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印学者：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破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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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南国论

编辑| 杨林宇

审核|单敏敏 陈珏可

图源：“西南国论”微信公众号

中印两国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初期，双边交往呈现出较为积极的发展态势。1954年10月，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位访华的政府首脑。访问期间，中印两国领导人深入探讨了双边关系准则及亚洲国际秩序，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被写入双方签署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为现代两国关系奠定了根本规范。

然而，由于殖民主义遗留的历史边界争端以及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两国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陷入僵局。1962年边境冲突爆发后，双边外交关系严重受挫，两国均撤回了常驻大使，外交关系降格为代办级，官方高层对话渠道在此后十余年间完全中断。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演变，推动中印两国逐步探索恢复接触的路径。1970年5月1日，中国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时，主动向印度驻华代办表达了希望两国改善关系、恢复传统友好的意向。中国外交部门随后也通过相应途径向印方传递了愿意推动关系正常化的外交信号。

印度决策层在研判外部局势后决定顺应这一战略调整。1976年，中印双方正式决定恢复互派大使，印度新任驻华大使纳拉亚南抵京履新，标志着中断14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正式恢复，为双边开展实质性接触搭建了基本的外交框架。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1962年冲突后印度内阁部长首次访华。邓小平在会见瓦杰帕伊时明确表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边界环境来推进国内建设，双方应当共同维护边界地区的安宁。

1980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重返执政后，印度政府采取务实态度，提出不能在边界问题上无限期僵持。1981年6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访问新德里，同印方达成共识，正式启动两国副部长级边界问题事务性磋商。从1981年至1987年，双方轮流举行了8轮副部长级会谈，虽然未能达成具体划界方案，但保持了常规沟通渠道，使边境局势大体受控。

1984年10月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出任印度总理后，主张外交应积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安全需求。他敏锐认识到，常规的事务性磋商难以打破历史死结，若要实现两国关系的根本改善，必须提升对话层级，通过最高层领导人的首脑外交直接开辟新局。与此同时，中国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这也成为中方改善对印关系的内在动力。1985年10月24日，拉吉夫·甘地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40周年庆典期间同中国总理赵紫阳举行会晤，赵紫阳在会谈中正式邀请拉吉夫·甘地访华。虽然当时拉吉夫·甘地出于国内政治和边境现实考量未立即确定具体日期，但这一高层接触为两国最高层互访开启了关键窗口。

在筹备高层交往期间，1986年至1987年边境东段桑多洛河谷地区一度出现近距离对峙局势，印度军方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调动。面对局势升级风险，两国领导层展现出高度克制，均意识到重蹈冲突覆辙将严重损害各自的经济建设与长远利益。拉吉夫·甘地主张通过和平外交化解危机。1987年5月25日，拉吉夫·甘地派出特使哈克萨尔及资深外交官帕兰杰贝秘密访华，同中国官员展开深入商谈。哈克萨尔返印后向拉吉夫·甘地汇报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领导层务实理性，真诚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改善周边关系，这为拉吉夫·甘地坚定访华决策提供了关键的战略依据。

1986年至1988年，克里希纳·梅农学会等机构同中国对外友好交流协会保持常态化联系，中国驻印大使屠国维同哈克萨尔等政学界人士多次通信，就摒弃传统对抗思维、在非冲突框架下重构长期关系交换意见。印度驻华大使兰加纳坦发回多份分析报告，指出苏联政策调整及中苏关系正常化推动了国际格局深刻转变，各大国都在通过务实外交调整战略布局，印度应把握外部机遇期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印方外交团队重新研判了1960年周恩来提出的六点原则及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的一揽子方案，认识到边界争议极为复杂，短期难以一蹴而就，应采取确立指导原则、稳定实控线、实地勘定的分阶段解决思路。1987年11月第八轮边界会谈期间，中国副外长刘述卿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拉吉夫·甘地转达了正式访华邀请。

为了使访华决策具备坚实的国内合法性与社会支持，拉吉夫·甘地在印度国内系统开展了政治共识构建工作。由于受到1962年印度议会决议的思想束缚，印度国内舆论和部分政治力量长期坚持“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不得发展对华关系”的僵化立场，政策调整面临极大阻力。印度外交部官员广泛走访主流媒体负责人、学者和国际问题专家，阐释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议的必要性，推动形成理性务实的社会舆论。

1987年印度设立外交事务议会协商委员会，向朝野议员系统通报边境现状与外交考量。拉吉夫·甘地还主动与左翼政党沟通，多次同印共领导人乔蒂·巴苏和古普塔深入交换意见，乔蒂·巴苏更在此前亲自率团访华了解中方政策动向。同时，人民党领袖辛格等中间派也表达了理解与支持。1988年11月5日，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支持政府在平等互利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推进印中关系，在议会内外基本形成了共识。

1988年下半年，两国外交与业务筹备全面提速。拉吉夫·甘地先后派遣商务部长蒂瓦里、国防部长潘特及外交秘书梅农前往北京，就访问日程、礼宾规格与拟签署的文件文本展开密集对接。1988年11月，印度媒体代表团访华会晤中国副总理吴学谦与外长钱其琛，发回大量客观报道，改善了印度社会的心理预期。在随行团队配置上，拉吉夫·甘地挑选了精通对华事务的专业技术官僚，包括总理办公室辅佐官罗南·森、外交部东亚司司长维杰·南比亚尔，并由经验丰富的外长拉奥及通晓中文的国务部长纳特瓦尔·辛格协同参与战略决策。

图源：“西南国论”微信公众号

为确保出访期间南亚地区局势总体稳定，拉吉夫·甘地在行前出访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越南等周边邻国。1988年12月9日，两国外交部正式对外宣布访华日程。12月17日，哈克萨尔向总理递交政策备忘录，建议将重点拓展经贸、科技、航空和文化领域的互利合作作为激活双边关系的重要抓手。

1988年12月19日，拉吉夫·甘地总理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自1954年尼赫鲁访华后，印度政府首脑时隔34年再次访华，标志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恢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在机场迎接，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当晚中国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宴，宴席精心布置了由食材雕刻的中国龙、印度孔雀及象征和平的双鸽造型，并在致辞中指出，中印维护边境和平与睦邻合作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也具有重大意义。拉吉夫·甘地在致辞中表示，过去30年的隔阂不符合历史常态，现在是超越历史分歧、面向未来并重续两国友好关系的关键时刻，双方应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88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国总理与拉吉夫·甘地举行了多轮正式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关系的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理指出，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途径，并在最终解决前切实维护实控线地区的和平安宁。拉吉夫·甘地赞同通过建立相互理解的谈判机制稳步推进边界问题解决。双方达成了关键制度性共识：正式决定设立副外长级的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专门负责磋商划界原则与维护边境安宁；同时设立经贸和科技联合小组以全面恢复各领域务实合作。中国总理接受了拉吉夫·甘地关于在适当时机访问印度的邀请。

1988年12月20日上午，时任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拉吉夫·甘地，其强调，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应当加强团结、互学互鉴，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会见中，拉吉夫·甘地代表印度政府明确重申了在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这一明确的政治表态消除了中方长期关切的战略疑虑，为双边互信提供了坚实基石。中国对此表示赞赏，并介绍了西藏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状况。

1988年12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拉吉夫·甘地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晤。两位领导人握手长达3分钟，成为两国关系实现历史性破冰的标志。邓小平亲切称拉吉夫·甘地为“年轻的朋友”，忆及1954年中印友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明确提出“把过去的事情统统忘掉，面向未来”。邓小平阐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指出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占全人类的40%，国内的首要任务是全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相似的发展任务面前没有任何理由彼此对立。邓小平在会谈中提出了战略论断，指出如果没有中印两国的共同发展，就谈不上真正的亚太世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应当成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指导准则。拉吉夫·甘地对此高度赞同，表示完全赞成忘掉过去、开创未来，愿携手深化各领域合作。

在首脑会晤引领下，两国内阁部长及随行外交官员的专业对口磋商全面推进。1988年12月21日下午，拉吉夫·甘地前往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呼吁青年一代承担起面向未来的时代使命，共同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对口业务会谈中，印度外长拉奥、国务部长纳特瓦尔·辛格同中国外长钱其琛就会晤机制与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长迪内希·辛格与郑拓彬部长就恢复边境贸易和扩大直接贸易对接；司法部长尚卡拉南德与蔡诚部长举行了会谈；阿卢瓦利亚等印方核心官员同中方科技、民航主管部门负责人逐条审议了双边合作协定的法定文本。

1988年12月23日访问结束之际，双方正式签署并发表了中印联合新闻公报。公报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双边关系的根本准则，正式宣布成立副外长级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负责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并维持实控线和平安宁；正式建立由两国外经贸部长牵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确立了两国外长定期会晤机制。访问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1988至1990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拉吉夫·甘地1988年访华彻底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外交隔绝，确立了“议题脱钩、并行推进”的交往新范式。双方不再将边界争议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而是将其交由专门机制在保持边境安宁的前提下稳步协商，同时全面开启经贸、科技、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这一破冰之行展现了通过最高层政治接触打破安全困境、化解历史分歧的可行路径，为冷战后中印关系的平稳发展与边境安宁奠定了长期制度基石。通过最高政治层面的决断，两国恢复了互信与理性接触，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新焕发出生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处理复杂双边争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外交范式。

作者简介：

维尔普拉·拉马努贾姆（Velpula Ramanujam）：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南亚与大洋洲中心的研究分析员；

马尼什·达巴德（Manish S. Dabhade）：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组织与裁军中心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西南国论”微信公众号2026年9月14日文章，原标题为《“破冰之旅”：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始末》。本文根本来源为：Velpula Ramanujam，Manish S. Dabhade，“Rajiv Gandhi’s Summit Diplomacy: A Study of the Beijing Summit, 1988，” China Report，Vol. 55, No. 4, 2019.

本期编辑：杨林宇

本期审核： 单敏敏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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