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卞仲耘之死的三种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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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摄于1964年）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3点40分），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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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之死的

三种陈述

总目录：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摘录）

原题：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来源：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

作者：钱江

编辑：老正

目录：

️危险逼近的时候

️惨剧发生在196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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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逼近的时候

在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教过语文，转而教政治，又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她有4个儿女，丈夫王晶垚从新华社调到中宣部，后来到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研究员。

师大女附中创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进入这所中学，校长通常由老资格革命家担任。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卞仲耘深切地感到，“文革”爆发前的一年里，“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到“五•一六”通知一出，积蓄能量多年的潘多拉盒的盖子终于被打开了。1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教师的尊严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

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其中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后人难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学女生之手，而且这样的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是无人制止。

批判会后，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红卫兵运动带着“红色恐怖”呼啸而来。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们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最后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灾难迫在眉睫了。就在这天晚上，她对丈夫王晶垚说，按这个势头，学生打死她这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现在她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识的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

王晶垚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是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这天早上，倒是同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赶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负责人，报告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无奈的回答：“你先回学校去吧。”

惨剧
发生在8月5日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

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根本不予理会。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说朝她头上倒下来，胡志涛全身顿时就被墨水染黑了。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在狂热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结果即有女学生跑向学校木工房，拿来了待修的破课桌木腿，那上面还有没拔除的钉子。更有人跑向开水房去取热水，打算浇烫这些“黑帮”——当代教育史上残忍的一幕就这样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 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用脚猛踢这位不久前还受学生尊敬的副校长，大声喊：“装死！”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结果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 4人。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

这天，另外4位校领导均受重伤。胡志涛遭受带着钉子的桌腿殴打，浑身血水，一度昏迷，后来发现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学校教导主任梅树民是50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衬衣被打出许多小洞，布丝深深嵌入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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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和王晶垚一家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

原题：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

来源：炎黄春秋20010年第10期

作者：王晶垚（卞仲耘的丈夫）

目录：

️王晶垚的话

️匿名唁函全文

1966年8月5日下午,卞仲耘校长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8月9日中午,我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紧急匿名唁函。

这封唁函的起草时间是1966年8月8日下午2点。信中陈述了卞仲耘遇害的全过程。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时间陈述卞仲耘被惨杀真相的文字。

据其他几位受害者和目击者后来揭发,卞仲耘同志被折磨、杀害的经过,比这封信里揭露的还要野蛮,残酷得多。

在当时极其险恶恐怖的血腥局势下,这封信不得不用特意改变了的笔法和字体写成。卞仲耘遇害时极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记录和见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阅读这封匿名唁函时悲愤交加的心情。

这封匿名唁函告诉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敢于立即做出自己的选择,抗议邪恶。

信寄到我手中不久,女附中有人前来追查,凶恶地迫令我立即交出此信。我当即坚决拒绝。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中共西城区委员会印发《关于卞仲耘同志昭雪的决定》的文件。

1978年8月5日,在八宝山举行的卞仲耘追悼会上,《关于卞仲耘同志昭雪的决定》与这封《匿名唁函》,作为悼念文件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以告慰死难者卞仲耘同志。

44年过去了,我一直郑重保存着这封匿名唁函原件。今天,我想通过《炎黄春秋》向当年发出这封匿名唁函的师大女附中张静芬老师表达我和我们的孩子们对她的衷心感谢。

2010年8月5日

原件一、《匿名唁函》全文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我们在楼上开会没有下去):她临终时浑身血迹斑斑,伤痕累累,肩膀肿得老高。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她和胡志涛、汪玉冰都挑不动(很大的筐),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肉都被一块块带下来。(胡志涛说,这是违反政策的。后来就被用绳子捆起来手。)(现胡汪都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一会还嫌不够,又用风雨衣把她紧紧盖住,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都不行。很多老师要到她身边看看,都遭斥责不准。就是最健康的人窒息,也要致死。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人死不能复活。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毫无疑问,这是别有用心分子干的!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可怜老卞同志是真正的大老实人。高血压、心脏病,病成那个样子还硬挺着挨斗。不敢说一句,这说明她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她死得这样悲惨,这样不明不白,我们坚决要求为她申冤。

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6日上午广播,要封锁消息,这是封锁得了吗?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首先要为老卞把事情弄清,揪出坏分子。这也是对党负责。证明她不是反党分子,不是黑帮。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她还那么小,只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夺去慈爱的妈妈。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最后,希望你一定节哀。冷静再冷静,凡事三思而后行。你是革命前辈,相信你一定处理得好。

我和你只见过几面,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可惜老卞没有坚持到文革的最后时刻。不过,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事情一定会弄清。老卞是有群众的,谁想破坏文革,一万个办不到!

握手

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老卞在天之灵!(她为党做的工作,我们一定不忘!)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8.8.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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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是卞仲耘校长诞辰90周年，殉难40周年。4月间，女附中学生刘进携鲜花，邀约由美国归来的叶维丽和常来的于羚同学，前来向卞校长遗像致敬祭奠。图为刘进和王晶垚老人合影。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原题：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来源：炎黄春秋20010年第8期

作者：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8.5事件的知情者）

编辑：老正

目录：

️“八五事件”

️反思“八五事件”

1966年8月5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后文简称女附中) 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批斗、殴打致死 (后文简称“八五事件”) 。我们是当时的女附中学生, 算是知情者, 近年做了一些调查, 现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八五事件”的情况简述如下:

刘进 (高三3班学生, 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 [均指1966年在女附中就读的班级, 下同])：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 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 副校长胡志涛 (女) 、刘致平, 教导处主任汪玉冰 (女) 、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 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 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 卞校长挨打最多。

冯敬兰 (本文执笔人, 初三3班学生 :

……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 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 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 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 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 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 (初三3班学生) :

8月5日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 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 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 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 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 骂骂咧咧, “有的拿棍, 有的拿皮带, 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 她爱人 (在教育部工作) 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 没有人管, 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 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 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八五事件”

刘进:

《“八五”祭》里, 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 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 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 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 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 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 她走进校门, 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 预感不祥, 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 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 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 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 初一的唐伏生, 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 高一的王友琴, 高三的刘沂伦 (1966届高三1班学生) 等, 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说到一个新情况, 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 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冯敬兰:

当时你在哪里, 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

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 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 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 寻找方向, 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 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 说大操场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 跑到大操场上, 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 都拿着簸箕, 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 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 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 她们说这是斗黑帮, 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 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 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 该游游, 但不能打人。

过了一段时间, 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 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 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 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 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 她有些瘫软了, 还哭了, 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 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 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 不要打人”的话, 待了一会儿, 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 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 人在后院呢, 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 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 脸色特别难看, 嘴里吐着白沫, 身上也有异味, 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感觉天塌了一样, 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 后来人多了, 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 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 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 (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 。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 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 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 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 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 一个年长的女护士, 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 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 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 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 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 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 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 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 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 这时也急了, 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 大约9点左右, 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 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 他情绪激动, 当时哭得很厉害。

冯敬兰:

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

卞校长去世后, 我们觉得情况严重, 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 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 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 李不见, 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 说有事明天再来, 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 事关重大, 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 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 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 半天没有说话,……

走回学校, 我们一直坐到天亮, 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 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 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 觉得很难开口, 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 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 8月6日早上, 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冯敬兰:

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 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

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 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 (为叙述方便, 以下称A同学) 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 (即三军总部大院) 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 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 主席已经发出号召, 我们也要革命, 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 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 出身不好的, 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 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 她初中就在女附中, 很关心胡校长, 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 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 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 她打的是胡校长, 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 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 (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 也打了, 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 但她是名人, “文革”前的优秀学生, 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 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 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 也不是没打, 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 打老师的行为, 让人不能容忍, 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 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 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 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 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 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 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 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 但多数学生是围观, 聚聚散散, 人数时多时少, 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冯敬兰:

你们劝阻了两次, 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 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

刘进:

当时斗黑帮是革命行动, 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对立面上制止她们游斗校领导, 何况自己又是犯了错误的人, 只能说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话, 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说话完全没用。

从近年的调查中得知, 8月5日下午, 不少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在游斗中, 胡校长争辩说“我不是黑帮”, 一个高个子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变黑”, 拿着一瓶墨汁就泼在胡校长身上。围观的一个中五年级 (五年制实验班) 同学立即上前阻止, 说“斗黑帮也不能这么斗啊!”有个同学劝阻不要体罚打人, 立即被回击说, 好久没有斗黑帮了, 今天斗黑帮有什么不对?工作组在校的时候不让斗黑帮, 现在工作组撤了, 黑帮都可神气了, 我们斗斗黑帮有什么不可以?高三4班反过工作组的王亚力、李乐群等同学也劝阻过两次, 一次在厕所附近, 一次在校园里, 看到围观的低年级同学都散了, 她们就走了。

她们也没想到, 老师们会被换个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师劝学生, 说她们 (校领导) 年龄都大了, 身体不好, 不能干这么重的活了。这么热的天, 他们肯定受不了, 会出事儿的。有的学生也这么劝。这些劝说立即遭到激烈反驳, 说你是保工作组的吧?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班有同学看到, 梅树民老师挨了一棍子, 血立即从衬衫里面流了下来。梅老师自己也回忆说, 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 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 钉子扎进肉里, 拔出后都是血, 染红了衬衫。8月6日那天, 王南芬 (“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 反工作组成员之一) 到校比较晚, 8月5日她没来, 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 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 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 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 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 谁打得凶, 谁的阶级感情就深, 觉悟就高。她还说, 我调查了, 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 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 我是从胡杰电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单是竖着写的, 右上是师大女附中, 靠下并排写着李松文、徐岩春、李小琦、马恬、王满华、刘进、宋彬彬。后来, 2008年在一个博客里再次看到, 指控说凶手就在里面。有同学看见那个名单后, 告诉我说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字, 他教过她们班几何, 很熟悉他的字体。于是我去找李老师, 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把那个复印的名单拿给他, 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过了几天, 李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 详细讲了名单产生的前因后果。他说, 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带孩子看病去了, 回到学校已经快6点了, 听说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 有几个学生堵着不让他过去, 当时他找赵桂英老师又找校医刘大夫等等, 心里很急。到了医院, 医生不管救治, 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 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 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医生说, 不能让学生写条子, 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 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 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中, 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 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 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 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 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 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 李小琦、马恬、王满华, 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 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 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 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 一看是我的字体, 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 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 大约9、10点钟, 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 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冯敬兰:

那天打人的学生, 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 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 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 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 做举手投降状, 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 算是年轻力壮的人, 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 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 不少同学记得, 她的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 黑裙子被撕到胯部, 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 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 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 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 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 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 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 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 使劲按她的脑袋, 胡校长就是不低头, 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

反思“八五事件”

叶维丽:

可是, 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 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 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 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 她不在, 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 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 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 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 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 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 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 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刘进:

8月5日的暴力行为使卞校长死于非命, 其他校领导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 我没有预想到会发生那样惨重的后果。出事后我真是后悔死了, 没有果断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为,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胡校长等老师。几十年过去了, 这种悔恨和负疚感丝毫没有减弱。这也是我和宋彬彬为什么要在60岁以后克服许多困难、坚持调查学校“文革”事件的动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时, 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几次登门看望过梅老师。有一次他问我:“我们挨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当时这话对我的震动非常大, 我郑重地给梅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经多次沟通, 他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谈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待在那儿, 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能走吗?”我说自己追悔莫及, 是我的父亲我肯定不会走。他说你们都是学生党员, 是我们最信任的学生, 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觉得梅老师对我提出的质问, 也是大多数老师的质问。我非常感谢梅老师对我的批评, 感谢他能告诉我当天的情况和他的感受。

叶维丽:

你、我、宋彬彬和于羚咱们四个人一起去看过一次梅老师。我们进门时, 我感到梅老师似乎不那么欢迎我们, 老师一般看到学生来都很高兴, 而他不是。当时我走在后面, 宋彬彬说了一句话, “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声音不高, 我听见了。还有一句印象深的话是梅老师说的, 他问你 (刘进) 和宋彬彬, “你们当时在哪儿?”他反复地问, 老围着这句话说,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你们曾是他精心培养的学生, 在那天没有“搭救”他和其他领导让他心里受到很深的伤害。我很高兴刘进这些年能和梅老师多次沟通, 反复交换意见, 倾听梅老师的心声。

宋彬彬 (高三3班学生, 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 :

那天去看梅老师, 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 我心里充满愧疚, 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 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 我们也去劝说、阻止过, 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 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 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 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

叶维丽:

最近, 有人提出来追查卞案中“凶手”的问题。我想说, 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这些年我一直在问, 为什么一所优秀女校的学生会成为施暴者?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我的小书《动荡的青春》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 我发现这也是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 我们都在追问。我觉得追问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2002年开始做调查后, 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冯敬兰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十来位同学, 听她们讲述当年目击的情形。于羚也介绍我采访了一些高中的同学。200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刘进。我“八五”那天不在校, 没看见卞校长躺在垃圾车上惨不忍睹的形状, 给我刺激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讲的一句话, “死了就死了”。那天见到刘进, 我问了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题:你那天说没说过“死了就死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 刘进回答, “说了”, 毫无闪烁其词。她同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来历。刘进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刘进对我的调查一直非常支持, 包括帮我联系访问宋彬彬。

我也感谢卞校长丈夫王晶土土土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对我调查工作的帮助。作为卞校长的遗属, 他在难以想象的危难条件下, 为他的亲人、也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留下了血证。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长当天的衣物时, 我既感动, 又敬佩。就凭这一条, 老爷子做出了历史贡献。我愿意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 大家都在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冯敬兰:

“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段历史, 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文革”暴力的典型, 也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别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不仅仅是卞校长的不幸让我们深思, 那些加害于她的学生, 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典型的意义。我想起一个参与殴打老师的同学, 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 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梅。她后来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 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记里记着她的主要“反动言论”: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后才能证明;由种种理论推断, 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在4月2日的日记里再次写到她当天在阶梯教室被斗争的情形, 她的胳膊被同学架起成“喷气式”, 她愤怒地仰起挣得通红的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 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后来我们陆续上山下乡了。几年后, 听说她疯了。因“文革”而精神错乱的同学, 还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李黎黎, 后来她又患上红斑狼疮, 在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二年, 因服药过量辞世, 年仅22岁。初三4班同学闻佳, 因“反革命罪”险遭枪决, “文革”结束虽然平反释放, 但精神错乱而致终生不幸。今天想到她们, 我仍会心痛。卞校长遇难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乡北大荒后, 陆续听到了母校在“清队”中不断有老师被迫自杀的消息, 记得是四位, 其中语文特级教师周学敏 (女) 创立过“周学敏教学法”, 最年轻的胡秀正 (女) 老师才三十出头。这就是万劫不复的“文革”。

今天, 我们五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校友走到一起, 共同完成了一个久蓄于胸的宿愿——把真实的记忆留下来。我们深知, 道德激情不等于历史真相, 群体义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没有哪个人可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 也没有哪个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我们谨怀殷切诚挚之心, 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