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发布|《犍陀罗考古史》

❀ 新书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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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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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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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一百多年来（19 世纪上半期至 21 世纪初期）犍陀罗考古调查和发掘历史的系统整理，把犍陀罗考古史划分为起源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四个时期，全面展示整个犍陀罗考古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本书依据各个时期的考古报告，归纳整理出犍陀罗一百多个遗址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基本信息；同时结合社会、政治、国际学术环境、学者个人知识背景等方面描述各个时期考古发掘的特点，分析梳理各个时期代表性学者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并进行批判反思。本书总结犍陀罗考古史具有“西方殖民主义色彩”“古物学色彩”“艺术史偏向”三个重要特点，提出犍陀罗考古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年代学问题。



本书可为我国学者参与犍陀罗考古和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基础材料和研究思路，适合从事丝绸之路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的专业研究人员和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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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精彩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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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下半期：犍陀罗佛教考古的萌芽时期 
 

 

 

19世纪下半期的犍陀罗佛教考古调查基本是在坎宁安的主导下进行的，后期的研究则是建立在他的三卷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在每一卷《印度考古调查报告》的扉页上都有两个题词。第一个题词来自坎宁安的备忘录：“（考古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平面图、测量数据、图纸或照片以及铭文的副本，对这些最值得注意的遗迹进行准确的描述；同时尽可能地追溯其历史，并记录下与之相关的、流传下来的传统。”第二个题词来自普林赛普发表在1838年《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的文章：“学术界对我们这些在印度的学者要求是，数据要非常确定，把这些不朽的记录完全如实地摆在他们面前，并忠实地、逐字逐句地解释它。”这两个题词完整地体现了坎宁安的学术理念。 

 

19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东方宗教历史文化的解释一般是通过文本资料，佛教也是一样。西方对古代佛教的理解是建立在逐渐发现和翻译一系列佛经的基础上的，这些佛经曾使用巴利语、梵语、汉语、蒙古语和藏语等各种语言，学者们主要根据这些后世的文本再去追溯其原始本质和教义。坎宁安则另辟蹊径寻找考古证据，在他早期的研究生涯中就已强调了非文本资料对研究佛教历史的重要性，如他的《比尔萨的托佩建筑》一书是对印度佛教历史的第一次详细研究，其中大量使用了佛教遗址的考古证据。坎宁安一直强调考古实物的重要性胜过文本，主张应该把物质文化作为独立的证据来源。坎宁安在早期学术生涯中形成的这些理念在他后期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没有本质变化，这有助于我们理解19世纪后半期的印度考古调查工作。 

 

 
  
  

贾马尔加尔西（Jamalgarhi）遗址平面图 

 

 

塔赫巴希（Takht-i-Bahi）塔院的小佛堂、寺院的佛堂H 

 

坎宁安以及同时代的学者的报告更多的是历史、游记和考古指南的结合。虽然在晚期的考古调查报告中坎宁安对遗迹遗物描述相当详细，但其发掘仍是使用早期探险家盗掘的方法，辛普森在阿富汗的发掘也是如此。尽管存在这些时代局限性，坎宁安的考古调查报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非如艾琳顿认为的只是“简单地总结或逐字重复从其他人的调查或挖掘中搜集到的信息”。首先坎宁安在这些调查报告中以《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为依据，然后结合自己实地踏查的结果，来确定旁遮普地区大部分佛教遗址地点。在1863年的报告中，坎宁安明确把白沙瓦地区确定为古代犍陀罗国，白沙瓦就是玄奘记载的健驮逻国都城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这是考古报告中首次明确犍陀罗佛教遗址的地理位置。其次，坎宁安报告中的不少遗址点是首次由他进行调查发掘，并不见于贝卢、考特、文图拉等人的记录。对于工兵和矿工的发掘结果，他也补充自己的观察，作出自己的判断。再次，坎宁安的学术优势在于古钱币和碑刻铭文研究，根据遗址点发掘出土的钱币和铭刻资料，他往往能大致确定该遗址的年代和性质。 

 

 

 
  
  

索娜拉品得（Sonala-Pind）土丘遗址佛塔发现的塔形舍利函、水晶舍利函和钱币 

 

 
  
  

塔克西拉13号、14号佛塔出土的佉卢文铭刻 

 

但在另一方面，坎宁安这些卓越的古物学素养同时也阻碍了他的考古调查向近代科学考古学发展。在同一时代的欧洲和小亚细亚，考古学家在发掘过程中已逐渐发展出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理论，而坎宁安并没有借鉴这些研究成果。1873年坎宁安在木尔坦（Multan）曾经挖过一个36英尺深的井状探方，并明确其目的是确定遗物的大致积累速度。他以表格的形式记载了地层的序列，把堆积层中发现的遗物，包括灰烬、砖块和钱币都记录下来。这可视为坎宁安对地层学的一次思考和实践。但很可惜，他仅是根据钱币的年代去推测每个世纪堆积的厚度是1.5英尺，未能像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古城对地层进行观察分析从而开创考古地层学的发掘方法。坎宁安对佛塔建筑的样式演变也有过机械式的类型学思考，但一样也未能 深入探索。总之，作为古物学家的坎宁安虽然有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思想萌芽，但没有继续发展。他主导的这个犍陀罗佛教考古调查时代只是一个从古物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过渡阶段。 


 

在学术研究上，19世纪下半期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20世纪探讨的热点问题，包括犍陀罗艺术起源问题和年代问题。坎宁安和弗格森都是通过对柱式的研究来推断遗址建筑的年代，但坎宁安认为犍陀罗佛教遗址年代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150年，弗格森则认为年代是公元1～8世纪，繁荣时期是在公元4～5世纪。坎宁安认为犍陀罗佛教艺术受希腊-大夏影响，弗格森、辛普森则认为是受罗马影响。史密斯还进一步提出犍陀罗雕塑艺术的罗马起源说，认为印度艺术受到罗马艺术的影响是双方在公元100～350年期间贸易交流的结果，双方贸易路线上重要的节点是帕尔米拉。但史密斯不同意弗格森把犍陀罗雕塑艺术繁盛的时间定为公元4～5世纪，他认为是公元200～350年。伯格斯则根据阿玛拉瓦提大塔发掘，认为犍陀罗佛像艺术成熟时期是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之前。 

 

 
  
  

罗利延唐盖（Loriyan Tangai）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 

 

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是犍陀罗佛教雕塑题材研究的开创者，他已能依据佛典辨析出大部分佛传故事、本生故事以及弥勒、观音等菩萨像。格伦威德尔还分析犍陀罗佛教艺术里的不同文化因素，包括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他认为犍陀罗艺术是以印度文化为主体，在形式上融合了各种文化的因素。 

 
20世纪上半期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实际上是沿着19世纪后半期这些学者开创的研究范式和思路前进的。由坎宁安主导的这个考古调查时期，正是犍陀罗佛教考古的萌芽时期。 

 

 

 
 （审核：张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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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图书编号  978-7-03-083655-7 

 
 
责任编辑   孙莉 杨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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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何司阳、杨烁 
 摘编自《犍陀罗考古史》（林立著，科学出版社，20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