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紧急离开武汉，空军竟不放行，杨成武：不认我这个代总长？

196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为动荡的一年，上半年是一月上海刮动的风暴，各省市纷纷效仿成立革委会，地方上无比混乱。下半年是武汉的“百万雄师”，“造”派和“保”派矛盾被放到明面上，军队也开始被严重影响。

武汉这次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即毛主席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纵观当初的经过，真是险之又险，不仅主席下了破例的命令，在调动飞机时还遇到了阻力，哪怕杨成武出面，对方都不予理睬。

那么，当初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竟然会有人做出如此冒犯之事呢？

说起来，事件的源头还是出自武汉两大群众组织的矛盾。

大运动初期，经过一系列合并扩张后，武汉形成了两大派性组织“工人总部”、“百万雄师”打擂台的局面。

“工人总部”是以工人、学生、市民等为主的“造”派；“百万雄师”是以军队、湖北各地区武装部、民间群众等组成的“保”派。双方的目的截然相反，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不过在没有中央政策之前，还没有出现谁完全上风的情况。像67年2月初“造”派占领过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发表了《二八声明》。2月末军队又重新“接管”红旗大楼，发表《二·二八声明》，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感觉。

但是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军队强力“支左”后，情况就变了。正如运动时期的“支左”模范李水清少将所说：“大运动时期所有的派性组织，没有哪一派是正确的，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左派。”

这番话里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当时到底支哪个“左”，也是可以被选择的，上级认为谁是“左”，军队就会支持谁。

放到湖北这边，武汉军区会支持谁不言而喻。同年3月，武汉军区抓捕一批煽动“极左”思潮的头头，解散 “工人总部” 及其所属组织，但这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反倒让一部分群众被迷惑，同情“工人总部”。

加上中央wg小组是支持“造”派的，4月时发布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6月时又致电武汉军区要求约束“百万雄师”，这就导致当地的情况反反复复。

7月13日，毛主席召集几位核心人物开会，他先是说及自己对运动的判断，随后又表示自己决定亲自去武汉看看，实地了解情况，并畅游一番长江。

周总理当即反对，说眼下武汉的情况复杂，两派对立太严重，不应该以身犯险。如果实在想游江，去长沙也是一样的。杨成武也在旁边附和。

但主席决定的事不会轻易更改，他亲自点将杨成武陪同，要求次日凌晨出发。

总理知道无法劝动，就把杨成武叫到一边，下达了两个任务，一是要做好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

叮嘱完不放心，总理还当晚先飞抵武汉去“踩点”。但奇怪的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都未到场。电话打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才通过武空副司令员刘丰联络上了陈、钟二人。

后来陈再道回忆此事时说：“中央WG”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尚未出发就已有如此前兆，总理自然感到不安，但他也知左右不了主席，只好在各方面都做好配合，争取不要出问题。

7月14日凌晨3时，主席专列开始沿京广线一路南下。杨成武作为钦点的陪同人员，在安保上也是费了很大心思：地面安排前驱、主车、后卫三列火车；空中调来多型飞机，另有四架米-8直升机短途伴飞；水上还从东海舰队调了一艘护卫舰到武汉。

海陆空三军出动，他本人也住在主席隔壁的车厢里，全方位保护好主席。因为做得周全，一路上都没什么问题，但到达武汉后，局势就跟想象中有所不同了。

这次行程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情。所以没有搞什么欢迎仪式，也没做特别的准备。主席走下列车时还能看见站台上贴满了针对陈再道的大字标语。他看了一眼，没多说什么，就住进了东湖宾馆。

在这一趟行程中，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和中央WG小组成员王力以 “中央代表团” 成员名义随行，总理特别叮嘱两人不要露面，以免激化矛盾。

但没想到，谢、王二人一下车就公开身份。他们是支持“造”派的，所以“造”派对他们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特举行盛大游行，并称他们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不过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总理坐镇，谢、王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并且毛主席召集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做好两派的工作，稳定当前武汉的局势，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实现革命大联合。

在主席和总理的努力下，问题逐步走向缓和解决。

然而，7月18日晚，总理因要事返京。谢、王就违背主席、总理关于不要公开露面，不要作倾向性表态的指示，公然去“工人总部”的据点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并接受佩戴“工总”的袖标。

之后，“工总”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放王力讲话的录音，从而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晨，情况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出现了冲击东湖宾馆的情况。各方面信息汇总过来，负责安保工作的人员做出判断：主席的安全已经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必须立即转移。

总理立即赶到东湖宾馆，建议主席暂时离开武汉。主席起初不愿意，说“我哪也不去，就在武汉”。但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人都匆匆赶来汇报，面呈理由反复劝说，主席才勉强同意：“那好吧，去上海。”

主席让杨成武赶紧安排飞机。杨成武问是要专机还是空军的飞机，主席回答说“都准备”。这是一道极其罕见的命令，因为主席身边人都知道，主席通常不愿坐飞机出行，这回却主动提出要飞走，可见情况紧急到什么程度。一行人趁着夜色奔赴机场。

飞机就停在停机坪上，外面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多停留一秒就多一份危险。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岔子。杨成武让十几名空军指战员把舷梯推过来，其中一个干部态度十分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一听就急了，前几天才发生过大批人冲击机场的事件，如果主席在这里被耽搁走不了，那将是翻天覆地的大乱子。

他立刻亮明身份，大声说自己就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准备飞机的命令就是自己给武空司令政委的命令下达的，这架军机也是他调来的。可那帮人还是没动，不知道是真不认识他，还是别有原因。

这一幕非常耐人寻味：一个堂堂代总参谋长，军内地位排于前列的高级干部，到了基层竟然指挥不动一群战士。在混乱的时局下，很明显正常的军事指挥链条在那个时候已经被搅乱了。

好在杨成武的形象很多人还是认识，随着他几声怒吼“不认我这个代总长”并快步向前，那群空军终于将舷梯推了过来。主席上了飞机后，机长过来问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刚要回答，主席却抢先说：先飞起来。升空之后，主席才说往东飞，去上海。老人家透过舷窗望着渐渐远去的武汉三镇，表情凝重地闭上了眼睛。局势，似乎也不是哪一个人能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