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新：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

2026年9月20日下午，海洋史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李庆新做客广东省博物馆，在岭南大讲堂第十七期，主讲《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兼谈南海西北陆坡发现的明代沉船。

李庆新

众所周知，明代一直存在海禁，海外贸易如何从“三司通贡”转变为“两省通商”？李庆新在讲座中指出，明代海外贸易有官方的朝贡（贡舶）贸易与民间的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正德、嘉靖年间广东率先调整朝贡贸易体制，对外商进行抽分征税；随后福建在隆庆初年准许本地商人出洋。两省在贸易转型中形成的新的贸易制度，得到朝廷认可，商舶贸易成为主流，并与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潮流相衔接。

2022年在南海深海发现的两艘明代沉船，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新资料、新佐证。结合考古研究与文献记载，李庆新进一步提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很可能是从珠江口屯门一带出发。

本次活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

以下为讲座及现场问答的实录及延伸整理。

岭南大讲堂现场

【壹】

海禁之下，生意为何禁而不绝

先来看一幅绘于17世纪早期的《塞尔登地图》。图上，中国一侧海上航线的枢纽地带在闽南—粤东，主要包括漳州月港、粤东南澳；另一处在今越南中部的会安一带。这两个地区构成东北亚、东南亚海上交往的两处枢纽。该地图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东部亚洲海域贸易航线及其节点。

要理解明前期的海外贸易，先要分清“贡舶”“市舶”与“商舶”。明代学者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海外国家遣使前来“朝贡”，进献方物，围绕朝贡展开的“贡”“赐”交易，构成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贡使携带贡品，货物可以互市，但是“非入贡者”则不许其互市。而民间私商贸易属于非法，受到明朝打压。

明前期，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是朝贡贸易的主管机构，形成“三司通贡”格局，《明史》记载：“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永乐年间（1403—1424），朝廷派遣太监提督市舶。这些“钦差”掌握市舶实权，成为市舶司的“顶头上司”，并插手地方事务，故后来地方官员调整贸易机制，也难免牵涉与市舶宦官的利益博弈。

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为世界航海史上之壮举，将朝贡交往推向高潮。然而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明朝国势走下坡路，军费开支庞大，国家财政长期紧张，与维持朝贡交往形成突出矛盾。

朝贡贸易以“厚往薄来”为原则：外国进献贡品，朝廷给予丰厚回赐，重在政治与外交上“怀柔远人”，但随着财政负担加重，维持朝贡贸易的代价越来越高，朝廷不得不重算经济账。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弘治年间（1488—1505），朝廷制定“给赐番夷通例”，调整贡物估价、给价和抽分等办法，降低成本，节省开支，经济考量在朝贡贸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民间商人则顽强游走于海洋经济的灰色地带，违禁走私，寻找交易致富之门。明代戴金编纂的法令与案例汇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十，就留下一宗典型案件——

成化十四年（1478），江西浮梁商人方敏、方祥、方洪兄弟筹集600两银，购买景德镇瓷器2800件运到广州，与贩卖布匹的揭阳、海阳商人商议合伙出海。货物有了，出海的船却不好找。书中写道：“敏等访得南海外洋有私番船一只出没，为因上司严禁，无人换货。”几番商议，他们雇到东莞人梁大英，也没有谈成，干脆自造“违式双桅艚船”，装上瓷器、布匹，在当年五月二十二日，开船越过缘边官富等处巡检司，远出外洋。

这趟生意换回胡椒212包、黄蜡1包、乌木6条、沉香一扁箱、锡20块。最后还是被官府查获。

这一案例说明成化年间广东与东南亚之间已存在跨区域、国际性民间贸易团伙，虽海禁森严，但商人逐利谋生，海外市场又有需求，海上生意遂难以禁绝。到万历年间（1573—1620），明代官员谢杰在《虔台倭纂》中写道：“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贰】

“广中事例”：从贸易汲取财富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广东率先调整贸易制度，逐步形成时人所说的“广中事例”。这一调整，既有中外通商需求的利益驱动，也有缓解地方财政、军费压力之切实需要，还顾及到沿海百姓的生计。

1511年，在印度洋站稳脚跟的葡萄牙人将势力伸入东亚海域，攻占扼守太平洋-印度洋“十字路口”的马六甲。正德八年（1513），葡人来到广东屯门。

另一方面，从景泰、成化至嘉靖年间，岭南政局并不安稳，广西大藤峡及周边地区发生“瑶乱”，广西供军财力不足，常需广东接济，从海外贸易中汲取税收，遂成为开拓财源的重要抉择。

正德四年（1509），广东官府开始按照宋朝制度对外商进行“抽分”，得到朝廷认可，税率开始为十分抽三，后降到十分抽二。嘉靖八年（1529），奉命巡抚两广的林富向朝廷陈述“市舶之利”：“除抽解外，即充军饷。”他还算了百姓的生计账：“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嘉靖《广东通志初稿》）

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广东形成以广州—澳门为中心、以抽分制为核心的商舶贸易管理体制，也就是“广中事例”。明中叶，广东贸易从接纳商船、规定抽分比例、改变管理主体，到澳门开埠，构成了明朝第一次局部开放贸易。

【叁】

“上省下澳”：明代广州“交易会”

葡萄牙人托梅·皮列士在1512年至1515年间完成的《东方志》，记录了屯门一带的交易情形：外国船停靠后，南头（今深圳）方面把消息送往广州，商人随即前来“估计商品的价值，并付关税”，随后听其交易。

作为广州外港，澳门被纳入“广中事例”的管理体系之中。万历《广东通志》记述：“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薮矣。”濠镜就是澳门，商船贸易向这里集中，便于官府管理，防止走漏税收。

澳门面向外海，供外商居留、大船停泊；广州连接内地腹地，汇集货源、组织交易，承担中枢管理职能，两地形成贸易管理的“二元中心”。广州与澳门之间建立起“上省下澳”的合作机制：“上省”，外国商人赴省城广州交易；“下澳”，中国商人到澳门做生意。

《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葡萄牙人已经奠定了一年两次集市的习惯，一次是在一月，展销从印度来的船只所携来的货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又说，集市不再在澳门港或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内举行”。

省城，就是广州。

意大利佛罗伦萨商人卡莱蒂的《周游世界评说》，则留下1598至1599年前后赴广州交易的场景。居住澳门的葡萄牙商人选出四五名代表，携带购货资金，乘中国船“龙头划”前往广州。白天，他们获准上岸，“入广州城商讨价格，观看货物，商定价格。定价称作‘拍板’”。“入夜后，所有人返回龙头划船上进食休眠。”

【肆】

福建也开海，为何另辟一条路

当时，珠江口屯门一带中外贸易相当红火，而福建、浙江沿海仍然厉行海禁。嘉靖二年（1523）因“争贡之役”，“罢浙江、福建两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嘉靖八年（1529）裁撤市舶提督太监，负责海防的海道副使“带管市舶”。

广东海贸可以补军饷、惠民生，浙江、福建却仍受严格限制，其自然会问：为什么广东可以做，我们不可以？浙江、福建官方均有要求仿照广东、通商抽税的呼声，甚至连当时的海商武装首领汪直也提出，参照“广中事例”通关征税，重开浙江对日本的贸易。

1565年，西班牙人黎牙实比率远征队从美洲新大陆抵达菲律宾。明代学者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记载：“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月港成为合法出海贸易的重要口岸。这是继广东之后，明朝第二次局部开放贸易，对日本贸易则仍在禁止之列。

隆庆六年（1572），漳州知府罗青霄“议征商税，以及贾舶”，设立督饷公馆，参照南赣“桥税事例”抽取商税，将内地钞关的征收商税做法用于海上贸易管理。

至此，广东与福建“两省通商”的基本格局形成。不过，两省体制有很大差异。“广中事例”脱胎于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由广东官方参照宋元市舶制度变通改造而成，市舶司长期存在。而“月港体制”在制度上渊源于明中叶以后内地的钞关制度。

在商人管理与征税对象上，月港体制准许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不允许外国商人到福建通商，征税对象为中国本地商人；“广中事例”则允许外国人在澳门居留，中国商人“下澳”、外国商人“上省”贸易，征税对象中外商人兼有之。

有明一代，海禁一直存在，但也在运行中不断调整。海禁与通商两套制度在同一片海洋空间交织，贸易转型与制度重构发生在这个过程。万历年间福建巡抚许孚远在《疏通海禁疏》中所说的“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很能说明问题：准许通商，把船只、货物和往返期限纳入管理。开海并不意味着海禁消除。

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粤、闽因此成为明朝主要对外贸易区域，这一格局终明之世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制度转变在地方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经朝廷认可，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伍】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从屯门出发？

2022年10月，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的海底发现两处明代沉船遗址，定名为一号、二号沉船。

从南海西北陆坡沉船提取出水的瓷器 图源新华网，资料图片

2024年9月27日，“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幕。这是9月27日在特展上拍摄的展品——珐华孔雀绿釉莲池纹瓶梅。图源新华网，资料图片

一号沉船初步断代为正德年间，以大量陶瓷器为主要遗存。其中，精美的珐华器为研究景德镇珐华器的生产与外销提供了新材料。二号沉船初步断代为弘治年间，以原木为主要船货，其中包括来自印度洋地区的乌木。

此前，考古学者秦大树、宋建忠教授等认为，一号船从广州出发的可能性最大，目的地应是连接南海与印度洋的重要中转港马六甲；二号船最可能从马六甲装载乌木，返回广州。

对于“从广州出发”，大体上是对的。但具体在广州内港还是外港？结合弘治、正德年间贸易转型及屯门贸易的情况，这类商船不大可能进入广州城内港区，更可能停泊、交易于外围海澳，一号沉船很可能是从屯门海面完成交易，启航出发。

值得关注的还有，一号沉船上出水广东惠州白马窑仿龙泉青瓷，与景德镇瓷器同船出海，说明贸易转型期珠江口湾区附近民间窑场的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

广东台山上川岛花碗坪遗址，是葡萄牙人被浙闽水师追打、返回粤海后的主要贸易据点，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曾在此活动，病逝于岛上。该遗址出土的瓷片，有的绘着“深目高鼻”的人物，也有带十字图案的青花碗残片。一件带外文铭文的瓷瓶残片，则与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完整瓷瓶可以相互对照，显示这件来自景德镇的瓷器是葡萄牙人在1552年定制的。由此说明澳门开埠之前，上川岛是中葡贸易的据点之一，为转型期中葡早期贸易与“广中事例”提供了另一组考古实物证据。

上述考古发现同时揭示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东来的背景下，贸易转型与制度调整本质上也是广东等沿海地区对接早期全球化的过程。内陆地区外销产品，经广州港口体系集散中转，运至马六甲、印度洋、乃至欧洲市场，构成明中期港口与腹地之间外向型经济的跨区域、国际性生产—供应链条。

【陆】

贸易改变世界，也改变人们的生活

从前述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广州绝非一个“贸易孤岛”，它连接着覆盖内陆腹地和全球市场的广阔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内地人力、资源、商品不断向沿海港口汇集，再走向海外，时称“走广”。明中叶景德镇与广州之间的瓷器外销，可说是形成了“前店后厂”格局：广州这边是“店铺”，景德镇那边是“厂家”。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广州连接的腹地远不止景德镇。

由此，明中期的贸易转型、制度重构与经济增长，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思考。

首先，“制度是重要的”。外国商人可以到哪里交易，中国商船能否合法出洋，税怎样收、货怎样运，这些规定都会影响对外贸易的开展。随着制度调整，商舶贸易逐渐确立主导地位，东南沿海乃至内地面向海外的商品化生产，也获得全新的发展空间。

其次，是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理性”。例如，景德镇民间窑场烧制的瓷器，经赣江、大庾岭、北江等水陆通道运抵广州，再出珠江口走向海外，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区域协作。这就是“前店后厂”比喻所要说明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和理性的经济抉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把内地产区、沿海口岸与海外市场紧密联结，与早期全球化浪潮对接起来。

第三，是贸易的“溢出效应”。贸易不仅是经济活动，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思想、宗教、技术、艺术伴随着人员、货物、资金流动而传播。明中后期中国瓷器等商品不断进入欧洲，受到欧洲宫廷和上层社会追捧，催生了广泛的“中国风”，影响欧陆生活与审美。

这种流动又是双向多元的。今天我们熟悉的马铃薯、玉米、番茄等都原产美洲新大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在全球交流中传入中国和欧亚大陆，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

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变化主要发生在广东、福建，却牵动着广阔的内陆腹地，也与全球海洋贸易相连接。所以，现在当我们回头再看那些海图，就会发现，海洋航线连接的不只是一个个港口，还有港口背后相关国家的生产、流通、消费与生活。贸易改变的，不只是货物流向，也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不同文明彼此相遇、相处的方式。

李庆新在现场与观众互动

现场观众

【现场问答】

海禁一直存在，贸易为什么仍在发展

羊城晚报：大众常用“海禁”“开海”来提及明代海贸。在您的讲述中，禁令仍在，贸易却一直发展。所以，研究这段历史，是不是应关注禁令怎样执行、制度怎样在实践中运作和调整？

李庆新：“禁”和“开”是相对的，也是明代海洋发展的两种基本态势。明朝海禁没有中断，但在执行运作中不断调整。能不能达到效果，需要动态考察。

明前期国家强盛，特别是军事力量强大，有足够力量推动沿海海防布局和设施建制，海禁取得较好效果，海禁与朝贡体制成为有效“规管”明朝海洋秩序与对外交往的“两驾马车”。但是我们考察一个制度，既要看到它在某一时段的实时状态，更要看到它长期运转的全过程。长时段看明朝海禁，变化就很大了：一方面明中期以后国家走向衰败，海禁的能力随之减弱；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反海禁的力量一直非常倔强，不断在壮大。官民之间两种力量相互较劲，此起彼伏，时移世易，最终在海禁藩篱中“松开一个口子”，在通商过程中实现制度转型。

今天的“广货行天下”，可以从历史中提取什么

现场观众：商品成功出海，主要靠产品本身，还是需要港口、商人与海外市场共同作用？这些对今天“广货行天下”有什么启发？

李庆新：商品能不能卖得远、卖得好，成为行销国际的名优品牌，一方面要靠厂家、商家的协同努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商品本身质量和价值。不同商品各有优势：有的高贵珍稀，有的实用耐用。古代对外贸易中的奢侈品，往往与高贵、时尚与珍稀有关。国内外博物馆收藏不少精致的广彩瓷、纹章瓷，这是满足特定客户需求的名贵定制瓷器，量不一定大但价值昂贵，也有稳定的市场需求。而大量进入海外市场的瓷器，其实大多属于日常使用的寻常之物，但在海外有广阔市场，是贸易的大宗商品。当下很受关注的“广东罐”，本属当时的低端产品，但在国际贸易、港航运输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储包装功用，因而在海外贸易中也有大量需求。

整体来说，覆盖内陆腹地与海外的完善的生产—供应链、有效的制度体系与广阔的国际市场，是广货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

2026年9月25日羊城晚报A7文史哲版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如敏

执行统筹｜龚丹枫 邓琼 温建敏 骆苹

文｜潘玮倩 张晗 实习生 赫连天梓

图｜梁喻（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