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猫如命的古埃及“猫奴”群体是怎样炼成的？

《塔缪的世界：埃及猫的艺术史》

作者：贾妍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年8月

古埃及人因何开始养猫？又为何如此爱猫？这个以嗜猫如命见载《历史》、垂照汗青的著名“猫奴”群体是怎样炼成的？时光倒流五千年，在文明初化的尼罗河畔，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必须直面自然与内心的严肃而实际的选择，一个需要在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两个层面付诸实践的承诺——一方面，要将四野逡巡的野猫召到家宅之内，调教为可以缱绻依人的“狸奴”，来做它们的主人；另一方面，则要在世间千万只或在野，或在堂的猫咪之上抽象出一个精神领袖，将其捧上神坛，并奉之为“主人”。我们把前者称作“驯养”，后者谓之“信仰”，然而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因果关系，恐怕并不容易说清楚。

那便先来说“驯养”的问题。顾名思义，所谓驯养即人类驯化野生动物实现家养的过程。在我们日常熟知的家养动物中，猫是最晚被驯化的，其驯化路径也是最为单一的。近年来的科学研究和考古证据都表明，尽管当今世界各地“家猫”的品相纷繁复杂，其血统标牌也指向众多，但就基因来看，都可以溯源到古代近东与埃及。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养在家里的“猫主子”们，无论是英短、美短还是中华田园，它们的先祖都经历过一个确定无疑的“走出非洲”的过程，而艺术史中的埃及猫，则难能可贵地保留了它们在故乡人眼中心里的样貌与记忆。

古埃及人对猫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3700年

就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古埃及人对猫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3700年，驯化对象为体形轻盈、性情较为平和的“非洲野猫”。不过猫的驯化过程究竟是在何时完成的，很难准确考证。一些考古及古生物学家将后期埃及的猫木乃伊进行群体基因检测后发现，这个时期的埃及猫已经具有了现代中东地区“家猫”的典型特征，而其基因的线性起源可以追溯到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当然，基因上的可能性还须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就现有的发现来看，公元前2500年以前埃及的古物遗存中极少能找到猫的影子，应该表明彼时的埃及猫还没有达到可以与人和谐共居的程度，它们在埃及人世俗和信仰生活中的作用也远没有之后的三千年那么突出。

新王国开始前，与猫相关的文献材料少之又少，要考证这一物种的驯化过程，大抵还是要依赖考古及图像证据。从古王国中期起，埃及视觉材料中始见生活在自然场域中的猫科动物形象。一组出自第5王朝纽塞拉时期，用于装饰阿布古拉布太阳神庙中“季节之屋”的彩绘浮雕，表现了诸多野生动物在拉神赐福下，于一年中特定时节孕育生产的场景，其中下层图带一只正在分娩的动物，常被视为（野）猫在埃及艺术舞台上模糊但宏大的“初登场”。可惜这组浮雕在“二战”期间的柏林遭受了严重损毁，仅存的碎片不足以复原这只动物本来的形貌细节。不过根据它身体上方仍依稀可辨的象形文字题铭，以及画面描绘的整体地貌环境，这只动物大概率应为猎豹而非野猫。

埃及视觉艺术中另外一种易与（野）猫混淆的动物是斑獛。古王国开始，常可在壁画与浮雕的渔猎场景中看到斑獛的身影，它们于沼丛间捕鸟掏蛋，身形轮廓与生活环境都与野猫近似，只是更为细瘦，嘴尖尾长，比较贴合野生动物本身的自然样貌。中王国起，猫也加入到渔猎场景中，常与斑獛现身于同一片沼丛花茎间，这种图景至新王国后表现得更为频繁。

猫在埃及文物遗存中留下最早且确凿的印迹，应该在古王国中后期，如前篇所举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猫城之主”浮雕残片的案例。围绕“驯养”的话题，这件残片引起我格外关注的细节，在于三只猫的颈间似乎隐隐可见“项圈”的痕迹。事实上，学者林瑟利等人《猫在埃及的早期驯化证据》一文中也提及，在萨卡拉发掘的一处比这更早的、出自第5王朝的墓室中，也有一幅壁画描绘了一只戴着项圈的猫。这种人为添加的饰物，于新王国以后的猫图像中十分常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对猫的所有权以及控制力，或可作为驯养进程有所推进的旁证。

除了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进入城市名，古王国时期开始，猫入人名的现象也初露端倪。出土于吉萨的一座第6王朝墓葬“假门”上，刻画了一位筛面粉的女仆，在她的头部左侧，以象形文字标注了她的名字，叫作“缪特”（Miut，埃及语“猫”的阴性形式），名尾作为限定符号的蹲踞的猫印证她为现有据可考的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猫女郎”。相较于标准状态，此处的猫符号身伏尾展，显示这种动物在由“形”入“文”之初，尚未被完全规训的样貌，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此阶段自然状态下的猫尚未完成“驯化”的状态。不过整体来看，古王国时期与猫相关的材料还是太稀少零散，很难就一两个例子对这个时期埃及人驯养猫的范围和程度做出准确推断。

中王国时期取名“咪咪”的女子增多

进入中王国以后，猫在埃及的文献和文物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与“人间”生活的互动也有迹可循地愈渐紧密。首先表现在以“猫”为名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尤以女性为主。最为著名的是中王国初期一位出身显贵但不幸早夭，在棺木上被唤作“咪咪”（Miit，埃及语“猫”阴性形式的另一种写法）的五岁女孩。“咪咪”死后归葬于门图霍特普二世位于代尔·巴哈里的祭庙，并与其他五位拥有“王妻”头衔的王室女性墓葬毗邻，显然她和法老家族关系密切。不过从远超其身形尺寸的棺椁推断，“咪咪”应是意外身故，家人来不及给她量身定制葬具，才在仓促间挪用了成人的棺椁。木棺上的原主人名字的部分显然经过了涂抹修改，以象形文字书写的新名字末尾处的限定符号仍依稀可辨。

“咪咪”木棺及其上经过涂改的名字（下）中王国第11王朝门图霍特普二世时期，出自西底比斯代尔·巴哈里，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编号：52.127ab）。

所谓上行下效，有了法老家族的榜样，中王国时期取名“咪咪”的女子有据可查地增多。在门图霍特普二世过世半个世纪后，萨卡拉地区一位与这个法老同名的父亲，给自己的两个女儿都取了同样的名字——“咪咪”（Miit）。他留下的残碑上，两位“咪咪”赫然在列，她们名字尾部的符号挺胸收尾，以标准的象形文字样态规矩地蹲伏在其他兄弟姐妹的名字中间，陪伴父亲走向永恒。

中王国时期的图像中，就人猫之间的驯养关系演进提供了进一步阐释空间的，首推贝尼哈桑的巴克特三世墓室壁画中捕捉到的一只带有些许家养属性的猫。墓主人巴克特三世是门图霍特普二世时期上埃及的一位地方总督，他的墓葬装饰以精彩纷呈的生活与军事场景再现而闻名。墓中猫现身于外室南壁东侧一个分层构图的场景中，画面以水平图带铺陈，描绘了备食、酿酒、捕鸟等日常劳作场景。

猫的形象出现在门道入口左侧倒数第五层图像带，大体仍以型范式呈现，不过猫尾竖立，前足突进，有伺机而动之势。猫的头侧特别以“榜题”标注mit，即埃及语“猫”的阴性形式，表示画面中的是一只母猫。在猫的对面，与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呈对峙状态的，是一只鼠。这是现存的古埃及视觉材料中，猫与鼠这对天敌第一次出现在同一画面里。相比于体态小巧精悍的猫，鼠的身形显得异常肥大，好在有榜题印证这确乎是一只“硕鼠”。在猫鼠下方以另一层水平展开的，是一队五只或行或停的狒狒；而上下两组动物左侧，有一男性持杖而立，仿佛在监管动物的活动。

这条图带具体描绘的是什么事件，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在整幅以日常生活主题为基调建构的画面中，图带里的动物显然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人的社会行为，并具有了以文字专门标注身份的重要性。此处的猫是否经过驯化未可尽知，但是就视觉语言的传达来看，它已脱离了其野外生存的大环境，处在图带中最贴近人的位置，并顺循人的视线，专门与鼠相对而立，画面中“人→猫→←鼠”三者的站位、方向与姿态很好地传达出猫在此处“为人御鼠”的作用，这至少是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家猫”基本职能的期待的。

巴克特三世墓外室南壁东侧壁画场景（线绘摹本）中王国第11王朝门图霍特普二世时期，贝尼哈桑BH15号墓，采自Newberry,1893,vol.II,Plate VI。

中王国时期埃及猫与新王国“家猫”形象相去甚远

中王国时期人与猫关系的推进，得到了同时代考古材料的印证。在阿拜多斯一座第12王朝小型金字塔形陵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17具猫的骨骼，旁边的祭品凹龛中规则排列着此时期典型的制作粗糙的小型供品陶罐。弗林德斯·皮特里在发掘报告中略带兴奋地写道：“这或许是古埃及唯一为动物提供祭品的实例，这些祭品推测可能为牛奶。”由于缺乏史料旁证，很难断言这些猫究竟是家养宠物，还是某种与神圣崇拜相关的祭祀对象。无论对此作何解释，古埃及人在来世所居中选择与猫同在，并为之奉上单独供养的事实，都代表了古埃及人与猫建立深度关系、从实用共存走向精神共生的关键一步。

沼丛间的猫（水彩摹本）中王国第12王朝阿蒙涅姆赫特二世至辛努塞尔特二世时期，原作出自贝尼哈桑洪努霍特普二世墓，霍华德·卡特绘。

不过回归艺术中的猫形象本身，中王国时期埃及猫无论从体态还是神情来看，整体仍显出桀骜未驯的模样，与新王国以后常见的“家猫”形象相去甚远。第12王朝早期的型石罐猫，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刊发的文物图录中，甚至因其野性难掩的气质而直接被归入“野猫”的名目之下，与之同列的还有另外一只同时期釉陶“埃及蓝”猫雕像。在外形上同样“不驯”的，还有一只来自贝尼哈桑洪努霍特普二世墓，以型姿态蹲踞于墓室壁画纸草花茎上的猫。这只猫通体呈沙棕色，尾巴和前足有黑色条纹，头颈短小，四肢强劲，身形精干修长，在现代“非洲野猫”的体貌中仍能找到它的影子。

洪努霍特普二世是第12王朝中期的一位贵族出身的地方大员，生活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他的墓是现存埃及中王国时期保存最完好的彩绘墓葬之一。与同时代的贵族墓葬类似，洪努霍特普二世墓为依山凿穴而建的“石墓”，墓室分内外两间，皆以精美的壁画装饰。这只猫出现在外室东壁南侧一组捕鱼图里。东壁是系连外室与内室的通道所在，以门相隔，两侧墙面壁画呈南渔北猎的对称布局；小猫藏身在南侧近门处一丛茂密的纸草花间，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在猫身前方的沼荡里，隐着几个鸟巢，里面有幼鸟和鸟蛋，它们应该是小猫捕食的目标所在。

渔猎场景是自古王国晚期以降埃及贵族精英十分喜爱的一个墓室装饰主题。在古埃及人观念中，尼罗河谷周边的沼泽是人世与荒野之间的边缘地带，那些栖息在荒泽中的未驯服的动物所具有的破坏力，会构成对和谐世界秩序——“玛阿特”的威胁，因而通过渔猎活动击败这些玛阿特的敌人，体现了人在和谐世界中的积极作用，也象征了古埃及人崇尚的“大道自然”。在洪努霍特普二世的这幅捕鱼图里，尽管人和猫共处于同一个场景，但小舟上叉鱼的人与沼丛间捕鸟的猫各行其是，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见的互动，抑或可察的情感联系。就此图来看，这里的猫显然尚被归于“自然”世界一边，与墓主的生活关系尚远；但猫的出现足以说明，它已成为埃及人对自然认知的一个重要部分。

新王国以降，猫的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出现得更为频繁，其形貌也愈发丰盈多样。第18王朝前期底比斯墓室壁画中，猫的身影仍会不时出现在传统渔猎图景中，只是多数时候，它们虽近在“人间”咫尺，却始终与之保持着几分疏离。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大管家肯纳蒙之墓中，便有这样一只猫，它从壁画残片上细密繁茂的花茎间探出头颅，神情专注地凝视着前方的鸟巢，虽栖身沼丛之畔，却丝毫未受人类活动的惊扰；近年来，卢克索德拉阿布·纳迦遗址北区新发现一座疑似新王国早期的贵族墓，其中一幅残损渔猎图中，也藏着一只猫，它那亮橘色的身影灵动穿梭于沼丛草木之间，与自然界的禽鸟走兽相伴共生，野趣盎然。

类似的“沼丛野猫”，亦现身于西底比斯的门纳墓（TT69号）中。门纳生活于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至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身兼王室书吏、法老及阿蒙神田庄监理人等要职，其墓葬中的彩绘壁画保存完好，在同时代留存至今的非王室墓葬中堪称翘楚。就装饰题材和艺术风格判断，门纳墓壁画主体应该创作于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有猫现身的渔猎图位于墓的后室长厅北墙，描绘了门纳偕家人乘小舟在开满纸草花的沼丛中捕鱼打鸟的场景。沼丛所勾连的水天之间，充盈着丰富的自然生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一只行走于花冠之上的小猫，它身形轻盈，体态灵动，正抬起一只前爪，往丛间鸟巢探蛋觅食。就图像中猫与人的空间关系来看，这只猫所在位置已是沼丛边缘，与人距离极近，在背后有人类活动的情况下它仍能安然自处，从图像心理学的角度观察，猫与人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显然都比之前时期所见的更为紧密了。

本文节选自《塔缪的世界：埃及猫的艺术史》，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贾妍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