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盗窃罪获不起诉结果

案情简介

蒙某某有正规工作，收入稳定。2025年某日晚上，蒙某某与配偶雨后逛街，天降大雨，蒙某某便独自进入路旁一家文具店购伞。

在购伞过程中，蒙某某发现店内公共货架上放置有一部手机，其间先后有数名顾客拿起该手机点亮屏幕、相互交谈，但均未将手机带走。蒙某某误认该手机系顾客遗落、无人占有的遗忘物，遂临时起意，将手机带离现场。

拿到手机之后，蒙某某心生忐忑，明知开机将触发定位功能，仍多次开机查看是否有来电、信息，以判断有无失主找寻，并曾起意归还、投案，但由于当日太晚，打算次日归还，还没睡醒就在其住处被公安人员抓获，手机被当场扣押。

经价格认定，该手机价值5000余元，已完好发还机主，机内数据未灭失。公安机关以蒙某某涉嫌盗窃罪立案并刑事拘留。

家属委托我们后，我们积极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申请，蒙某某于拘留后第十一日被取保候审。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因始终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公诉机关初期倾向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提出实刑量刑建议。辩护人就此反复沟通，指出谅解一直在争取、当事人亦具备退赔意愿与能力，被害人在财物追回后拒不接谈、客观上无法联系，方是谅解缺位的真实原因，谅解并非不起诉的决定性条件。经全面审查，检察机关最终对蒙某某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

争议焦点

第一，蒙某某误认他人临时放置的手机为遗忘物而取走，其主观上是否具有盗窃的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应如何评价？

第二，店内监控及蒙某某取走手机后的行为，能否证明其系临时起意、基于对财物占有状态的错误认识，而非蓄意秘密窃取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

第三，被害人在损失已获弥补后拒不接谈、无法联系，导致谅解不能，这一程序上的不利后果应否归于犯罪嫌疑人？谅解是否为盗窃案件不起诉或适用缓刑的必备要件？

第四，在公诉机关拟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实刑量刑建议的情况下，能否经辩护转为酌定不起诉？

辩护思路

（一）依监控时间线还原财物占有状态与行为人主观认知，本案系临时起意的误取，而非蓄意盗窃

盗窃罪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为构成要件。判断蒙某某的主观心态，不能仅凭手机位于店内这一结果客观归罪，而应结合监控所固定的现场经过予以还原。

辩护人阅卷后第一时间请求检察院调取店内监控，逐帧梳理，形成如下时间线：22时06分许，机主将手机放置于货架；22时07分许蒙某某出现在店门口，机主则处于监控盲区更换雨衣，故蒙某某进店时既不知机主在场，亦不知手机归属；22时08分许，先后有两名顾客拿起、点亮手机并交谈，均未取走；22时08分44秒，蒙某某取走手机；22时10分许，机主更换完雨衣随同伴离店，未回头、亦未察觉手机遗失。

上述时间线与蒙某某供述相互印证：其系见手机被多名顾客触碰、点亮而无人认领，方误判为遗忘物、临时起意取走。机主对手机的占有在法律上并未丧失，只是出现短暂松弛，而蒙某某对此产生了与一般人直觉相符的错误认识。其既无预谋、踩点，亦无特定侵害对象，与蓄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或紧密占有财物的盗窃，在主观要件上存在实质差别。

当然，介入后我们也研判过辩护方向：案件发生在店内，即使是遗忘物，占有也会转移给商家，故在这种情况下取物一般仍认定为盗窃罪。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放弃了无罪辩护方向，转为罪轻辩护。

（二）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显著较低

在罪轻辩护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本案源于对财物占有状态的认识错误，具有刑民交叉属性。普通公众通常认为，公共场所内被数人触碰而无人认领的物品即为遗忘物，往往不了解该物在刑法上仍可能处于机主或经营者占有之下，更不知擅自取走可能构成盗窃。此种违法性认识错误虽不阻却犯罪成立，但足以反映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典型盗窃的恶意，主观恶性轻微。

第二，取走手机后的客观行为，反映其并未形成稳固的非法占有意思。蒙某某明知开机会暴露位置，仍反复开机查看失主信息，曾起意归还、投案，只是因为时间太晚没来得及实施，亦未销赃、变现或删除数据，足见其占有意思始终处于动摇状态，悔罪具有内在基础。

第三，行为人不具有盗窃的动机与必要性。蒙某某和配偶均有正规工作，家庭收入中等偏上，涉案手机价值与其合法收入明显失衡，实施行为纯属法律意识淡薄下的偶发之举，而非以窃取财物牟利。

为此，我们提交了当事人的工作证明和收入情况，证明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收入稳定，主观恶性轻微。

（三）客观危害后果轻微

典型的扒窃、入户盗窃手段隐秘、针对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且常因被发觉而衍生人身危险。本案蒙某某系在公开货架前、未刻意回避他人的状态下平和取走手机，未与任何人发生接触，未破坏设施，不具有人身危险性。手机于次日即被完整追回、数据无损，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已完全恢复，亦未引发盗刷、销赃等次生危害，对财产秩序和公众安全感的侵害明显轻微。

（四）本案的关键博弈：被害人失联导致谅解不能，不应成为科处实刑、排斥不起诉的理由

审查起诉初期，公诉机关以未取得谅解为由，倾向适用简易程序并提出实刑量刑建议。辩护人认为，以“无谅解”作为从严处理乃至排斥不起诉的决定性依据并不合理，案件应当结合情节、社会危害性综合考量，我们第一时间阅卷并提交了书面意见。

其一，谅解缺位系客观障碍，而非当事人拒不悔罪。案发后当事人及家属赔偿意愿明确，愿按手机价值的两倍退赔，并请求办案机关两次代为协调；但被害人手机已完好追回、无财产损失，且身处异地，此后拒不接听电话、无法联系，致退赔和解无法推进。被害人不配合系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不能将由此产生的程序不利后果归于蒙某某。为固定退赔诚意，辩护人还提出可将补偿款依法提存，以无接触方式履行退赔，其悔罪态度已通过可行方式积极体现。

其二，被害人“不接谈”不等同于“不谅解”，更非要求严惩。被害人在损失恢复后回避沟通，多出于无经济诉求、异地成本、害怕麻烦等心理；倘若其坚持追责，通常会作出要求从重处理的明确意思表示，而非单纯失联。

其三，侵财案件中返还原物已使受损的财产关系得到修复，此时应弱化谅解书的权重。若坚持以赔偿谅解为从宽前提，将形成财物完好追回者无从赔偿、反而难获宽缓，财物被挥霍灭失者反可借赔偿换取谅解的倒挂，与退赃退赔制度修复受损财产关系的本意相悖。

其四，谅解系酌定从宽情节，并非不起诉的法定必备要件。根据盗窃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盗窃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具有法定从宽情节、获赃较少且非主犯、被害人谅解，或者属于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等情形之一，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辩护人检索了南宁本地多起未获谅解仍作出不起诉的盗窃案例，说明“无谅解即起诉、即实刑”并非司法惯例。为充分评估社会危害性、消解办案顾虑，辩护人另依法申请召开听证会，建议以公开听证方式审查其是否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

（五）起诉的附随后果与本案罪责明显不相适应

蒙某某系初犯、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有固定职业与稳定家庭，配偶在审查起诉期间查出怀孕，对其不予追诉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也无再犯可能。反之，一旦起诉判刑，其将因犯罪记录丢失工作，家庭随之受到影响，子女也会背上三代以内的犯罪记录，刑罚的附带代价远超本次偶发行为的危害程度。

律师工作

侦查阶段，辩护人在拘留后及时会见，固定购伞进店、观察误判、多次开机等关键事实，提交不予批准逮捕申请书，从主观恶性、客观危害、社会危险性及非羁押保障等方面论证无逮捕必要，蒙某某于拘留第十一日取保候审。

审查起诉阶段，面对公诉机关适用简易程序、判处实刑的初步意见，辩护人全面阅卷并逐帧梳理监控，提交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意见，将临时起意、误判占有状态建立在客观证据之上；两次推动办案机关协调退赔谅解，在被害人失联后提出补偿款提存方案；围绕“谅解并非不起诉决定性要件”提交本地类案检索报告并申请听证，同时结合认罪认罚、初犯偶犯及家庭情况持续提出酌定不起诉意见，最终推动办案机关转变处理立场。

案件结果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蒙某某实施了盗窃行为，但具有认罪认罚、涉案财物已发还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遂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蒙某某未被提起公诉、未被判处刑罚，得以保住工作，其子女出生时父亲亦无犯罪记录。

结语

侵财案件的定性与处理，关键往往在于行为人行为时对财物占有状态的主观认知。店内货架上的财物，机主虽短暂脱离视线，其占有并未丧失；行为人误认其为遗忘物而取走，通常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但该认识错误，连同取走后的归还意思、未销赃变现等情节，直接决定对其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的评价。辩护人应当借助监控时间线等客观证据，将“临时起意、误判占有”还原为可被采信的事实，而非停留于单方辩解。

本案更具实务意义的，是如何正确对待谅解的地位。谅解是重要的酌定从宽情节，却不是不起诉或缓刑的法定前提，更不能在被害人失联、损失已经恢复的情况下，异化为对被告人不利的依据。当退赔因被害人原因客观不能时，辩护人应通过补偿款提存、类案检索、公开听证等方式固定悔罪表现、论证不起诉条件，尤其要警惕以无谅解为由径行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实刑量刑建议的倾向，及时在审查起诉环节将案件拦下。

同时需要提醒：遗忘物的认定有明确的法律边界，公共场所内的物品即使一时无人看管，也可能仍处于权利人或经营者的占有之下。拾得他人遗落物品，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交还经营者或报警，切莫以“以为无人认领”为由自行带走，认识错误通常不能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作者简介：黄毅律师，95后，广西南宁刑事律师，硕士学位，经济与职务犯罪法律事务部主任，广西刑事律师论辩赛“最佳风采奖”，亲办案件获广西律协2020-2025优秀案例，执业以来获多起无罪（含不起诉、撤回起诉、取保后不追责）、取保候审结果，办案全程可视化，各流程主动反馈，打破信息差，保证刑事案件家属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