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瑜骏：他山之石——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信用自愿交易机制的路径与对策 | 高金智库

导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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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正面临严峻的资金缺口。2022年《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签署后，遏制并扭转自然资源丧失已成为国际共识，但到2030年全球每年仍有约7000亿美元的保护资金缺口。中国长期依赖政府纵向转移支付支撑生态保护，社会资本参与有限，这一模式在保护任务日益繁重的当下渐显边际乏力。生物多样性信用作为一种将可量化、可核查的生态增益转化为可定价、可流通资产单元的新型金融工具，为填补资金缺口提供了市场化路径。

本文聚焦自愿型生物多样性信用，沿"资产界定—量化核算—市场交易"的逻辑主线，剖析合规抵消与自愿投资边界模糊、异质性核算成本高企、供需空间错配与跨区域产权壁垒三重结构性障碍，并借鉴英国BNG立法驱动、哥伦比亚信托驱动与澳大利亚捆绑交易三种国际模式，提出剥离抵消属性确立纯粹投资凭证定位、构建数字化监测基建压降核查成本、以信托引导叠加组合资产并建立统一登记中心的系统性对策，旨在为引导社会资本跨越空间壁垒、精准流向重点生态功能区提供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方案。

文章作者

本文执笔人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高金智库研究员邬瑜骏

2022年《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签署后，遏制并扭转自然资源丧失成为国际共识，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资金鸿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测算，到2030年全球每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约达7000亿美元。在公共财政难以独力支撑的约束下，如何动员私人资本填补缺口，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就中国而言，长期以来生态保护资金较多依赖政府纵向转移支付，社会资本参与有限，这一模式在生态保护任务日益繁重的当下逐渐显露边际乏力。如何探索一种以市场化方式实现环境外部性内部化、引导私人资本流向自然保护的创新型金融工具，已成为绿色金融体系拓展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亟待突破的前沿课题。生物多样性信用（Biodiversity Credits，以下简称“生多信用”）正是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兴自然资本资产。

生多信用的概念解构

自然价值从无价到标价的工具逻辑。长期以来，自然的价值之所以被市场忽视，根源在于生态服务难以被计量、确权与定价。一片湿地净化水源、一座山林庇护物种，价值真实存在却因缺乏标准化的计量单位与流转载体而游离于资本市场之外。生多信用的制度创新，是将特定区域内可量化、可核查的生态保护或恢复成果，如新增的栖息地面积、恢复的物种种群、改善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经科学核算与第三方核验，转化为可定价、可登记、可流通的资产单元。一份生多信用对应一份经认证的真实生态增益。这一转化在产权经济学意义上完成了对生态成果的资产化：保护者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激励，资本则获得可衡量、可追溯、可交易的投资标的。其功能定位，是连接生态富集区的自然资产与发达地区的绿色资金之间的金融桥梁。

生多信用的形成依托一个完整的闭环：首先在资产界定环节确定交易资产为何物，继而在量化核算环节解决如何科学计量，最终在市场交易环节打通如何流通变现。三个环节环环相扣，任一环节失灵都可能导致整个机制崩塌。资产界定、量化核算、市场交易这一逻辑框架，也是本文的分析主线。

合规型与自愿型的属性分野。生多信用因驱动机制不同可分为合规型和自愿型两类。合规型生多信用由法律强制产生，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占用生态用地时须购买等量乃至更高价值的生多信用以抵消损害，购买行为本身是获得建设许可的前提，其实质是借法律强制力将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为开发者成本。英国BNG制度（Biodiversity Net Gain，生物多样性净增益）即为代表，规定新建项目须实现至少10%的净增益。此类生多信用市场的需求由法律直接创造，但须以健全立法与成熟执法为前提。自愿型生多信用则由企业在无法规强制下主动购买，动机或源于兑现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承诺，或源于满足TNFD（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等国际框架的披露要求，或源于供应链尽职调查压力与品牌声誉考量。

这里存在一条须清晰划定的根本边界：自愿型信用代表的是对生态净增益的主动投资，与任何破坏行为不存在因果关联，因此不可用于冲抵开发损害。一旦合规抵消与自愿投资两种属性混淆，买方便会陷入是否在为破坏行为埋单的疑虑，市场信誉根基随之动摇。

空间异质性带来的差异性。生多信用常被类比碳信用，二者共享将环境效益资产化的底层思路，但潜藏着一个决定性差异。碳排放具有全球同质性，一吨二氧化碳无论何处减排其气候效益等价，因而可全球替代、统一定价，一套标准便足以丈量全球。生物多样性则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某区域雨林珍稀物种栖息地的保护成果，无法替代另一区域湿地候鸟保育的价值；历经长期演替的原始森林所承载的物种网络，也难以被异地人工林等量替换。

这一特性带来两重影响。其一，它从技术层面决定了生多信用的方法学远较碳信用复杂，难以用统一标尺丈量千差万别的生态系统，这是核算成本难题的根源。其二，空间异质性意味着生态资源禀赋难以借市场自由流动而被抹平。中国优质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较多集中于生态富集地区，需求方却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资源错配是中国发展生多信用市场无法回避的命题。

国际生多信用典型模式的比较借鉴

国际市场并未演化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而是因地制宜地分化出三种代表性模式，分别对应资产界定、量化核算、市场交易框架下的不同侧重。

立法驱动型：英国BNG的法定标准化模式。英国《环境法》（2021）规定，几乎所有新建开发项目取得规划许可时须实现至少10%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并维持不少于30年。为使要求可操作，政府配套推出两件工具：一是生物多样性度量衡（Biodiversity Metric），将生境类型、面积、生态状况、独特性与战略重要性代入固定公式，把异质性较强的生态资产折算为统一的生物多样性单位；二是法定净增益注册登记簿，确保信用的唯一性与可追溯性。其优势在于以国家信用背书，消解了所交易资产为何物的界定争议，生多单位含义由官方公式统一定义，并凭法律强制创造出规模化刚性需求，显著压低搜寻与议价成本，使市场较快冷启动。其局限同样深刻：需求建立在强制立法之上，价格反映的是合规成本而非生态价值，缺乏内生的价格弹性；可移植性高度依赖健全立法与有效执法这一前提。BNG示范了资产界定环节的标准化，但其创造需求的方式与中国当前探索的自愿市场存在方法论上的显著错位。

信托驱动型：哥伦比亚栖息地银行的金融化模式。哥伦比亚坐拥全球数一数二的生物多样性禀赋，却缺乏雄厚财政与成熟合规约束。其核心主体Terrasos公司的关键创新，在于引入独立信托基金这一金融中介：将分散零碎的修复项目整合打包，设立独立托管账户，再将生多信用出售给具有ESG诉求的企业买方。其精妙的设计在于资金释放节奏，买方款项托管于信托之中，依据独立第三方核查的生态绩效分阶段、按里程碑逐步释放，生态目标达成多少便解锁多少。从委托代理理论看，生态修复周期漫长、成果滞后，投资者与项目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项目方可能怠于履约甚至挪用资金。该模式以信托为枢纽将资金拨付与可核查产出严格挂钩，构建了按效付费（Pay-for-Suc-cess）的激励相容机制，抑制了道德风险。其局限集中于成本：独立信托的搭建、运营与全程第三方核查意味着不菲的固定成本，对小微项目较难承受。它示范了缺乏强制立法的资源富集环境中，市场交易环节如何通过金融工程建立信任、化解风险，契合中国自愿市场的核心命题。

流动性驱动型：澳大利亚EcoAustralia的捆绑交易模式。自愿生多信用市场发展初期普遍面临单一生多信用缺乏定价基准与活跃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的窘境。EcoAustralia的解法是捆绑：将一单位经国际权威标准认证的碳减排量与一单位本地认证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打包，合成单一复合产品出售，买方一次购得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双重凭证。其创新之处在于借用已然成熟、流动性充沛的全球碳市场，为新生的生多信用市场提供现成的定价锚点、清算渠道与买家网络，生物多样性效益借此进入流通并获得绿色溢价。其本质是为标准化碳资产附加一个生态增值期权。其争议在于：一是双重计算质疑，同一土地的生态效益是否被碳与生物多样性两个维度重复计量出售；二是目标冲突隐忧，碳汇导向的速生人工林可能高效固碳却损害原生生态系统。但该模式示范了如何借成熟市场流动性为新兴资产破解定价与流通难题，对碳市场已具规模的中国具有一定借鉴性。

国内现有生物多样性金融模式的审视。国内以福建南平生态银行、浙江丽水两山银行为代表，由地方政府牵头成立国有平台公司，对碎片化生态资源集中收储、整治、提升，再通过内部财政转移、占补平衡指标流转或绿色信贷质押变现，在盘活沉睡自然资源上有了一定的探索。但既有模式局限性也比较清晰：资产界定上，交易标的多为行政指标划转而非面向社会资本的自愿凭证，属性更接近行政配置；量化核算上呈一地一策特征，缺乏跨区域可互认的统一方法学；市场交易多在行政体系内部闭环完成，尚未形成由真实供需决定的价格发现机制。它在盘活本地存量上积累了经验，却尚未回答如何吸引跨区域增量社会资本这一更关键的问题。

海外典型模式给出了政府登记、金融中介、市场捆绑三条流通保障路径，但无一能直接回答中国独特的难题：生态资源供给端较多富集于生态条件优越地区，资金需求端较多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二者之间横亘着行政分权与属地化产权所构筑的空间壁垒。因此我国须在汲取国际经验的同时，针对本土特有的空间错配情境，给出原创性的创新制度和路径设计。

中国的路径选择与潜在障碍

优先发展自愿型生多信用的判断。在我国现阶段合规型市场暂不可行，根源在于立法前提尚不成熟。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经多年运行已形成稳定的路径依赖，在既有管制框架上叠加BNG式强制净增益立法，无论是利益相关方的共识凝聚还是配套技术标准成熟度都尚未具备，而全国性强制立法从动议到落地通常以五年乃至十年计，路径具有挑战性。

反观自愿型市场，启动基础已逐步显现：需求端，随着TNFD框架推广与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ESRS）通过供应链向中国出口企业传导，已有相当一批头部企业主动关注并披露自然相关信息；供给端，自愿市场能在低风险环境中先行积累方法学经验、培育第三方核查能力、搭建交易与登记基础设施，这些恰是未来推进合规型市场所必需的制度存量。二者并不互斥，而是自愿型在前、合规型在后的先后次序，自愿市场是合规市场的试验田与孵化器。

自愿型生多信用供给方分析：市场体系的核心主体。自愿型市场能否运转，归根结底取决于谁来提供信用。在中国情境下，潜在供给方大致可归为四类。其一是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掌握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生态资产，涵盖三江源、大熊猫、海南热带雨林等全球意义的热点区域，其数据沉淀相对完整，但作为以保护为首要使命的公共机构，其参与交易的法律身份、收益归属与分配机制尚待明确。其二是集体林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国集体林地约占全国林地总面积的60%，广泛分布于生物多样性富集区，权属经集体林权改革已相对明确，局限在于单一地块面积小、分布零散，须通过聚合机制形成可交易规模，是较具规模潜力的核心供给力量。其三是社会资本主导的NGO和生态修复企业，多依托PPP模式或特许经营在退化土地上开展修复，由于修复前本底较差，生态增益的额外性较为清晰，增量易于界定核算。其四是地方政府授权的生态资产运营平台，依托国有自然资源资产设立，在厘清权责边界的前提下可作为跨区域交易的供给主体，发挥整合零散资源、对接外部资本的枢纽作用。

值得深思的是，上述主体的地理分布都较多集中于生态富集地区，而具备支付能力与披露压力的需求端却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的错配，是我国相关制度设计须正面回应的核心命题。

障碍一：资产界定上合规抵消与自愿投资的边界模糊。从产权经济学看，清晰的属性界定是市场交易得以发生的前提。但在当前实践中，部分地方推出的湿地银行或林权交易项目，在资产属性上混淆了两类性质迥异的标的：一类是用于补偿负外部性的抵消指标，另一类是代表纯粹生态增益的自愿信用。以某地级市生态指标为例，其买方多为本地城投公司，购买目的是满足工程环评的占补平衡要求，本质上是合规抵消而非自愿投资。这种含混引发的后果不容忽视：真正希望兑现自然向好承诺的大型企业，担心所购信用日后被溯源认定为某项破坏工程的合规冲抵指标，非但无法收获声誉收益，反而背上为破坏许可埋单的指责，面临声誉风险。买方无从分辨手中信用究竟是真实生态投资还是漂绿，于是高质量买家选择回避。这正是信息经济学中典型的柠檬市场困境，劣币驱逐良币，市场在尚未壮大时便陷入萎缩的循环。

障碍二：量化核算上的异质性难题与较高边际核查成本。生物多样性价值深嵌于特定的地理与物种关系，难以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学统一丈量。我国广大的生态富集区普遍缺乏统一方法学，更缺乏长期连续的生态本底数据。以山区自然保护项目为例，传统监测较多依赖科研人员长达数月的人工样方调查与红外相机判读，不仅耗时较长，更关键的是随着监测频率提高，每增加一次核查的边际信息获取成本快速攀升，难以满足金融市场对底层资产高频、动态、标准化披露的要求。其经济后果是直接的：较高的监测核查成本构成沉重的固定成本门槛，侵蚀项目经济可行性，许多生态价值较高却规模有限的中小型保护地因无法覆盖前期认证成本而被挡在门外，优质资产只能继续沉睡。核算成本由此成为制约供给侧规模化释放的技术瓶颈。

障碍三：市场交易上的供需空间错配与跨区域产权壁垒。优质供给端较多集中于生态富集地区，需求端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这本是供需两旺、理应契合的好事，却被制度壁垒阻断。症结在于现行的属地化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与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出于税源保护与属地考核考量，缺乏推动本地优质生态资产跨区域流出的内在动力，资产留在本地相应的政绩与税收才能留在本地。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跨区域注册登记基础设施，致使底层资产难以实现跨区域确权、流转与注销。其结果是，发达地区企业即便有意购买，也常在操作层面遇阻：资金合规跨区划转受限，所购资产难以在所在地入账确权。这些制度摩擦削弱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与价格发现功能，使跨区域交易停留在纸面可能而非现实常态。

三重障碍环环相扣：资产界定的属性模糊抑制了需求，量化核算的较高成本约束了供给，市场交易的产权壁垒切断了供需通路，恰好对应全生命周期的三个环节。

构建我国生多信用自愿交易机制

的对策建议

在我国，单一行政区域内自然资产的封闭流转难以奏效，出路在于跳出属地化思维，依托跨区域协作，构建贯通资产界定、量化核算、市场交易的本土化自愿交易体系，针对三重障碍对症施策。

对策一：剥离抵消属性，确立自愿投资凭证定位。针对边界模糊与声誉风险，核心是为生多信用确立自然向好自愿投资凭证的纯粹金融定位。在机制设计上，市场协作主体应联合出台统一标准，在底层交易协议中明确：此类信用不可用于冲抵任何区域、任何工程建设的生态破坏指标，专供企业用于提升ESG评级、兑现自然向好承诺。这一界定可通过严格的负面清单制度落地，以排除法切断生多信用的合规抵消用途，从制度上排除购买破坏许可的可能，从而打消买方的顾虑，将潜在投资意愿转化为有效需求，从源头规避柠檬市场困境。同时，资产界定应嵌入公平的收益分配安排，在分配模型中设置明确的社区条款，保障参与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当地社区，如参与生态化改造的农户、林区居民，能够分享信用交易带来的可持续增量收益。这不仅是社会公平的要求，更直接关系到生态保护的持久性，让守护自然的人从守护中获益，保护才有内生的持久动力。

对策二：构建数字化监测基建，压降边际核查成本。针对核算成本较高，核心是以数字技术重塑MRV 的成本结构，构建数字标准化当量机制。具体而言，试点项目可引入环境DNA（eDNA）测序、声学传感器网络与高精度卫星遥感等技术，构建覆盖天空地的数字监测网络。在分工上，由本地科研机构发挥生态本底优势，负责划定科学的生态基线与物种名录；具备技术能力的科技企业提供数据采集、云端存储与算法解析，将复杂异质的生态增益统一折算为标准化的生多信用单位。其经济学意义在于重塑核查的成本曲线：数字监测基建是典型的固定成本前置投入，初期投入虽高，但建成后每一次动态监测的边际成本趋于减少，随着监测频次累积平均核查成本呈递减趋势，从而把原本难以覆盖认证成本的中小型项目重新拉回经济可行区间。核算瓶颈一旦缓解，供给侧的规模化释放便有了技术支撑。

对策三：信托引导叠加组合资产，统一登记破除壁垒。针对跨区域产权壁垒，核心是搭建信托引导与组合资产包双层嵌套的场外交易闭环，并以统一登记设施破除属地化确权藩篱。在一级市场，关键是化解项目开发方的前期融资约束：借鉴哥伦比亚信托经验，可利用引导性财政资金充当劣后级资金，引导商业银行与社会资本共同设立独立信托基金，基金依据独立第三方核定的生态绩效向项目方分阶段拨付，以财政资金的风险缓冲撬动数倍社会资本，同时以按效付费的节奏化解长周期保护中的道德风险。在二级市场，可借鉴澳大利亚捆绑思路，结合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较大碳市场的优势，探索生多信用与碳市场配额的碳加生态组合金融产品，借碳市场成熟的流动性为新兴生多信用提供支撑；同时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充当做市商，通过远期承购协议提前锁定信用额度，稳定开发方收益预期。而上述设计的制度基石，是建立跨区域统一的生多信用注册登记中心，通过统一的登记标准与可追溯的台账管理，实现从项目注册、信用签发到企业ESG核销的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唯有确权与登记的基础设施统一，资产的唯一性才有保障，跨区域流动才成为可能，属地化壁垒方能逐步破除。

在全球推进生态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生多信用正经历着从被动的合规抵消工具向主动的自然资本投资资产的转变。本文沿资产界定、量化核算、市场交易的逻辑主线，剖析了中国构建自愿交易机制面临的三重结构性障碍，并提出涵盖数字监测体系、引导性信托基金与统一登记中心的系统性方案，不仅在于为破解跨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题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参考，更在于有望引导社会资本跨越供需之间的空间壁垒，精准流向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来自市场的、可持续的金融活水。

内容来源｜高金智库SAIF ThinkTank

图片来源｜千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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