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艺   石建邦：活的艺术，又见石鲁与长安画派

在我看来，石鲁和长安画派的艺术特点就是“接地气”，生机盎然。什么笔墨，什么传统，统统为自己的创作服务，活学活用，随时被拿来调度和支配，充满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这样的艺术，才是活的。

石鲁 《秋收》 1961年 纸本设色 68.5cmx49.7cm 中国美术馆藏

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举办的“历史的星辉——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研究展”已延期至10月7日，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一个画派比较研究展，展出两派精品力作73件，颇富学术价值。为此，除了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和上海中国画院拿出不少重量级作品外，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刘海粟美术馆和长安画派艺术中心，也提供了珍贵藏品。

对长安画派，笔者并不陌生。早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很认真地学习观摩过。那时还现学现“卖”，经手接触过赵望云、方济众、徐庶之等人的作品，对他们有直观真切的认识。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叶，西安有一批美术家的绘画创作，画风别开生面，生气勃勃，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西安旧称长安，故名长安画派。在长安画派中，有赵望云、石鲁、方济众、康师尧、何海霞等代表人物。尤以石鲁的成就最高、名气最大，具有国际影响。

提倡“开门办学”

赵望云（1906-1977）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河北束鹿人，1925年秋由表兄王西渠资助赴北京入私立京华美专学习绘画，半年后转入国立北平艺专专攻国画。当时正值林风眠回国担任艺专校长，他大力提倡“开门办学”，鼓励学生解放思想，艺术创作关心社会民生，学校风气为之一变。

赵望云 《北国风光》 1961年 纸本设色 147cmx76cm 中国美术馆藏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赵望云率先开始尝试用国画描写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从事国画改革运动。1928年，他应《大公报》邀请，与人合编“艺术周刊”，后又被该报委派为旅行写生记者，到冀中一带农村写生。1933年出版《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冯玉祥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主动提出为画集配诗。1936年，赵在冯的大力帮助下，在南京举办了赵望云旅行印象画展，并结识田汉、徐悲鸿等人。徐悲鸿对其作品大加赞赏，为其画集题签、作序，名声大振。

赵望云 《巴山春雨》 1960年 纸本设色 167cmx83cm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藏

抗日战争爆发，赵望云在武汉、重庆主编《抗战画刊》，积极用画笔宣传抗日。周恩来曾参观画展并购买他的画作《相马图》。1943年，他到敦煌石窟进行壁画研究，归途中入祁连山写生，年底在西安举办西北风光写生画展，得到热烈反响，随即定居西安。

赵望云的绘画自然质朴，笔力苍厚润泽，注重生活气息，善从平淡的农家生活中发现意味隽永的画面。他早期的农村写生作品在国画反映现实方面首开风气之先，后期的西北山水对于长安画派则有着奠基性意义。

方济众 《黄河龙门口》 1960年 纸本设色 85.4cmx55.7cm 中国美术馆藏

方济众是赵望云的学生，他将西北风光与人文画格调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田园诗情化风格，画作小中见大，抒情温馨。康师尧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武昌艺专，是“长安画派”中唯一一位以花鸟画见称的画家，画作清新典雅，兼工带写，独具风貌。何海霞是张大千的弟子，擅山水，将青绿工笔与水墨笔意融为一体，清俊遒丽，稍偏传统。

方济众 《黄昏》 1961年 纸本设色 69cmx50.6cm 中国美术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画家黄胄也是赵望云的学生，上世纪40年代曾随老师赴西北写生。后来他从长安画派中走出来，远赴新疆多年，写生创作，体验生活，画作色彩浓烈，线条奔放，笔墨淋漓，大气豪迈，成为一代人物画大家。

倔强灌进笔墨

石鲁（1919-1982）是长安画派的灵魂，代表了这一画派的非凡高度，并具有国际影响力。

石鲁 《山区修梯田》 1958 年 纸本设色 246cmx109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鲁原名冯亚珩，因为崇拜石涛和鲁迅而取名石鲁。他出生于四川仁寿，二哥冯建吴也是著名画家，曾就读于上海昌明艺专。石鲁耳濡目染，从小就有美术天赋，15岁即入成都东方美专学习国画，并接触西洋画技法。1939年，20岁的石鲁决心参加革命，他从绵竹步行至西安，并于年底到达延安。

延安时期，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和美术创作任务展现了其多才多艺的本领。1949年，石鲁来到西安，协助赵望云具体负责陕西美协的美术工作，将美协的创作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有名。

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生活经历，石鲁对延安对陕北黄土高原有一种情结，他画过一系列为人称道的作品，如《东方欲晓》《延河饮马》《南泥湾途中》等，后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的《转战陕北》，更是脍炙人口。石鲁说：“不能设想一个在革命的艰苦环境中未曾经过任何实践的人，更懂得陕北黄土高原朴质而雄浑的美。经过相当体验的人，总是一往情深。”

石鲁 《华岳松风》 1974年 纸本设色 138.5cmx68cm 中国美术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时代大潮，石鲁秉承“从生活入手”的宗旨，深入青海藏区、宝成和兰新铁路建设工地，在祁连山、乌鞘岭、陕南和陕北，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气象，风格写实雄奇。

中国画，也因为石鲁，被“闹”得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石鲁开始反思传统水墨，苦读画理名著，临摹法书名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锤炼自己；1970年之后，石鲁经历沧桑后，艺术创作从浪漫转向苍劲沉雄，更空灵、险峻、恣肆，笔下有泰山崩裂之势，将传统诗、书、画、印的艺术程式予以彻底“革命”，呈现郁勃孤愤的磅礴之气。

吴冠中把石鲁比作“中国的梵高”，称他画的不是风景，是人的精神、生命的情绪。晚年的病痛、打击没有磨灭他的艺术本能，反而催生了他艺术的蜕变。他不再描摹黄土高原的外表，而是把山川草木当作人格来写，把个人生命的悲愤、倔强全部灌注进笔墨线条里。

记得有部法国电影里的画家曾说：“好的作品，画布上应该是带血的。”读石鲁的作品，常让人体会这句话的份量。

为生活传精神

海派与长安画派的交往也很密切。1956年，北京和上海率先成立中国画院。翌年春，67岁的朱屺瞻与花甲之年的钱瘦铁作为画院首批画师，结伴自上海出发，一路采风写生，从武汉溯江而上，穿三峡险隘入川，遍历重庆、成都，而后越秦岭抵达西安。

朱屺瞻 《市图书馆与市博物馆》 1959年 纸本设色 91cmx51cm 上海中国画院藏

在西安，两人的壮游从“对景写生”升华为“以艺会友”。他们下榻于陕西美协宿舍，与赵望云、石鲁等长安画派核心人物朝夕相处，一同参观古迹、纵谈艺术。

钱瘦铁和石鲁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两人都是眼界开阔，慷慨豪迈之士，引为平生知己。钱瘦铁为石鲁刻了好几方印。后来，坊间还流传彼此蒙难时钱瘦铁恪守承诺，临终前为石鲁“刻印传印”报答知己的佳话，风骨崚嶒，可歌可泣。长安画派和海派，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后面画家们的双向互动，延续不断。

上海中国画院山水画组 《移山填海》 1959年 纸本设色 111cmx248cm 上海中国画院藏

9月初，石鲁先生的嫡孙石迦老师来上海开画展，还应邀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作讲座。

石迦老师本身就是画家，西安美院毕业，由油画而国画，造诣不凡。他把石鲁的艺术特色，诸多代表作品的创作背景，来龙去脉等等，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比如，石鲁一直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他常去野外写生，一个帆布行军床，一个望远镜，一把芬兰猎刀，一支捷克猎枪，还有一本特制的写生画夹，成为他去深山老林搜集素材的“标配”。

原来一直以为他那望远镜是打猎时用的，现在才知道，那是为了方便观察远处的山峦地貌。石鲁说，望远镜可以让人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从而“吊”出画面的精神这样可以把山的结构画得更传神。

“搜尽奇峰打草稿”。为了野外采风，石鲁对写生装备的设计和改进可谓乐此不疲。上世纪50年代早期，他设计的画箱就非常考究，皮革与毛毡的画板，画箱内小抽屉一排颜料瓶，装有密封的盖子，水罐、笔盒、可折叠的凳子、架子样样齐全。到60年代，为了适应陕西秦岭爬山涉水的需要，他又增添野营帐篷、气垫床、睡袋以及野炊的炒锅、水壶等用具。遇河时气垫床可组装成气船，行路时一个儿童车改装的拖斗车，可用来装所有的行李工具。后来，他更用造飞机的轻型铝合金材料制作画箱，卷轴式的纸筒，可以画小幅也可以画长卷；一把特大的遮阳伞，伞把上特别配有安装望远镜的机关……

石鲁有句名言：“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天才背后的辛勤付出，石鲁对生活体验的高度重视，下笔前的深思熟虑，苦心经营，是最容易被常人忽略的。诸如此类的细节，经石迦老师一讲，再配上图片，使我们对石鲁作品的理解，就更加真切了。

在我看来，石鲁和长安画派的艺术特点就是“接地气”，生机盎然。什么笔墨，什么传统，统统为自己的创作服务，活学活用，随时被拿来调度和支配，充满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这样的艺术，才是活的。

二十年前，我曾到西安专程拜见石鲁的女儿石丹老师。她特地带我来到西安市北大街原陕西美协的那两排红砖旧房参观，老屋与四周高楼的繁华相比，似乎简陋黯淡不少，但石鲁他们一代的艺术精神兀自岿然独立，光芒四射。

原标题：《国艺 石建邦：活的艺术，又见石鲁与长安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