 年夏天，坚持了50多天的渭华起义被敌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起义军民的鲜血染红了滚滚渭河水。

起义失败后，在敌人用铁血制造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的被捕，有的被杀，也有的逃跑了，叛变了。关中道上，崇高者和卑劣者共同串演着一出交织着崇高与卑劣的活剧。

有西北“守常”（李大钊）之称的李子洲被叛徒出卖了。坚定的信仰，注定了他只能持节赴死。

在和死亡约会前的漫长等待中，躺在看守所一堆破棉絮上的李子洲，整日望着铁窗外的一线蓝天，失血的脸色平静而安详。晚上，他会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拖着哗哗作响的镣铐，走到小窗口前，望着满天星斗，用浓重的陕北口音低声吟诵一首他喜欢的诗：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死不可怕，但壮志难酬。37岁的李子洲遗恨绵绵⋯⋯

赤旗飘扬过后，身陷囹圄的李子洲所能做的只剩下了冷静的思考。

他记起了那个飘着细雨的黄昏。在那个黄昏，刘志丹拖着病体，裹着尚未褪尽的烟尘，闯进了西安东羊市自己的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渭华起义彻底失败的消息。

那个黄昏，对于兼管军事的陕西省委常委李子洲来说，显得过于阴沉。望着当年榆林四中自己的学生，李子洲浓眉紧锁，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他愁绪绵长地对刘志丹说：“看来，要实现《全陕总暴动决议案》，还得从头来……”

刘志丹一怔——他没有想到，直到眼下，他的这位老师的心还放在武装起义上。

显然，即使在陕西各地武装起义已经失败以后，办事认真的李子洲还没有完全放弃由他起草的这个全陕总暴动计划。

刘志丹说出了心中的疑虑：“清涧起义，李象九的部队打完了；渭华起义，许权中旅又拼光了；眼下，冯玉祥、宋哲元对我们加强了控制，新的武装起义，恐怕一时半会发动不起来。”

李子洲怔怔地看了刘志丹一阵，然后点了点头，显然，他无可奈何地默认了。他又踱回到桌子旁坐下，顺手拿起他看了无数遍的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这是4月初省委书记潘自力从上海返回时带来的，也是迄今为止，省委收到的中央最后一份文件。在此之前，中央已经多次指示陕西省委，要以各种斗争反对冯玉祥，特别提出了武装起义。在潘自力赴上海的3月，李子洲主持下的陕西省委即根据中央指示，积极策划暴动。到潘自力回来时，渭华起义的前线指挥机关——以刘继曾为首的陕东特委已经成立，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李子洲想以卓越的工作，努力摆脱陕西省委一直无法摆脱的“机会主义”。

一个雄心勃勃的暴动计划已有腹案，陕东，西府，渭北……他将党在各地的力量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派出了许多共产党员奔赴各地。等到潘自力回到西安，已是渭华暴动的前夜。他带回的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更加坚定了陕西省委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心。

那是一些令人振奋的日子。潘自力回到西安后，向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即匆匆赶往渭华，亲自部署渭华起义。在潘自力前往渭华的这段日子，李子洲依然代理省委书记，作为兼管军事的他并不比省委书记轻松，为了配合清华起义，他在积极组织其他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起义。

他也曾考虑过那些起义的结局，他不知道，在那些没有党的任何正规武装力量配合的地方发动起义，有没有成功的可能。然而这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刚一露头，他便很自觉地将它堵回去。他清楚，一项计划已经确定之后，最重要的是领导者的决心。暴动，是全党压倒一切的工作，作为一个老党员，他没有理由怀疑。

如今，渭华起义失败了，其他起义也都失败了。他不知道中央怎么看待这些失败的起义。

在那个细雨绵绵的黄昏，李子洲和他昔日的学生坐在闷热的昏暗中，大半时间相对无语。这位当年带头火烧赵家楼的“五四”骁将，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中。

已经不知什么时候了，刘志丹起身向自己的老师告别。他对老师说，他想回陕北老家去。他说陕北山高皇帝远，人熟好办事，铺下身子干他个三年五载，不愁拉不起一支共产党的队伍来。李子洲紧紧抓住了刘志丹的手，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显得明亮起来。他说，看样子共产党搞武装，得走毛泽东的路子。他祝刘志丹成功。

刘志丹匆匆走了。李子洲点上一支烟，又陷入了少有的孤独中。

阴差阳错，真英雄劳而无功

李子洲盼着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的省委常委蒲克敏快点回来。

已经三四个月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了。眼下，陕西的革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他需要中央的指示。

李子洲完全不会得知，就在他为无法实现全陕总暴动而焦灼的时候，党中央正在纠正自 1927年11月就已经开始了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陕西省委，对几个月来中央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共产党“左”倾盲动错误的文件《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的关于立即停止盲动主义的中央第44号通告，也不知道刚刚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批判。从4月中央政治局发出第44 号通告起，“左”倾官动主义即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已基本结束，而陕西的渭华起义却正在热火朝天的拉开序幕。

更意味深长的是，6月13日，也就是“六大”召开前5天，年轻的陕西省委在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还通过了《全陕总暴动决议案》，鼓动几乎没有任何胜利希望的各地新的暴动。

就这样，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中央正在批判着的东西，陕西省委由于不能及时得到消息而依然在坚持。处于幼年期的陕西省委对于中央是忠诚的——他们相信党的大脑。但是，此时的中央同样没有脱离他的幼年期。

李子洲终于盼来了中央的吉音。12月，蒲克敏带着“六大”文件返回西安，直到此时，陕西省委才正式得到中央纠正 “左”倾盲动的指示。
李子洲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中。

当然，他也立即意识到作为陕西一系列武装起义具体策划者的自己，将要面对的处境。

1929年1月，在富平县美原镇，由再次代理省委书记的李子洲主持召开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此前，省委书记潘自力已被逮捕）。由于在渭华起义的准备阶段，潘自力在上海，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加之他又是分管军事的省委常委，因此，在清理陕西的“左”倾盲动错误时，他自然成了众人批评的主要对象。会上，李子洲没有为自己辩解。

会议结束时，会议主持人已由李子洲换成了曹趾仁、在这次会议上，执论激烈的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曹趾仁当选为省委书记。顺理成章，应该成为省委书记的李子洲仍任组织委员。之后不久，马云藩接替曹趾仁当了共青团省委书记：忠厚的李子洲同样觉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当时他不会想到，省委的这次人事调墼，将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新当选的党、团省委书记曹趾仁、马云藩处事做人，并不像他们的言词那样慷慨昂扬。二人在回到西安不久即相继被捕、叛变，从而导致了陕西党、团组织的一次空前大劫难。

李子洲被捕是在午夜两点。当他被带出自己的住处时，他看见了躲在门道暗影里的曹趾仁。他朝他鄙夷的笑了笑……

李子洲“耻食周粟”，病死狱中

李子洲被捕后，由于极度受刑和营养不良，很快就病倒了，但即使在此时，生之大门并没有对他完全关闭。他与时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很熟——1927年初，五原誓师后刚进西安的冯玉祥实行国共合作，李子洲被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与当时任冯玉祥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宋哲元多有接触。在看守所，宋哲元多次派人暗示，他可以给他自由，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放弃共产主义，放弃武装暴动：李子洲摇头作答。

不得已，宋哲元亲自出马，来到了看守所。此时，李子洲已经十分虚弱，他戴着全副镣铐，被难友们搀出了牢房。在狭小的院子里，他们彼此打量了一阵，宋哲元首先开了口。他说：“李先生、以你的才学，若致力于教育，定会有大建树，不知为什么偏偏迷上了俄国的列宁？列宁有什么好处？”李子洲淡淡一笑，说：“宋将军，这你就不懂了，列宁不只是俄国的，他是全世界的。至于说列守有什么好处，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主张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平等。如果他的主张实现了，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剥削和压迫，就再也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你说，他不好吗？”宋哲元的脸涨得通红，避开话锋说：“念你我往日之交，我想放了你。”李子洲问：“有条件吗？”来哲元说：“不知道李先生从这里出去后，还干不干共产党？”李子洲文淡淡一笑：“我知道你不会放我。”宋哲元悻悻地走了。

李子洲拖着脚镣又回到了牢房——这是他自愿选择的结局。

他的病在一天天加重。夏天来了，苍蝇蚊子肆虐起来，极度虚弱的李子洲又染上了伤寒，身上忽冷忽热，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刘继曾等狱中战友联名要求保外就医不准后，又要求将李子洲送往外面治疗，依然不准。最后，狱外友人只好将医生请到狱中来探诊。医生要求将脚镣去掉，反动当局置之不理。

奄奄一息的李子洲大部分时间紧闭双眼，咬着牙，在痛苦中一分一秒地捱着。

李子洲的最后时刻，在医生和难友们的强烈要求下，军事裁判处处长肖振瀛才派人来给他卸去脚镣，他却愤怒地挥挥手，说：“不用了。”

1929年6月18日深夜，38岁的李子洲带着脚镣，静静地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