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摆在桌上的并不只是援助和安全问题，还有近代中国屡遭侵夺后的主权记忆。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但边界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有人问：“这些旧账，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历史问题可以暂缓处理，不能当作从未发生。
台湾问题之所以被放在最前面，不只因为它关系海峡两岸，也因为它牵动中国东南沿海的整体安全。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都涉及日本归还其以武力夺取的中国领土。1949年以后，两岸长期分治，台湾却始终是中国领土问题中最核心的一环。
从地理上看，台湾横在大陆东南海域，是连接东海、南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节点。岛屿一旦实现统一，中国沿海防御纵深将明显改善，海上交通和周边安全环境也会随之变化。也正因为如此，台湾从来不是单纯的地方问题，而是近代东亚格局留下的一道主轴。
围绕台湾的外部岛链中，琉球尤其值得注意。明代以来，琉球与中国保持长期朝贡和册封关系，琉球国王的合法性往往需要得到中国王朝确认。但“藩属关系”并不等于中国直接设郡置县，这段历史不能简单改写成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归属。
19世纪后半期，日本逐步控制琉球。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置冲绳县，琉球王国由此消失。二战后，冲绳又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支点。它位于日本本土、台湾和东海之间，战略位置十分突出。至于未来如何处理，应当放在国际法、当地民意和地区秩序中审视，不能只用古代宗藩关系作单一依据。
钓鱼岛问题则不同。中国历史文献、海图和行政管理记录，都留下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证据。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将其纳入冲绳县范围。二战结束后，相关岛屿的归属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焦点。1972年美国将冲绳的施政权交还日本，但施政权安排并不等同于主权争议已经解决。
再向北看，库页岛和海参崴，映照的是清朝晚期边疆收缩的过程。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被沙俄取得，海参崴也在这一时期成为俄方控制的港口。库页岛的归属则经历中俄日多次变化，不能简单说某一份条约始终明确确认其属于中国。
库页岛面积广阔，拥有港口、渔业以及油气资源，靠近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海参崴则是东北亚重要军港和交通门户。它们对东北方向的军事和航运价值毋庸置疑。不过，近代条约形成的现状已经延续多年，任何主权主张都必须面对国际条约、国家关系和现实秩序，不能用一句“必须收回”替代复杂的历史论证。
唐努乌梁海的情况同样如此。清代这里属于外蒙古北部的重要区域，1911年外蒙古局势变化后，俄国势力逐渐加强。1944年，唐努图瓦并入苏联，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图瓦共和国。它扼守叶尼塞河上游，连接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地理位置重要，但其政治归属经过多重历史变化，不能把唐代行政影响直接等同于现代边界。
中印边界争议，则集中体现了殖民遗产的复杂性。拉达克历史上长期处在多方势力交错地带，19世纪英国扩张后，边界划分留下许多未决问题。1947年印度独立后，相关争议被继承下来。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改变了局部军事态势，却没有彻底解决边界分歧。这里涉及的并非一个简单的“失地清单”，而是边界条约、实际控制线和高原交通条件交织而成的难题。
南沙群岛位于南海要冲，中国历史上对其进行过航行、命名和管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曾接收部分岛礁。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个国家相继占据南沙部分岛礁，争议由此加剧。南沙关系航道、渔业和海洋资源，也牵涉周边国家安全，因此成为中国海洋权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七个方向，历史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战败后的条约变更，有的是殖民扩张留下的边界问题，有的是海岛和海域争端。把它们放在同一张地图上，能够看见近代中国从陆地边疆到海洋空间所承受的多重压力；但要真正厘清每一处的性质，仍须分别依据史料、条约和国际法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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