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提到特务，人们很容易想起满手鲜血、抓捕屠戮革命志士的形象。2013年，有三个留在大陆的特务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已垂垂老矣，这三人都是谁，担任过什么职务，为何敢留在大陆？
最左边的老太太叫王庆莲，曾当过译电员，日军烧了王家的房子，家里生活极度困难。1943年军统来招人，母亲替她报了名，15岁的她一考就中。1944年4月，王庆莲被调到总部译电科，进了负责华南方向的小组，成了译电员。
王庆莲的主要任务就是破解电报，数字电报先做减法，再翻好几本密码本，才能变成一句可以听懂的话。电报多半跟日军有关，也有对付共产党的内容，组长虽是她亲舅舅，却很严苛，译不出来要打回重做，完不成还得加班。
十几岁就要上班，王庆莲还保持着小姑娘的性情，爱美，爱跳舞，偶尔偷偷溜出去玩。内战爆发前，她已经18岁了，觉得工作很没意思，很快辞职回乡。
1958年，王庆莲和丈夫被下放到塘栖镇劳动改造，特殊时期被反绑着挨打，一只耳朵被打聋了。后来，王庆莲获得平反，曾经打聋她耳朵的人也瘫了，晚年的她领着退休金，说自己很高兴“可以挺起胸来堂堂正正做人”。
照片正中的人，叫做戴以谦，是戴笠的堂侄孙。他一开始只是忠义救国军江西铅山办事处的一名接待员，戴笠去视察时偶遇了这位小亲戚，马上调走他，安排进军统东南办事处，当上机要参谋。
有亲人在身边担任职务，戴笠放心了不少，在东南地区的行程，几乎都有戴以谦陪着。在堂侄孙眼里，戴笠为人亲和，吃饭、办公都和大家在一起，但有极严的纪律要求，谁犯了严重情况，可能会被当场枪毙。
1946年3月17日，戴笠要回上海参加杜月笙儿子的婚礼，发了一封密电告知戴以谦。飞机在上海上空转了三圈，大雾遮天，找不到机场。改飞南京，又赶上大雨，最后一封电报说要迫降，之后便没了消息。
第二天上午，人们在南京附近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机上的人全部遇难。戴以谦很伤心，年仅21岁的他被派到北平站当站长，可八年抗战打下来，他身心俱疲，只拿些旧、假情报应付差事，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回到了家乡。
后来，戴以谦历经很多坎坷，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12年，加上管制，一共20年。妻子也提出离婚。1980年，他回到江山务农，一个人过日子，买了台录像机天天看《西游记》。89岁时，他按五保户待遇住进敬老院，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照片最右边的人，叫做祝仁波，是一位会造发报机的技术人员。1935年秋天，他谎报年龄进了浙江省警官学校，学习了无线电，因表现出色，他又转学机务，学会了制造、修理发报机。
淞沪会战后，学校撤退了，祝仁波跑到息烽工作，隶属军统第四处第二科，这是一个专管无线电技术的部门。他亲手做的发报机，经评估下来，竟比军政部的还好，还因此获得表彰。
1943年，祝仁波转入空军部，人事上仍属军统。1944年，腾冲、松山战事惨烈，电台被炸坏，他受命赶到前线，冒着炮火修机器、测信号。日本投降后，他又赶到南京紫金山接收日军的雷达。
1948年，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祝仁波回到上海做起电讯生意。1952年，他被逮捕判刑，妻子也和他离婚了。祝仁波被判10年劳改，因为有技术，被“留用”了16年，直到1980年才重获自由。
青春已不再，祝仁波还能做些什么？他在宁海的一个小镇上靠修电器谋生，住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自己做饭、洗衣服。
2013年，这三个特务在江山见面，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他们一个是译电员，一个是机要参谋，一个是修发报机的技术人员，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特务大多数下场不怎么好，或死于非命，或死于清算，或因失势病故，三个人虽都在军统工作过，却没杀过人、后半生吃了些苦头，幸运地熬到柳暗花明，迎来21世纪的灿烂阳光。
这一生风雨经历过，他们也享受到一个安宁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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