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戏为媒：红军长征途中的戏剧动员

2026年第9期 总第832期

以戏为媒：

红军长征途中的戏剧动员

｜文/郭武轲｜

编者按：2026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红色文艺发展的脉络，长征主题文艺创作研究绵延赓续、不断发展。革命年代，红色文艺凝心聚力，夯实革命文艺发展根基；新时代，红色文艺坚持守正创新，叙事视角与表现形式持续丰富，多元书写回望长征征程。为此，本刊特开设“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栏，梳理红色文艺发展谱系，探析红色文艺传承创新路径，探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大众化传播方式，助力长征精神依托多种文艺研究与创作落地生根、广为传扬。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戏剧进行宣传鼓动，从而起到凝聚人心、统一共识的作用。尤其是在长征途中，红军处于敌人围追堵截、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环境中，戏剧便成为开展动员工作的重要载体。红军通过系统化的组织保障、贴近现实的创作导向、灵活多样的演出形式，将戏剧动员深度融入行军作战与群众工作中，在鼓舞士气、发动群众、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革命动员模式。

一、组织建设：

奠定戏剧动员的基础

在瑞金时期，苏区就建立了较为专业的戏剧人才培养机构和各类戏剧团体。负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艺工作的瞿秋白将苏区培养文艺人才的“蓝衫团学校”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瞿秋白推崇“普罗大众文艺的理念”，强调“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组织了60个戏剧队走遍苏区各地。后来又在普通班的基础上增设红军班，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戏剧骨干。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等人从苏区戏剧工作中脱颖而出。1934年10月，高尔基戏剧学校及中央苏维埃剧团的部分演职人员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苏区的红色戏剧事业遭遇严重挫折，但燃起的星星之火并未熄灭。

有了苏区的戏剧实践经验后，红军在长征途中继续进行有组织的动员和宣传。一方面，组建专职文艺团体。各方面军及军团设有专属剧社，如隶属于红一军团的战士剧社、红军总部直属队的铁拳剧社等，军团设总社、师部设分社、连队设小组。规模最大的当数红四方面军的剧社，红四方面军下辖三个剧社，懋功会师后，李伯钊带领的红三军团宣传队和红四方面军的剧社会合，成员一度达到200多人。部分剧社还根据职能细化分工，如战士剧社分为讲演分队、艺术分队、张贴分队，承担不同的宣传任务，扩大宣传的覆盖面。除此之外，还注重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如红四方面军的工农剧社招收10余名12岁以下的小战士随团培养。

另一方面，构建机动灵活的机制以弥补人力不足。面对长征途中剧社人员不断减员的严峻状况，随时吸收群众参加戏剧演出，如红二军团剧社在云南宾川演出话剧《我要当红军》时，群众演员不够，临时从观众中邀请了两兄弟参与，哥哥是大学生，弟弟正在读中学，演出结束后，兄弟二人便要求参加红军。除此以外，红二、六军团在创作、编导与表演团队中采取专业与业余、干部与士兵、红军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机制使戏剧动员突破了专职队伍的局限，形成了全员参与的宣传氛围。

二、百花齐放：

创新戏剧动员的方法

囿于环境，长征途中搭戏台唱大戏不现实，因此以灵活化和便捷化为原则，在行军间隙、战地前沿、村寨广场搭建起流动的“革命舞台”，融合多种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动员。无论是集市、晒谷场、祠堂、渡口还是行军休息点，剧社的宣传员随时随地开演。乐器和道具因陋就简，有的剧社“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只大鼓，两只小鼓，十多支笛子”。道具则是根据剧情需要筹借或自制的，如将棉絮染黑，粘在脸上当胡子。夜晚演戏点燃捆扎的松树皮照明，散场后演员的鼻孔脸颊会沾满烟灰。尽管剧社演出过话剧、歌舞剧、活报剧等，“化装表演”最受群众欢迎。节目形式并不精致，但演员用大本嗓演唱，讲述当下发生的故事，讲述群众的身边事，而非古板的历史故事，演出生动幽默。这种“随地为台”的表演模式使戏剧演出紧跟部队行动，做到“行军不停、宣传不止”。

值得注意的是，红军的戏剧动员并非单一舞台表演，而是将戏剧与歌曲、舞蹈、快板、喊话等形式深度融合，形成综合宣传效应。红一军团宣传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开创了“鼓动棚”的宣传方式，当官兵行进疲惫不堪时，宣传队便会就地搭建棚子，以棚子为舞台，或打快板喊口号或唱革命歌曲，为官兵鼓舞士气。湘江战役时，战士剧社接受了设置“鼓动棚”的任务，此后无论是乌江渡口还是雪山之巅，“鼓动棚”在行军和休整时被多次运用，剧社的宣传员进行简短的戏剧片段表演或演绎快板，用“同志们，莫掉队，翻过山去就有大米吃”等直白的话语鼓舞士气。红一军团政治部干事李兆炳总结了这一创举，在《红星报》发表了《新的工作经验》一文，此后“鼓动棚”推广至全军。

三、凝心聚力：

实现戏剧动员的效果

长征途中的戏剧创作始终围绕中心任务，以现实题材为主、以历史题材为辅，实现“宣传、教育、娱乐”三位一体的动员目标，取得了“对内凝聚军心、对外发动群众、对敌瓦解防线”的多维度成效。

第一，紧扣行军作战的任务。行军途中官兵面临着“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的恶劣环境，尤其是红军主力进入西康的甘孜等地，官兵饱受高原反应的折磨，同当地藏族同胞语言不通，“致使部队广大指战员对时局感到失望和担心，士气非常沉闷低落”。因此戏剧创作围绕战斗胜利、攻坚克难等主题，用真实场景提振官兵士气。李伯钊在长征途中创作出《无论如何要胜利》《一起抗日去》等展现红军英雄气概的戏剧作品。红三军团宣传部部长黄镇以路边丢弃的破草鞋为原型，创作了活报剧《一只破草鞋》，该剧歌颂了毛泽东灵活机动、出其不意的战术，同时对敌人的狼狈不堪进行讽刺，蒋介石指挥数十万大军尾追我军来到金沙江边，却毫无所得，只拾到红军扔掉的一只穿烂的草鞋。该剧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联欢会上首演后，指战员捧腹大笑，毛泽东和朱德交口称赞，这是一部“好戏”。在内部动员上，惟妙惟肖的戏剧演出强化了官兵的革命信念。据曾随红六军团行军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回忆：一天一个士兵向他借帽子演戏，要化装成蒋介石，他们演得很成功，有位新入伍的战士以为台上被抓的真是蒋介石，竟拿起枪向台上瞄准，要不是旁边的战士眼疾手快，把枪口推向了天空，说不定“蒋介石”真的没命了。

第二，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红军每到一处，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效果很好。如在四川雅安地区，红军用川剧的形式编演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剧目《送郎参军》《母女放牛》，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军阀恶霸的剧目《打倒刘湘》《刘湘投江》《恶差人》等。在群众动员上，戏剧成为沟通红军与群众的桥梁。国民党反动派在百姓中散布谣言，污蔑红军，部分群众对红军抱有敌意，红军通过演出戏剧，揭露了国民党和封建军阀欺压百姓、拉夫抓丁等劣迹，宣传了“苏维埃政权是穷人的大救星”等理念。李伯钊带领剧社在习水县土城演出话剧《夫妻争当红军》，通过直观及富有感染力的演出，很多群众当场便报名参军，实现了“扩红”的目标。有些地方戏艺人受红军影响，创作了宣传红军政策的节目，如滇剧演员黄雨青在云南嵩明目睹红军秋毫无犯的作为后，编演了一出名为《人民兴奋》的地方戏，结尾处唱响的“拥护共产党，拥护毛委员”是百姓的真情流露。

第三，锚定瓦解敌军的目标。戏剧通过展现国民党军士兵的思乡之苦、被压迫之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本质，传递共产党“官兵平等”“抗日救国”的主张，引导国民党军哗变。危拱之曾说：“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了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在对敌动员上，戏剧以“以情感人”为突破口。部分国民党军士兵通过观看演出，了解到红军的真实主张，纷纷弃暗投明。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为了统战高福源部，李克农编写了剧本《你走错了路》。鉴于高福源部东北籍官兵众多的情况，李克农借用东北民歌的曲调，创作了一首名为《打回老家去》的歌曲插入剧中。该剧连演两天后，东北军官兵大都学会了唱这首歌，当剧情演绎到妻子向团长诉说东北家乡被日寇践踏，自己流离失所的种种苦难时，台下包括高福源在内的东北军官兵全都泣不成声。这种情感共鸣式的戏剧宣传，有效地动摇了敌军军心，为争取敌军投诚、扩充革命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戏剧演出还承担着调查民情、收集情报的隐性动员功能，宣传员在演出前后召开群众座谈会，鼓励百姓诉苦，借机摸清当地土豪劣绅、土匪分布等情况，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剧社的同志们往往承受更大强度的工作，如戏剧骨干危拱之一方面进行戏剧动员，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伤员、筹款筹粮、调查社情敌情，她身上的辎重常常多达20斤。罗瑞卿对戏剧工作做出评价：“剧社不单单唱歌、跳舞、演戏，更重要的是做部队的政治宣传和群众工作，是军中的宣传队、工作队、战斗队。”戏剧这一载体，将革命理想与动员目标精准地渗透到每一个关键环节。

四、结语

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考察共产党领导的宣传工作后得出结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长征途中的剧社是流动的宣传队，而戏剧犹如播种机，一路走来一路演，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播撒至部队所到之处，在群众的心中开花结果。胡底、钱壮飞等戏剧工作者厥功至伟，均在长征途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026年，值此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仍然可以获得现实启示，当代戏剧工作者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充分挖掘地方戏等本土文化资源，融入新时代的价值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文系202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文化空间视域下河南‘十七年’戏改研究”（24YJC760033）、河南农业大学2024年教改项目“河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的创新性教学研究”（2024TSJGLX27）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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