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9月，台北一处寓所内，钱穆病榻前，胡美琦紧紧握住他的手。老人视力已经极差，身体也十分虚弱，仍反复交代：“不要把我留在这里，要带我回家。”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牵动了他漂泊半生的身世。
钱穆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家中虽已逐渐衰落，却保留着重视读书的传统。父亲钱承沛是晚清举人，因身体原因未能出仕，便在家乡教书。钱穆七岁入私塾，记忆力惊人，读过的文章往往能够背诵。
有一次，父亲发现小儿子因受到夸奖而显出得意神色，便借“桥”和“骄”二字提醒他：学问不能只靠记诵，更不能拿来炫耀。钱穆后来回忆早年求学，始终把这类教诲视为根基。遗憾的是，他十二岁时父亲病逝，家境顿时更加艰难。
母亲没有让他停学。1907年，族人钱伯圭资助他进入常州府中学，连被褥也替他准备妥当。1910年，他转入南京钟英中学，却因辛亥革命前后的局势变化而中断学业。正规学校的大门关上了，钱穆却没有停止读书。
1912年起，他在无锡乡村任教，一教就是十年。白天授课，夜里研读经史，收入并不丰厚，学问却一点点积累起来。后来，他陆续撰写文章，研究先秦诸子和两汉学术，逐渐从乡间教师走入学术界。
1927年，钱穆到苏州中学任教，家庭却遭遇连续变故。妻子因难产去世，前来料理后事的哥哥也因劳累病逝。这场打击让他重新审视身体与生活，从此坚持散步、静坐，饮食也尽量清淡。这个习惯，伴随了他很长时间。
1930年，钱穆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次年进入北京大学。课堂之外，他与胡适等人围绕传统文化发生过激烈争论。胡适更强调以西学改造旧学，钱穆则主张传统不可全盘抛弃，应在辨析中保存其价值。两人的观点并不相同，但当时的争论也推动了学术讨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钱穆辗转多地任教。1939年完成的《国史大纲》，正是在民族危难和教育迁徙中写成。这部著作并非简单罗列朝代，而是试图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解释政治、制度与文化，后来成为中国通史研究中的重要作品。
1949年前后，钱穆来到香港，与唐君毅等人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学校起步艰难，师生常常缺少经费和物资，却依然坚持讲学。钱穆把办学看作保存学术薪火的一件实事，而不是为个人求取声名。
蒋介石注意到钱穆的影响力后，多次邀请他赴台湾演讲。钱穆起初并不热衷，后来出于办学和生活方面的现实考虑，接受邀请。1967年，他再次应邀赴台，并决定在那里定居。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住所，他将其命名为“素书楼”，此后多年在这里读书、授课。
钱穆常对学生说：“无论身在何处，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句话既是文化立场，也是个人经历的投影。他离开大陆多年，家人和旧日生活却始终留在记忆深处。即使年过九旬、视力衰退，他仍坚持讲学，直到1986年才正式退休。
晚年风波发生在1989年前后。围绕“素书楼”的使用问题，外界出现争议，钱穆的居住安排受到质疑。对于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而言，名誉上的冲击并不轻。1990年6月，他搬离素书楼。数月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临终时便有了那句“千万别把我留这里”的遗言。
钱穆去世后，骨灰暂存台北。胡美琦没有急于结束这件事，而是为遗愿奔走。两年后，钱穆骨灰被带回大陆，安葬于苏州太湖西山。多年以后，胡美琦去世，骨灰也与钱穆合葬。那位曾在乡村教书的无锡少年，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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