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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欧阳晓红
“在某个阶段,两者实际上可能会汇合,并重新形成互补关系。”
2026年9月23日,景顺亚太区(日本除外)投资解决方案客户总监克里斯托弗·汉密尔顿(Christopher Hamilton)说。
“两者”指的是正在成形的两种AI(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美国以芯片、数据中心和大模型为中心,投入巨额资本建设基础设施;中国则是在算力与资本相对受约束的条件下,以更低成本完成推理,并将模型嵌入制造、机器人、电动车和消费场景,相对强调应用落地、成本控制与产业效率。
在景顺2026年第四季度全球市场投资展望媒体交流会上,当被问及中国相对偏重应用的模式是否正在动摇美国AI资本开支叙事时,汉密尔顿没有沿着“谁将取代谁”的逻辑作答。
“因为你既需要应用,也需要基础设施来实现交付。”汉密尔顿说,两种路径正在解决许多相同的问题,也各自在填补AI拼图中不同的关键环节。美国先建设基础设施和模型,再将其部署到经济之中;中国的一些应用则可能更快出现突破。最终,两套生态可能在应用与基础设施之间重新汇合。
AI持续演进迭代,资本并未停止穿行。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华尔街银行已担任19宗中国高科技股权融资的承销商,交易总额约172亿美元,占相关领域发行规模近30%。与此同时,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数据显示,有中国内地或香港投资者参与的美国AI融资轮总额,从2023年的约4.36亿美元增长至2026年9月中旬的约89亿美元。
春华资本创始人胡祖六认为,即使地缘环境高度波动,中美企业和投资者仍在维持连接与相互投资。
而决定这张资本网络能否继续承受压力的,已经不只是AI技术本身,还有油价、利率与债务等因素。
离“AI版次贷危机”有多远
交流会上,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随着AI基础设施越来越依赖企业债、银行贷款、私募信贷和特殊目的载体融资,图形处理器也开始被纳入抵押品和残值担保安排。养老金与保险资金陆续入场,AI会不会最终演变成一场“AI版次贷危机”?
汉密尔顿并不认同这一判断。他认为,目前尚不能将AI视为泡沫,债务融资正在帮助市场将资本供给与基础设施需求匹配起来,整体仍是“净正面因素”。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正是把资金配置给需要大规模建设的企业和项目。
但至少债券市场的价格开始“动”了。
高盛预计,2027年,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的发债规模可能达到4200亿美元,较其对2026年的估计发债规模增加约60%。AI相关发行人的平均信用利差已升至约115个基点,而美国投资级公司债市场平均只有约78个基点。债券投资者目前担心的不是科技巨头立即违约,而是发债规模、供给频率、组合集中度以及AI投资回报率仍缺少足够可见度。
这意味着债市正在把AI融资拆成两张价格表。资产负债表强劲、现金流充足的科技巨头仍能获得资金,但需要为持续供给支付更高的利率;依赖项目融资、私募信贷或表外结构的数据中心,则对短期利率、抵押品残值和最终租户的付款能力变得更加敏感。
汉密尔顿提醒,相当一部分AI融资采用浮动利率,因此短端政策利率继续上升,可能比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本身带来更直接的压力。如果通胀迫使美联储继续加息,这部分项目的利息负担会较快上升。
当然,这一判断需要按融资结构拆开来看。大型科技公司发行的公开债券,许多仍是固定利率且期限较长;浮动利率风险更多集中在银行贷款、私募信贷及部分数据中心项目融资。短端利率上升会直接增加这些借款人的利息负担,长端收益率则通过债券定价、再融资成本和投资回报门槛,影响整个AI建设周期。
于是,油价与AI融资之间或出现了一条此前并不明显的传导链:油价上升—通胀压力增加—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浮息融资成本上升—AI项目的回报门槛提高。
局部压力已经出现。与甲骨文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承租的数据中心“木星计划”相关的约180亿美元贷款近日被银团银行报价为每美元面值89美分至91美分,暗示银行和投资者对项目进度、债务负担及最终需求的担忧。AI相关债券的利差也开始明显高于同评级传统企业。
欧洲央行在2026年5月《金融稳定评估》中专门比较了私人信贷与危机前的美国次贷市场:美国私人信贷市场规模在2024年底约为1.4万亿美元,与2006年约1.5万亿美元的次贷规模相近,但前者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7%,次贷危机时,这一占比则达到10.9%。当前,私人信贷的整体杠杆较低,资金期限相对较长,银行直接风险敞口也远小于危机前对次贷体系的敞口。
“AI债务规模很大”并不可怕,但需要警惕的是几个条件是否同时出现:股价与企业债务高速增长、融资结构趋于不透明、抵押品价值下降、短期资金依赖加深,而AI现金流又迟迟无法兑现。
欧洲央行的历史研究显示,在股价与企业债务同时处于强劲增长阶段的样本中,约15%在随后两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其同时强调,目前美国和欧元区的整体企业债务增速仍然较低。
或许,AI尚未行至自己的“次贷时刻”,但AI显然已从股票估值故事进入信用市场,进入宏观审慎监管的观察范围。
油价拨动资本账本
如果说债务决定AI能够走多远,油价和利率则决定这段路的坡度。
过去几个交易日,美国科技股在两股力量之间反复摆动。9月21日,美国科技公司Meta的新AI应用引发市场追捧,公司股价上涨逾11%,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3%并创收盘新高。次日,布伦特原油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以下,10年期美债收益率降至约4.95%,纳斯达克指数继续小幅上涨。AI增长预期、油价回落与长债收益率下降,短暂形成了对科技股有利的组合。
9月23日,方向再次逆转。布伦特原油重新升至每桶103美元附近;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约15个基点至5.11%,创2007年以来新高,2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约12个基点至4.90%;美元指数升至101.14,国际金价回落至4290美元/盎司附近,纳斯达克指数收跌1.13%。当天公布的美国企业活动和成本指标同时强于预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对通胀黏性和美联储继续加息的担忧。
AI交易正面临油价、美元与利率等因素的约束。
景顺将这种关系概括为:油价已经成为10年期美债的“实时通胀信号”。其演示材料显示,能源冲击前,布伦特原油约为每桶73美元,10年期美债收益率低于4%;截至9月13日,布伦特原油升至约105美元,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97%。
而一周前,原油大跌曾是美联储加息后的市场缓冲器,因其降低了能源通胀继续恶化的尾部风险,使长债和科技股避免了第二轮抛售。如今油价重新上行,相同的传导链开始反向运转:原油上涨—通胀预期承压—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概率上升—短端融资成本抬高—长端资金价格也难以明显回落。
汉密尔顿提出的压力情景是,如果布伦特原油从每桶100美元进一步升至125美元,美债收益率继续上升,美联储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收紧政策,美国经济或将明显承压。
不过,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不能全部归因于油价。油价影响近期通胀与政策预期的边际变化;美国财政融资、期限溢价,以及AI基础设施对长期资金的争夺,则是更缓慢的力量。
油价触发短期重定价,资本竞争决定更长期的利率中枢。
跨境金融连接,可以缓冲技术与地缘关系的分化;油价回落,也可以缓冲货币紧缩对资产价格的冲击。但这两种缓冲都不是永久安排。
宏观周期未必能够逆转一场生产力范式的重塑,但会决定哪些项目能够活到生产率真正兑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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