菌群像器官一样可以移植？健康的便便真能卖钱？

　　酸奶、益生菌、发酵食品，真的能把菌群养好吗？粪菌移植靠谱吗？在未来，查菌群会不会像验血一样，成为决定治疗方案的重要指标？

　　菠萝：发酵食物、酸奶这类东西，对咱们的基石功能群到底有没有好处？

　　赵立平教授：聊发酵食品，先得理解它在人类进化史上是怎么来的、怎么起作用的。

　　远古时候，人类没有食品加工储藏技术。比如挤了牛奶放着，一两天就长菌了——有时候长的是腐败菌，吃了会拉肚子，甚至致命。祖先就发现，凡是腐败发臭的食物不能吃。但有时东西变酸了，试着吃吃，却不拉肚子，还能吃。所以很多发酵食品，包括发酵奶制品（酸奶）、发酵类谷物（酸米汤、酸面包），里面其实长的是乳酸菌。食物变酸后，营养成分没损失，反而得到保护。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观察到这个现象，于是学会了把吃不完的食物通过发酵保存下来。所以发酵食品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功能是保存食物，不是为了“益生菌”才吃。

　　但客观上，这类食物往往高膳食纤维，尤其是谷物、蔬菜类发酵品，纤维含量高，也能间接支持基石功能群，所以有一定健康效应。

　　至于里面的菌本身有没有效，得研究。很多发酵菌到肠道里既不能繁殖，也产不出有益物，最后原样排出。但经过它发酵产酸，保护下来的营养被我们消化吸收；如果食物本身就带膳食纤维，那这些纤维也能扶持基石功能群。所以我认为，发酵食品的健康效应，主要来自膳食纤维，不主要来自里面的菌。

　　当然，现在有很多益生菌研究。如果某个菌确实有确凿临床试验证据，证明它有特定益生功效，当然也能带来健康效应。但关键在于证据。

　　所以大家会问：那么多益生菌产品，我选哪个？我教大家一个小窍门：看配料表，它标的菌必须有三样东西才算“标到位”：第一，属名；第二，种名；但光有这两个不够，因为同名同姓太多，必须再有菌株编号，就像身份证号。益生菌的功效是具有特异性的，也就是说同一个种里，具体到哪个菌株，做了深入研究、临床试验，才能说它有什么作用。这个编号是发现者给的，代表权利和责任。

　　你把配料表里列的所有菌名、属名、种名、菌株编号抄下来，丢给AI，让它查：这个菌有多少研究证据是益生菌？如果没什么论文，那就别交智商税了，钱能省就省。如果确实有降血脂等论文，哪怕只是小规模实验，你也可以试试。这叫“基于证据的消费行为”。

　　菠萝：说到益生菌，我一直没搞明白：胃里是超酸性的，吃进去的菌真能活着到肠道吗？

　　赵立平教授：所以真正的益生菌，本身要能抗胃酸、抗胆汁、抗消化酶，从上到下活着过来，这本来应该是基本标准。不过现在也有研究证明“死的也有用”。比如某些基石菌能升高T细胞、抗炎，有些因子是活的时候分泌出来的，有些则嵌在细胞壁上，哪怕菌死了，但细胞壁上那个刺激T细胞的成分还在。但不管死活，不管产物还是尸体，要判断是不是有用的益生菌，归根结底是要有证据。

　　菠萝：有些商家卖益生菌还强调“活菌数”，说越多越好，真的是这样吗？

　　赵立平教授：从原理上，如果是活菌起作用，活菌数高些应该更好——尤其要考虑货架期，出厂标100亿，吃到嘴里还剩多少，这确实有道理。

　　但问题是：必须100亿才有效，还是10亿就够？菌在储存期间可能死亡，死多少？菌数和效果的关系，需要证据。一般规律是：如果这菌进到肠道能长，就相当于播种，那只要种子够就行。但如果只是靠活菌硬挤占位，那可能菌数高些才有效。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基于证据的消费，负责任的厂家应该回答这些问题。

　　菠萝：我个人直觉，补充益生菌有个难点：假设肠道菌群已经混乱，相当于病生菌占满了“生态位”，杂草丛生，你光撒种子，种子真能挤进去吗？

　　赵立平教授：的确有难度。肠道本来就长满菌，很可能病生菌密密麻麻，没空位。来的菌又不能繁殖，就靠喝进去那点量，要起效确实难。所以还是得有证据。

　　菠萝：所以我总对补充单一益生菌有所担心。还是觉得多样化的生态才稳定。而且基石功能群也不是一种菌，应该是一群。

　　赵立平教授：平时大家总说要多样性，其实这个说法太简单化了。我们2018年发在《科学》杂志的临床试验有个反常识的结论：糖尿病人的菌群干预前多样性很高，但把基石功能群养起来后，整体多样性反而下降了，而疾病明显改善，炎症减轻，糖化血红蛋白下来了。你能说是越搞越糟吗？

　　因为一开始多样性高，是因为长了一肚子病生菌。等我们把基石功能群养起来，病生功能群被压下去，整体多样性就降了。我们算了个“基石功能群多样性系数”，发现它越高，三个月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越低，相关性很强。甚至用一个月的数据就能预测两个月后的效果。所以多样性确实重要，但不是所有菌的多样性，而是真正起作用的基石功能群的多样性。

　　菠萝：那另一种补充方式，大家也谈得多，就是益生元。我理解益生元就是“施肥”？

　　赵立平教授：对，益生元基本就是“菌群可及性碳水化合物”（MACs）。但益生元不等于FACs（可发酵碳水化合物复合物），这个很重要。而且要看它是否是单一的。我们说的益生元往往是纯化的一种糖或多糖，比如菊粉、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等。它们结构相对单一。这类益生元最大的问题：它们只是MACs，不一定是FACs，或者说不一定能起到FACs应有的作用。

　　为什么要有基石功能群？因为古人类每天吃进去的膳食纤维结构太复杂——树叶、草根等，如果没有一群菌齐心协力分解，很难利用好。现在你直接摄入单糖或简单多糖，菌群各吃各的，协作就没了。短期内它确实能把一些基石功能群扶起来，也有健康效应，但不稳定。比如便秘，吃益生元产品一开始很有效，吃着吃着效果越来越差。因为益生元不只基石功能群能用，病生功能群也大概率能用。一开始基石功能群占优，时间一长，别的菌也扑上来抢，效果就被抵消。所以纯化的、单一的益生元，仍不能满足恢复复杂生态系统的需要。

　　菠萝：那您理想中，要做一款真正有效的“FACs”产品，该怎么设计？

　　赵立平教授：我们做了第一批制剂。首先，通过全球38套数据（跨越亚洲、欧洲、美洲，十年时间，不同人群、不同疾病），把基石功能群鉴定出103株，病生功能群181株。这103株相当于人类共有的基石菌库。每一株我们都有全基因组序列。它们之所以能利用膳食纤维，是因为有降解纤维的酶——叫碳水化合物活性酶（CAZyme），就像人的消化酶。每个菌都有成百上千个基因，能降解不同类型的膳食纤维。我们想：这些菌既然人类共有，有没有通用的营养需求？我们发现，确实有一些膳食纤维是都能用的。根据这些通用酶的底物特性，我们确定了配方。

　　但还有个加工问题。如果纯化了这些成分，不需要协作就可以使用，就会出现和益生元类似的问题。所以得让这些膳食纤维保留类似天然的分子交联网络结构，一群菌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分解利用，谁也别想单干。同时，这种交联结构可以大幅降低病生功能群利用它的可能性，因为病生功能群更擅长降解人肠道分泌的黏液多糖，对植物多糖的分解能力本来就弱，再变成复杂网状，它们更没辙。这样一来，既促进协作，又抑制病生功能群。当然，作为食品，口感也不能太粗糙，但也不能磨太细，太细就成了单纯的“MACs”而不是“FACs”了。综合这些，我们设计了一款纤维制剂。

　　我们有两款。一款是医疗用的，在美国申请了FDA的IND（研究性新药），允许作为药物做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走这条路要求极高、投入也大，但我们拿到了IND，而且FDA直接让我们上二期临床，跳过一期——因为他们看了配料表，认为安全性没问题。另一款面向大众，也会逐步推出。

　　而且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这个产品因为是研究性新药，不能随便给人吃，按药物管理。但美国FDA有个政策叫“同情用药”。当时有位新冠病人，本身是护士，在第一线抢救病人时被感染，九死一生，多次住院抢救，用了大量抗生素，最后命保住了，但肠道菌群彻底被搞乱了。到什么程度呢？每天胀气、腹泻、便秘交替、腹痛、反酸、胆汁反流，整个肠道功能紊乱。做胃肠镜，啥问题都没有，但就是吃不了饭，吃一口吐一口，体重眼看着往下掉。

　　后来他的医生——一位华人王教授，正好也在做我们这个临床试验。他说，这个病人能不能申请同情用药试试？我们和公司一起报给FDA，FDA很快批了。然后就把这个按药品管理的产品给他用，43天就恢复正常了。能正常吃饭，不反酸、不恶心、不呕吐，腹痛腹胀、腹泻便秘交替这些全控制住了，回归正常生活。这个案例发表在了mBio杂志上，有论文可查。

　　菠萝：那在国内做的临床研究，覆盖的疾病类型更广吧？

　　赵立平教授：现在做的不局限于某一种疾病。我们那篇Cell论文用了26套数据、15种不同疾病，结果都发现有基石功能群和病生功能群的规律，而且我们建的统一模型，能把病人和健康人区分开。另外，我们还做了4种疾病的免疫治疗预测——用治疗前的大便样本宏基因组数据，通过284个菌建模，就能预测谁对治疗有反应、谁没有。

　　所以，这两组菌群不是和某个具体病直接相关，而是：所有疾病在发生发展之前，菌群会先紊乱，发展过程中也一直紊乱。它们会引起全身炎症，而几乎所有慢性病都有全身性炎症。基石功能群失调、病生功能群占优，全身炎症就不断增加，各种疾病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反过来，如果把这两个功能群调回来，让基石功能群重新占主导，成为一个抗炎的菌群，那全身炎症消退，靶器官的炎症也可能消退。

　　所以，我们发现的这两个功能群，是最底层、最基础的健康地基。地基不稳，整个大厦都不稳。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根基重新稳固。

　　总结下来，基石功能群恢复后，有三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消化吸收能力恢复。像那个同情用药的案例，从吃不了饭到正常饮食，功能紊乱得到纠正。

　　第二，全身性炎症降低。通过调节性T细胞的升高，还能帮靶器官的炎症也降下来，减缓各器官在炎症打击下的恶化。

　　第三，内分泌调节改善基础代谢。比如葡萄糖吸收、血糖控制、能量利用——太瘦的可能会恢复一点体重，太胖的可能会降一点，往理想状态调。

　　再加上生活质量提高、睡眠改善、焦虑抑郁情绪缓解，这些都有利于病人靶器官症状的改善和治疗效果的提升。这就是我们这套“核心菌群疗法”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菠萝：那这套东西以后在临床上，算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

　　赵立平教授：这个现在还很难界定。因为它由三部分构成：第一要检测，不能盲目操作；第二必要时要做移植；第三不管需不需要移植，都要有营养支持。多个措施的目标都是恢复基石功能群生态优势。适应证方面，所有菌群失调的人按理都能用，但哪类病人受益最大、应该优先考虑，还不清楚，需要摸索。

　　我们也有一款针对大健康的膳食补充剂，原理和药物版一样，但瞄准的是普通健康人——毕竟人类共有的这些基石菌，大多数人应该还有，所以也许不需要检测就可以先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会有改善，其中百分之四五十的人改善非常明显。体感上，大便首先变成香蕉状、黄色、不臭、不黏了。很多人觉得肠道畅通，血糖控制改善尤其明显。

　　目前通用剂型是粉剂，一袋20克。需要控糖或减重的朋友，饭前20分钟左右，用温水或温牛奶冲服，然后再吃饭。饭前吃有几个好处：首先它本身吸水膨胀，带来物理性的饱腹感；然后它走到小肠末端、进入大肠时被基石菌利用，产生乙酸和丁酸，这些刺激肠道L细胞的受体，分泌GLP-1，带来生理性饱腹感；同时还分泌PYY，直接作用于大脑食欲中枢和兴奋中枢，带来心理性饱腹感。三层饱腹感叠加，自然就吃不了多少，而且还不觉得委屈。

　　菠萝：需要一直吃吗？还是吃一段时间就行？

　　赵立平教授：我们那篇Cell论文是让糖尿病人吃了三个月，糖化血红蛋白降得很好，效果超过一线药物——比二甲双胍这类还厉害，数据摆在那。但一年后再追踪，全都回到基线了：糖化血红蛋白涨回来，基石功能群掉下去，病生功能群又回来了，甚至有人变得更糟。为什么？因为基石功能群每天都需要营养才能维持优势，只要不吃了，它们就会被病生菌挤下去、被肠道排空。所以，让基石功能群占优势，是一个终身任务，并不是吃一段时间就能一劳永逸。

　　当然，不是说要一辈子吃某个产品。更建议的做法是在产品的帮助下，先把疾病状态纠正、菌群恢复，然后日常生活中，多吃全谷物、杂粮，让日常饮食里的基石碳水增加，长期维持下去。最好定期做个基石功能群检测，如果发现有点往下掉，再及时拉回来。总之，一定要终身保持基石功能群的优势地位。

　　菠萝：所以检测手段特别重要，就跟监控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理论上要终身维持，但确实有人稳定住了，通过生活习惯的调整就不需要药物了。

　　赵立平教授：是的，我们有信心让大家摆脱药物。比如糖尿病逆转，通过恢复基石功能群、让菌群结构正常，胰岛素分泌恢复、受体敏感性提高，可能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我们还有一个案例还没发表，但因为是FDA监管的，真实可查：一个15年糖尿病史的患者，每天打35个单位胰岛素，用我们的医疗版产品四个多月后，胰岛素全停了，只靠一般药物就能平稳控糖，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菠萝：听起来就是阻止疾病恶化。

　　赵立平教授：对，首先是这个作用。基石功能群占优，病生功能群不捣乱，炎症得到控制，很多病要么不发展，要么进程大大减慢。对于血糖异常但还不是糖尿病的人、早期糖尿病患者，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是能往回走的，这个有大量证据。但过去的问题是，同样的用药，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效，不知道为啥。现在明确了：把基石功能群扶回来，效果就有保证。过去是个黑箱，现在可以比较精准地操作了。所以在大健康领域，血糖血脂血压超标但还不是真正病人的阶段，基石功能群干预应该是最合适的时机。

　　我有个公式：基石碳水+基石功能群=健康基石。我们就像是个基础工程公司。

　　菠萝：那如果基石功能群完全没了呢？那就得做粪菌移植了。您给我们讲讲粪菌移植到底怎么回事？

　　赵立平教授：中文环境下大家一般叫“肠菌移植”，英文是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直译就是粪菌移植。但因为“粪”字观感不好，所以国内的指南通常用“肠菌移植”。

　　其实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无非就是粪便入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用了几千年。最早用粪便治病的是葛洪《肘后备急方》，直接给人灌大便，让人把毒物吐出来，那个比较粗糙，跟菌群关系不大。但后来中医发展出一些炮制方法，现在回头看是有道理的。

　　一个叫“人中黄”。做法是竹筒里放甘草末，冬天扔进粪坑，吸的是粪水，第二年天暖前捞出来洗干净再晒干，把里面的粉末拿出来做药引子。这个过程最后会把能产生孢子的菌留在药里。孢子是休眠状态，耐干燥、耐高温，吃下去甚至和药一起煮都死不了，到肠道就活过来、繁殖，相当于给病人补了一些能产孢子的基石菌。美国现在有一家公司，就是用粪便里的孢子做药，已经获FDA批准了。这和古人的人中黄炮制工艺，其实是对得上的。

　　另一个叫“金汁”。把健康男孩的粪便用黄土和山泉水搅匀，放瓮里密封，埋在地下约十米深，一般要埋十年以上。挖出来打开，臭味全无，上层的液体清亮，拿这个入药。有些胃肠功能紊乱的病人，一碗喝下去第二天就好了。传说山里有得道高僧，因为饮食清简，大便不臭，就用自己大便做金汁，埋在寺庙周围，到时间取出来给看不起病的穷人喝，很多病真的就好了。

　　而且很多得道高僧吃素，而植物性食物里面本身就有大量FACs。2012年，我们发表了第一篇发现能引起肥胖的病菌——阴沟肠杆菌的论文后，收到过几百封来自全球各地的邮件。其中有一封来自一位佛教信徒。他说他的师傅是当地寺庙一位得道高僧，大便真的一点臭味都没有、很干净。这位师傅甚至把自己的大便晒干，切成片给徒弟吃。徒弟吃完后，菌群很快就能调得和师傅一样，身体就很好。基石功能群好了以后，人肯定不会暴饮暴食，对油腻的东西也没太大兴趣。所以那些从尘世来到寺庙出家的人，要适应清淡饮食和生活，本来是个痛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平稳过渡。

　　金汁或人中黄这类做法，本质上是在低温下厌氧发酵或在低温下吸收粪水，再高温晒干。整个过程中，要么留下孢子，要么让有害菌被降解掉。但人中黄和金汁，在1995年前后已经从中国的中药药典里取消了，当时认为粪便入药不科学、太落后。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吃不到这类药了，而美国FDA反而把它纳入了药物管理。

　　那现代粪菌移植是怎么重新回来的呢？要追溯到2013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临床试验。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个实验被提前叫停了，不是因为无效，而是因为效果太好了。

　　这个实验针对的是艰难梭菌引起的顽固性腹泻——住院病人用了大量抗生素后，肠道生态被破坏，艰难梭菌趁机长起来，产生毒素，导致严重腹泻，甚至肠黏膜脱落，非常凶险。而且这种菌常带耐药性，常规抗生素很难控制。

　　荷兰阿姆斯特丹医学中心的医生们做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一组用健康人粪便移植，另一组用万古霉素（抗生素标准疗法）。实验做到三分之一时，伦理委员会的数据安全委员会例行审查数据，结果发现——移植组几乎用一个好一个，而万古霉素组只有30%有效。于是实验被紧急叫停，伦理委员会认为再让对照组用无效的方法是不符合伦理的，必须让所有人都用上粪菌移植。这篇论文一发表，轰动全球。

　　菠萝：当时粪便移植是怎么操作的？

　　赵立平教授：不是吃，是从肛门灌肠或通过肠镜输送到肠道深处。

　　论文发表后，新闻铺天盖地。结果网上出现了很多“DIY菌群移植”——有人用搅拌机把大便打碎，装罐子里插根管子自己给自己灌。FDA一看这不行，赶紧出手监管：艰难梭菌感染可以直接用；其他疾病要做的，必须像新药一样先申请IND，做临床试验。

　　从那以后，粪菌移植的研究遍地开花——肥胖、糖尿病、炎症性肠病（IBD）……各种病都在试。但效果参差不齐：同一个供体、同一种病，有的人效果好，有的人没效果；有效的人过段时间可能又复发了。因为移植的是个黑匣子——你根本不知道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菌。

　　所以论文虽多，但真正能说清楚、能稳定做出效果的，不多。

　　菠萝：供体怎么选呢？

　　赵立平教授：首先身体要健康，做基本体检——血糖、血脂、血压、肝功能等没问题，年龄最好年轻一些。美国波士顿有个叫OpenBiome的非营利组织，由MIT和哈佛的教授们创办，打出的旗号是“哈佛医学生做供体”。他们把健康人大便稍微处理、冻存，有需要就可以申请领取。

　　但后来出过大事。有三个免疫缺陷的病人用了其中一份年轻供体的移植物后，全部感染：两个死亡，一个勉强救回，都是脓毒症。当时医生们把病菌从病人内脏里分离出来、鉴定清楚，回头一查供体样本，里面就有这个菌。所以说，很多健康人肠道里其实藏着病菌，只不过在供体体内被均衡菌群和免疫系统压着，无事发生；但移植到菌群失调、免疫紊乱的病人体内，就可能长起来变成致命病菌。

　　这件事之后，FDA连续发了两次警告信，不断收紧供体筛查标准，从典型病原体到耐药基因都要查，标准越来越严。毕竟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菠萝：现在的粪菌移植还是从肛门进去吗？还是可以做成胶囊吃？

　　赵立平教授：都有。可以用肠镜从下往上送，也可以用胃镜从上往下送，还能做成肠溶胶囊，过了胃、过了小肠再释放，避开胃酸。一般输送到小肠和大肠交界处或大肠上端比较理想。

　　现在安全性有保障了，但效果不一定有保障。因为你不知道移植物里真正有效的是什么。有人强调总菌数、有人强调整体多样性，但我们早就知道整体多样性高不等于健康。还有人喊“精准配型”，可检测都只做到“属”和“种”的水平，根本谈不上精准。

　　菠萝：那您的研究，基于基石功能群这套理论能给粪菌移植带来什么改变？您希望未来做到什么程度？

　　赵立平教授：对我们来说，需要移植的是“L型”病人——基石功能群几乎或完全缺失的人。供体应该选基石功能群多样性高、吃了基石碳水后长得非常旺盛的人。安全性方面，除了FDA要求的病原体检查，我们还做了两件事：

　　第一，靶向深度测序——这是一种“分子清零”技术。临床检查没查出来不等于没有，但我们能做到：只要那几十种目标病菌的DNA在，不管死活都过不了关。

　　第二，我们合作的第三方机构能一次性检测两万一千多种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寄生虫——只要文献报告过一例能致病的，数据库都覆盖。这样，要求查的我们分子清零，没要求查的也尽量做到万无一失。

　　安全之后，我们还会先给供体做营养干预——让他吃足够的基石碳水，把他的基石功能群养到多样性和丰度都达到最高，然后再取粪便、在严格厌氧条件下处理，保证基石功能群活着。做成液体移植物或胶囊都行。

　　关键一步是：移植的同时，病人也要开始用基石碳水，这样移植过去的基石功能群有营养支持，能真正定植、繁殖、慢慢成为优势菌群，把健康的菌群结构恢复起来。这整个过程我们叫FG-FMT（Foundation Guild-targeted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即以基石功能群为靶点的精准菌群移植。

　　菠萝：那如果我不是完全缺失，只是少、想加速重建，能做吗？

　　赵立平教授：理论上可以，但这是个灰色地带。医疗技术原则上只给病人用。但我们也确实见过一些肥胖、血糖偏高、血压偏高的人，用基石碳水效果不理想，因为这类病人基石功能群虽然还有，但种类少，或者长出来的菌本身带一些不太好的基因。这种情况下，移植一下、重构一下也会有帮助。但关键还是要先做检测，科学依据说了算。

　　粪菌移植是一项严肃的医疗技术，和手术一样，要有证据、有标准、有监管。

　　菠萝：做粪菌移植前，需要像干细胞移植一样先“清髓”吗？用抗生素把肠道清空？

　　赵立平教授：看情况。如果肠道里已经长满了病生菌、杂草丛生，那就需要清理重来，用抗生素清理一下。如果还没那么糟糕，只是基石功能群太弱太少，也许就不需要。这些都是要根据检测结果个性化判断的。

　　菠萝：说到供体，我挺好奇的。前段时间网上好多大学生发帖说“大家要好好生活，以后可以卖粪便”，这东西真能卖钱吗？

　　赵立平教授：当然可以！如果你是一个经过严格筛查的优秀供体：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而且菌群调整到基石功能群多样性很高、占比也很高，这样的供体移植效果肯定好。你的大便就是一个“银行”，而且可以每天“取款”——不仅能增加收入，还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菠萝：那更有动力健康生活了！不过这种移植需要“配型”吗？

　　赵立平教授：供体筛选其实很有讲究。我们要从进化的角度看。每个人的基石菌群，最早是从母亲那里来的：产道、母乳、皮肤、口腔……父亲也有贡献。两个人亲密互动、接吻、一起吃饭说话，都会交换菌群。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石功能群是祖祖辈辈往下传的。基因是“血脉”，菌群就是“菌脉”，血脉和菌脉一起往下传，人才能健康。病生功能群也有用——用来训练新生儿的免疫系统。

　　我们发现，大猩猩、黑猩猩肠道里也有这些菌，但比例很低，只有1%左右。因为我们有共同祖先，都从古猿那里继承了这些菌，但饮食筛选让其中一部分成了优势菌。所以这些最重要的基石功能群应该是代代相传的。

　　所以，最理想的供体是母系亲属——外婆、母亲、舅舅这些。父系也有贡献，但母系为主。更理想的是，把活着的母系亲属肠道里的基石功能群都富集筛选、整合到一起再移植，这样病人得到的基石功能群就是整个家族里多样性最高、长得也最好的。从技术上能做到。

　　菠萝：跟年龄有关吗？

　　赵立平教授：年轻一点好，因为基石功能群会随抗生素使用次数增多而损失。所以“童子便”可能真有道理——但还要看是否自然分娩、母乳喂养，每个供体都得做检查。

　　菠萝：如果移植一次定植不成功，能反复做吗？有副作用吗？

　　赵立平教授：可以。有些人需要多次移植，慢慢把底盘建立起来。它本身是个几乎没有创伤的过程。

　　最大的风险就是供体里带有危险病菌造成感染。所以我们要求查的靶向清零，没要求的也监控，把风险降到最低。唯一的“副作用”可能就是没效果——菌没站住脚被拉出去了。总体上它风险很低，但必须精准、循证、安全。

　　菠萝：那能不能把您说的那一百多种基石菌提纯出来，做成药丸，每次按配比移植？

　　赵立平教授：那就是活菌药物了。把真正起作用的基石菌一个个分离出来，做成菌粉，再按需配比给病人吃，这样就不用依赖供体了。但这是双刃剑——用有限的几种菌做药，会大幅降低人类基石菌群的多样性。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家系用自己的亲属做供体，世代往下传，因为家系里的菌除了人类共有的，还有民族、地区、家系特有的，适合你的遗传背景和饮食习惯。我们要保护人类基石功能群的多样性，不能全中国人都靠三五个菌，那比抗生素的危害还大。

　　菠萝：现在很多人花钱存干细胞、免疫细胞——我能不能趁年轻、身体好的时候，存一份自己的菌群样本以后自己用？

　　赵立平教授：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提倡。这也是我们准备开展的业务。年轻时把菌群调到最理想状态存起来，这叫自体菌群移植，更安全。哪怕没生病，年纪大了基石菌多样性也会下降。20岁存一份，到60岁、80岁再拿出来恢复，我觉得能做到。

　　菠萝：这比存免疫细胞容易吧？

　　赵立平教授：技术难度其实更复杂。因为要识别每个人的基石功能群、养起来。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对你进行营养干预，把菌群调到最佳再存大便；二是你提供一份大便，我们在体外富集培养。反正存下来的必须是基石功能群占优势的“种子”，将来用时还要扩增富集。这些技术我们都已经具备了。

　　菠萝：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更大的“中华民族菌脉库”，把各地、各民族的菌群都收集保存起来？

　　赵立平教授：应该！细菌和大型动物一样会灭绝——在一个人的肠道里灭绝了还能从别人那移回来，如果整个人群都没有了，就永远回不来了。所以国家应该建立中华民族菌脉库。

　　菠萝：最后畅想一下，未来菌群调节会不会成为医疗和大健康领域的标配？

　　赵立平教授：我觉得会成为每个人追求健康的前提条件、基本要求，不是最高要求。你要健康，首先要让基石功能群占优势，并长期维持。建立和维持需要形成一整套饮食结构——在你喜欢的食物里选择能养基石功能群的，形成独特又让你愉快的生活方式。这是健康的基础，每个人都应该做到。

　　菠萝：以后体检应该都有菌群检测，给基石功能群打个分。

　　赵立平教授：对，至少打个分判断整体情况，对得分低的再搞清楚是缺什么、多什么，该养还是该移植。最终要让每个人的菌群都和自己的遗传背景、生活习惯达到最佳匹配，并长期维持。

　　菠萝：有人问我体检要不要测基因，我觉得基因测了也改不了。您怎么看？

　　赵立平教授：基因检测有用，了解遗传风险。但这些风险变成真正的疾病，还要看环境。而环境对身体的“二次打击”，很多时候就是菌群失调引起的炎症。你把菌群调好，让免疫正常，那些产致癌物、产神经毒素的菌不捣乱，疾病风险就大大降低。每个人遗传上都有薄弱环节：有的人心脏弱、有的人肾脏弱，但未必一定会生病，关键是扛不住外力打击才会病。而那个从内部打击你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坏的菌群。所以一定要把基石功能群养起来，把病生功能群控制在最低。

　　菠萝：身体的基础，一方面是遗传基因，另一方面就是菌群打下的地基。哪怕遗传有些不好，把菌群地基打扎实点，发作次数也会少、症状也会轻。

　　最后一个问题——您做了这么多，下一步最想干什么？

　　赵立平教授：我最想把这套理论和技术推向应用，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这也反过来证明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发Cell、发Science，大家觉得“也许有点道理”，但真正证明它是重要突破，还得靠临床效果。做到我们这个程度，两条路：一是继续深挖分子机制；二是推向应用。我的力量有限，不可能都做，我选择走向应用。我很幸运有一批医学专家朋友支持，我们正在组建临床微生态医学联盟，到时候可以再给大家分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