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反冒进”的说法，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全国上下迅速刮起了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蛮干、攀比赶超的“大跃进”之风 。
时任山东省省长的谭启龙当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某某地方放生产“卫星”的消息，而且“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大，他觉得事情吹得有些玄乎。有一天，秘书给谭启龙送来一份《简报》，上面说某地已达成水稻亩产4000斤，他不禁笑着问秘书：“你相信吗？”
秘书回答说：“我对南方水稻不了解，北方的农作物，比如玉米、高粱，解放后产量提高了，亩产最多也不过四五百到七八百斤。”
谭启龙有些气愤地说：“水稻比玉米产量高一些，也不会高到亩产4000斤。这话是骗人的。”随后他让秘书查一下这份简报上的情况是否属实。后来秘书经过调查，发现那里水稻的实际亩产还不到1000斤，谭启龙感叹道：“什么‘放卫星’，万斤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不是太浮夸了？大话、空话，纯粹是骗人嘛！”
谭启龙
同年7月，刘少奇到山东视察工作，谭启龙向他汇报了山东的共产风、浮夸风的情况。刘少奇听后，心情异常沉重地说：“中央提倡‘大跃进’，但是在跃进的过程中，我们缺乏科学基础，弄虚作假要不得，人民的生活到了如此艰难困苦的地步……”
但历史未能如人所愿，此后山东的“左”倾错误继续蔓延。1959年，解放后的山东第一次广泛地出现了饥荒，此后连续3年的粮荒使大批农民离乡外出逃荒。谭启龙对此感到焦虑不安，他多次向中央反映山东的情况。
1961年12月17日，毛泽东路过济南，接见已经成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毛泽东首先询问了山东的灾情，并问谭启龙山东是不是饿死人了。谭启龙毫不掩饰地讲述了山东受灾的情况，其中包括劳动力减少、牲畜锐减、耕地面积减少、农田失管……
毛泽东和谭启龙
毛泽东听后缓缓地说：“除了老天爷的原因，你认为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原因？”
“大跃进对农村的影响很大。”谭启龙有些迟疑地回答。
“哦……”毛泽东没有作更多的表示，隔了一阵子又问道：“听说害虫吃了不少庄稼，这是为什么？”
谭启龙回答说：“灭四害的时候，麻雀都被消灭了，害虫就多了起来。”他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很敏感的事情：因为缺少粮食，有些农民把手中的粮食和蔬菜弄进城里的黑市，以高价卖出。毛泽东听后再次沉默。
谭启龙（中）
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对谭启龙说：“你能说实话，没有打肿脸皮充胖子。这很好。”
这次谈话对于山东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山东国民经济进入了初步调整时期，在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争取到了粮食的回升和农村经济状况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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