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一手”，也要“防一手”（赴美商界代表团问题）

兔主席 | tuzhuxi 20260924

特朗普对外访问，习惯带商界代表团。五月份访华，随行的有马斯克、黄仁勋、蒂姆·库克、苏世民等十余名企业家代表。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事访问，是否会有“对称”操作，组织一些中国企业家访美会晤？上一次对美国事访问是2015年，当时精选了15家企业出席了西雅图座谈会。而在过往，元首出访+企业家团+签约仪式，确实是作为经贸“压舱石”去使用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预期和疑问。海外也有相关的报道和猜测，且不仅针对这一次国事访问，还有未来的出行，会否组织中国商界代表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如何理解？

八月份以来，我与机构的交流中介绍，过去十年，中美关系已经逆转。去年贸易战高峰后，两国“偃旗息鼓”，今年五月份更在中方倡导下进入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但中美两国在科技和前沿产业方面也在开展全方位的激烈竞争。中国寻求科技自立自强，供应链自主可控、科技强国，美国寻求再工业化、维持科技领先、解决供应链脆弱性和安全问题，抛开字面措辞，双方的目标在很多方面是“镜像”的。而在美方监管一线，对中国重点行业的实体、产品、服务的管制与打压有增无减、只进不出。

大环境变化，自然使得组织中资企业出访更加谨慎。

从访美目标看，核心还是进一步加强和固化“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一点点把中美关系转向正面。建立在基础上的经贸合作固然重要，但从重要性上看，是从属的，在现阶段不可能成为焦点和主题。

在此前提之上，如果要认真考虑是否安排企业家座谈，则对监管来说，可能要考虑几个维度。

——选什么产业的问题；

——选哪家企业的问题；

——要达到什么目标，包括形成什么样的预期，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大环境改变，自然要充分、审慎地进行考量。

以下是一点分析。

一、行业选择难点

中方考虑：如果要邀请行业代表，相当于对外展示国家名片，当然会重点选择能够代表中国国内政策导向、产业规划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也即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新兴产业及前沿行业。这里，对内导向的意义与对外展示同等重要。

问题：这些行业往往是中美科技与产业角逐最激烈的赛道，美国正在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去打压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结果，中国遴选的前沿优势行业，将很自然地变成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美国很有可能强化战略脱钩的国内共识，同时加大对这些行业的限制和打击。须知，影响将超出特朗普或任何一任政府。

从这个角度说，展示优势行业成了把国家发展方向直接交给美方点名。

“留一手”很重要！

二、企业选择难点：对外

中方考虑：如果要选择企业，必须是精选，最终选出分属若干重点行业的十余家企业。这十余家企业，视同国家名片，应当属于或即将成为“国家冠军”企业。同时，理论上应当与美国有潜在的经贸合作潜力，例如进入美国，或对美国进行投资。

问题：

1.行业选择：如前所述，企业所属行业可能属于美方寻求对中国进行遏制、限制、打压的前沿科技行业。

2.企业本身已被美国针对：大量中国科技及产业巨头企业已被美国列入各种实体清单、涉军企业清单、受控清单等。其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也已受到限制，有的有专门的立法或行政令（如针对电动车），有的是FCC进口管制清单（如无人机、智能机器人、逆变器、路由器及酝酿中的光模块等）。组织相关企业访美，美方的观感是，这是来“求情”，还是来抗议？无论作何感受，只要亮相的企业，都有可能在后续被重点针对，甚至成为制裁对象。

3.所有制问题：中国遵循“两个毫不动摇”，国企和民企都是重要组成力量，因此任何的代表团都会在比例上对照体现。而在美国视角，国企代表会被认定为政府的组成部分，代表的是“非市场经济”，是美国要反对的对象；民企代表则会迅速被认定为拥有紧密的政商关系，疑似政府体系的外延，因此也应作为未来管控和打击的对象。结果，在国家层面的展示和背书，反而会引致美国的制裁和打压——它可能立即发生，但体现在会后几个月的听证会、清单复审、州采购禁令、国会立法动议等。

需强调，中国任何的行业和企业选择，在美国都会被放到聚光灯下高度报道，并成为长期针对的对象，这些其影响将远超特朗普未来两年的任期。

结论：从出于保护这些战略性行业企业的角度出发，反而会考虑避免让他们在这种场合出镜。

二、企业选择难点：对内

监管考虑：

· 不选什么企业和选择什么企业同样重要。目前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侧，首先是“有为政府”，但也是“有限政府”；市场侧，是“有效市场”，同时也是“有序市场”。这里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府要明确自己的功能和职责范围，提供法律、政策、制度、基础设施，提供市场竞争的平台（包括最终经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在中央政府层面，需要和具体企业保持“一臂之隔”，让企业在市场中自主竞争，最后凭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成为赢家。从这个原则讲，中央政府往往会避免在某个赛道里过早地提携某家企业，以继续引导和鼓励公平的市场竞争。

· 要看到，大部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在激烈的竞争阶段。企业正在从国内竞争走向国际竞争。在国家层面的对外展示，政府选谁，注定会变成背书；不选谁，也会变成一种冷落，让企业出行名单变成了企业排位赛，产生了“赢家”与“输家”，并且有可能以此影响后续的市场竞争结果。这可能是监管需要避免的因素。

这是对内导向方面。

三、投资预期与安全保障

中方考虑：

·特朗普想要什么：特朗普政府是交易主义、短期主义的，需要可见的成果：采购额、投资额、设厂的进度。中方如果派遣企业家团，特朗普自然会把他们当成潜在的签约主体，对他们各种利诱、承诺、施压，并预期他们宣布赴美投资。例如车企和储能企业的具体投资金额与投产规划，作为自己的政绩。

·投，还是不投的困境。对于参与的企业来讲，也可能形成这样的预期，甚至压力，即自己在美国的投资或采购有利于服务中国国家战略，并做出相应的投资规划，承诺相应的投资行为。在大环境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似无必要让企业落入这样的选择境地。尤其从监管角度出发，维护利益是第一位。

·中国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但中美大环境已变。美国的政治已经决定了中资在美国的中长期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TikTok是一个最完整的案例：做大后就遭到迫害。特朗普是在明确违反国会立法要求的情况下，将相关业务硬保了下来。后续能否长期存续，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现实情况是，没有任何一届白宫政府拥有权限，对中资在美国的利益提供长期保护承诺。而当前，美国最想要的，恰恰又是中国前沿优势行业的资金、技术、人才与产能。如果中美关系后续发展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投资安全保障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赴美投资必须谨慎。

·既然如此……如果赴美投资仍然存在各种风险，那么也没有必要在尚不成熟的时候给市场、行业及企业形成偏离的预期。

现在是中美围绕科技与产业角逐的关键十年，维持“阵型齐整”，守护好国内的资源，为企业建立明确的预期，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四、替代方案更好

·工作层机制：中美经贸工作组已是常态化渠道，关税豁免、清单移除、贸易和投资理事会的确立，实体企业、商品清单的交换，经贸合作的推动，可以经过相关机制开展。

·贸促会与行业协会：贸促会、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可以访美对接，在企业、行业、市场层面对口对话，没有任何预设的“政治包袱”

·地方与省州层面：加州、得州、华盛顿州等与中国各地省份一对一交流，地方政府可以组织对接；驻美使领馆可以举办企业沙龙，合作基础在民间、基层。

·借力美企：美国科技巨头及资本在中国有巨大利益，也有动机在华盛顿游说。很多时候，让美企自己去做工作，比中国政府和企业去做工作更有说服力。但也要时刻考虑保护中国的利益（技术、安全、产能、供应链）。

·“非敏感”领域先行：国家层面，从对内对外示范及导向作用，始终会考虑战略新兴行业。但这些行业往往是中美竞争的焦点，被美国已经纳入或即将纳入限制和打压。民间商业交流，还是建议从农业、消费品、文化产品（旅游、体育、教育）、医疗、绿色技术等继续开展，而在这些领域，中美经贸关系原本已经非常深厚，拥有大量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在新的模式下，要组织与元首峰会挂钩的商界座谈，考虑的因素必然更多，条件更苛刻，门槛更高，选择更谨慎。也希望以上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下的图景有所帮助。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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