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秋。
扬泰公路旁的芦苇荡里,芦花被风卷得漫天飞,像下了一场不合时节的雪。公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一切看起来跟平常日子没什么两样。
村民周国宾是溱头镇周于村人,家里世代种地,穷得叮当响。他爹在他十岁那年就去世了,娘一个人拉扯他长大,种着人家两亩薄田,一年到头连饱饭都吃不上。前年,组织上派他做地下交通员,主要任务是传递党的文件、报纸,还有接送过江的干部。
他这人平时话不多,但做事踏实,对革命事业十分忠诚,组织上信任他。
这天,组织上交代了个任务:去嘶马江边接一个从苏南过江的干部。
天还没亮,周国宾就摸到了江边。雾气沉沉的,江面上只听见渔船的橹声欸乃,跟平常日子没什么两样。
他蹲在芦苇丛里等了好一阵,才看见对岸划过来一条小船。
人接上了,是个瘦高个儿,穿一件旧长衫,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两人扮成老板和伙计,周国宾挑着一担小猪崽,那人跟在后面,说是去镇上卖猪。小猪崽在担子里哼哼唧唧,周国宾一边走一边哄着,脸上一点紧张的神色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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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无事,可走到扬泰公路周家楼附近的时候,前面忽然传来一阵皮靴声。
周国宾心头一紧,他瞥了一眼前方——五个日寇端着枪围上来,后面跟着两个夹着皮鞭的汉奸。周国宾把担子往地上一墩,脸上赶紧堆起笑,日寇队长走上前,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目光在干部那件长衫上停了停,随后伸手在他身上乱翻。
翻来翻去,最终从干部贴身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
周国宾扫了一眼。他心里跟明镜似的——那是组织上交给干部的重要情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暗语密码,什么‘一个’‘二条’‘三花’,每一个字都对应着部队的调动信息。
这东西要是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日寇队长看不懂,把纸条塞给旁边的汉奸。那汉奸瘦猴似的,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凑过去看了半天,摇头说看不懂。
日寇队长哼了一声,把纸条在周国宾面前晃了晃,用生硬的中国话问:‘认得?’
周国宾心里飞快转了几个弯。
这纸条要是落到敌人手里就全完了。但他脸上不动声色,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搓了搓手说:‘老总,这是俺们做小猪生意的账本,记的是哪村欠了多少猪崽的钱,算账用的。’
日寇队长自然不信,对周国宾大声怒斥起来。
周国宾脸上露出几分委屈,声音都带了颤:‘太君,俺们做小猪生意的,哪懂什么密码不密码。这账本上记的都是猪崽的斤两、价钱,俺们庄稼人,认得几个字,还能写什么密码?’
汉奸见他不交代,脸色沉了下来。
日寇队长猛地一脚踹在周国宾腰上,他闷哼一声蹲了下去。皮鞭一鞭一鞭抽在身上,声音在空旷的公路上格外清脆。
路过的庄稼人早就躲得远远的,没人敢管这闲事。
周国宾疼得浑身冒汗,额头上青筋暴起,咬紧牙关不吭声。日寇吼着让他交代,他只是抬起头,嘴角渗着血,一字一句地说:‘太君,这是俺们做小猪生意的账本。不瞒您说,俺们日子过得紧巴,欠了人家几户猪崽钱,这是欠账单,求太君放了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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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鞭接一鞭,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声音越来越沙哑,却咬得越来越清楚。日寇打累了,停下来喘气。
周国宾瘫在地上,抬起头笑了笑:‘太君,俺们真不知道什么密码……’
日寇队长见他嘴像铁打的,又翻了干部身上所有东西,除了一张纸条,再没找到别的。他狠狠瞪了周国宾一眼,对两人挥挥手说:‘放了!’
周国宾强撑着站起来,腿有些发软,但他站稳了,冲干部使了个眼色。两人挑上那担小猪崽,一瘸一拐地下公路,消失在芦苇荡深处。
风还在吹,芦花依旧漫天飞。
周国宾回头望了一眼扬泰公路,日寇的岗哨已经撤了。他低下头,摸了摸干部身上——那张纸条还在,安然无恙。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才觉得身上的伤一处一处地疼起来,后背早被血浸透了。
他心想,幸亏没露馅,不然这么多同志的心血就全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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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问起这事,周国宾总是笑笑说:‘没啥,那时候谁怕死啊,可情报比命要紧。’
这个刚从贫苦农家走出来的年轻交通员,用一张‘欠账单’,骗过了日寇和汉奸,保全了党的机密。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像他这样的地下交通员,不止一个。
那些默默无闻的地下交通员,用智慧和胆识,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护着党的秘密,护着革命的星火。
他们没留下多少名字,可他们的故事,像江边的芦苇,年年岁岁,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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