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9条人命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清代广东 乡村）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广东番禺潭村。

九月份，南国暑气正盛，田里的稻子正待收割。

潭村有两家，一个梁家，一个凌家。

这两家呢，还是表亲，几代人是比邻而居，这是岭南乡村中再寻常不过的两个家庭，各有田产，各有子弟，逢年过节还时常走动。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初三，一场堪称惨绝人寰的命案将会彻底撕裂这两个家庭，并在此后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被反复讲述，改写和争论。

要理解这桩案子，我们还要从两家的关系入手。

梁家的当家人，叫梁天来，凌家的当家人，叫凌贵兴，两个人的父辈关系要好，早年间曾在广东的南雄开过一个绸缎庄，生意兴旺，积累了不少的家业，后来凌贵兴的父亲凌宗客岁数大了，回家养老了，绸缎庄就交给了梁天来的父亲梁朝大独自经营。

再过一段时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绸缎庄的生意也逐渐冷落，索性直接关停，梁天来和凌贵兴把钱一分，梁天来呢，用这些钱另外开了一个糖行，卖白糖红糖，叫天和糖行，凌贵兴无意再做生意，而是选择投身科举之路，指望着自己能博个功名，好光耀门楣。

梁天来的糖行，开的还很红火，梁家又开始赚钱，但凌贵兴的科举之路却不怎么顺利，他虽饱读诗书，刻苦用功，但屡试不第，逐渐心灰意冷。

我们说，在古代传统社会，科举是读书人改变命运几乎唯一的机会，凌贵兴也是乡绅富户，科举花点钱不算什么，但多年下来无所收获，他不仅心态有点绷不住，本人还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那就在这个时候，凌贵兴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叫做马半仙。

凌贵兴偶遇马半仙，马半仙给他一算命，说哎呀，你不是一般人呐，你们凌家的祖坟东有文笔，西有催官，玄武高耸，朱雀平坦，四围巩固，本来能出一名状元，三名进士，贡生秀才更是络绎不绝。

凌贵兴听的心花怒放，说大仙你说的这么好，我怎么一直考不上呢？

马半仙说，你家祖坟的前边有一座石屋子，这个屋子正犯煞位，把凌家的龙脉给压住了，如果能把这石屋子拆掉，凌家的功名就指日可待了。

马半仙当然是胡说八道，有清一代整个广东就出过三个状元，广州更是只有一位，那状元是那么好出的么？

但凌贵兴对此深信不疑，马上他就打起了这石屋子的主意。

这石屋子，是梁天来的父亲生前所建，因为梁家是生意人嘛，这个石屋子主要是用来存放货物的。

石屋子建的还非常好，整座房屋连同地面全部用花岗岩石料砌成，地下四周还打了深深的沙桩，门设三道，极为坚固，梁父临终之前还专门交代，说这个石屋子啊，三代之内不许拆毁或变卖。

所以，当凌贵兴找到梁天来，说能不能把石屋子卖给我，梁天来一口就回绝了。

换句话说，凌贵兴认为这石屋子压了凌家的运，但在梁家眼中，这石屋子反倒是梁家的气运所在。

两家人因为这件事情，闹的很不愉快。

（矛盾）

凌贵兴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此后他使用了各种手段来逼迫梁天来就范，包括派人在石屋子附近挖池，筑墙，试图改变风水格局，结果凌家来挖地，梁天来干脆在石屋子附近修筑了一道墙作为保护。

凌家有一个叔祖，叫凌宗孔，他给凌贵兴出主意，是今天往石屋子扔砖头，明天趁人不注意敲走石屋子一块砖，到后来甚至到了截路抢掠，盗割田禾，有一次梁家和凌家起了冲突，梁天来的母亲还挨了打，两家从石屋子的争议变成了个人仇怨，甚至还闹到了公堂，上了衙门。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拆或不拆，《大清律例》里也没有明文规定，而且凌家告梁家，凌家就行贿衙门，梁家告凌家，凌家也给衙门掏钱，官司是纠缠不清，始终没有结果。

僵持不下之时，凌宗孔想了一个狠招。

他找来凌贵兴，说梁家现在是大生意人，现拥厚资，梁天来虽然在省城有房子，但老家的石屋子是他父亲托付的，他肯定不会拆，也不会卖给我们，通过正常的手段恐怕是没戏了，那干脆，咱们找一帮地痞无赖，以打劫为名，把梁天来给杀了，他一死，石屋子就好办了。

于是，凌家找来一伙匪盗，这个匪盗的头目叫穿腮七，他们给了穿腮七很多好处，穿腮七则带着十来个手下，在某天夜里分成几路，有人负责把风，有人负责接应，有人直接闯入梁家搜劫财物，梁家的妇女孩童慌乱之下跑出家中，躲入石屋子，穿腮七又号令手下强攻石屋子。

要说这个石屋子，那真是非常结实，入口是一个大铁门，匪徒们用尽各种办法，铁门都变形了，但仍然打不开，穿腮七毒计上心头，硬闯不行，他改用火攻，他抱来柴草塞入石门缝隙，又用风箱把浓烟鼓入室内，烟焰霎时间滚滚灌入。

哎，这石屋子本来是为了防盗而建，此刻却成了一座密闭的坟墓，里边的人是叫天不应，叫地不应，无处可逃的境地下，均被浓烟活活熏死。

要说凌家人这心肠是够歹毒的，但他们还是疏漏了一点，那就是，放火焚烧石屋子的当晚，梁天来并不在家中，他在省城和几个客商谈生意，因此而躲过一劫。

第二天，邻居跑到省城给梁天来报信，梁天来快马赶回，眼前惨状让他如遭雷击，他马上报官，衙门呼拉拉派了一堆人，抬出死者，各自验尸，验得石屋子里一共死了七个人，都是梁天来的挚爱亲友，其中更有梁家的女眷，被害时怀有身孕，因此本案通常被称为“七尸八命”。

另有一些记载，说潭村有一个乞丐，叫做张凤，平日受梁天来的恩惠，正巧他当晚目睹了凌家指使穿腮七杀人放火的全过程，他是重要的知情人，凌家知道之后花钱收买张凤，不料这个张凤颇有义士之风，他是软硬不吃，坚持要为梁家作证，还把整个案件的真相告诉了梁天来，凌家收买不成，恼羞成怒，遂将张凤害死，这就又添了一条人命，因此后世提到本案时，又称“九命奇冤”。

案发之后，梁天来开始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一场大火）

按照清代的司法制度，普通的刑事案件由州县初审，较重的案件则逐级审转至府，按察使，督抚，死刑还需报刑部乃至皇帝裁决，梁天来身负血海深仇，他一级一级的告，从番禺县告到广州府，再告到按察司，巡抚，任何一个衙门他都不放过，然而凌贵兴也没闲着，梁天来告到哪里，凌贵兴就贿赂到哪里，知县，知府，按察使，巡抚均被凌贵兴买通，梁天来的状纸递上去，要么被直接驳回，要么就石沉大海，更过分的，有几次梁天来去告状，他反而稀里糊涂的成了嫌疑人，衙门怀疑是他自己放火烧死了家人，以此来诬陷凌贵兴。

但梁天来没有放弃，尽管向广东各衙门提告均以失败告终，但他在告状的过程中听闻，说两广总督孔毓珣素有贤名，于是，梁天来又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终于在广东肇庆撞见了孔毓珣，梁天来拦舆告状，跪地陈冤，终于叫他遇到了能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孔毓珣马上受理了案件，把凌贵兴拘押到案，严加审讯。

这个凌贵兴，反侦察反审讯意识还非常强，一开始不招，孔毓珣和他几番对峙，用尽手段，凌贵兴这才认罪。

凌贵兴既然认罪，那接着就是治罪，但偏偏，这个时候孔毓珣忽然接到调令，要从两广总督的位置上离开，而且是刻期赴任，马上就走。

走之前，孔毓珣始终放心不下这桩案子，于是他找来肇庆知府，姓杨，对这个杨知府是千叮咛万嘱咐，说我走了之后，你来接手这个案子，你千万要依法办案，不能糊涂，不能徇私，杨知府答应的挺好，可孔毓珣前脚刚走，后脚凌家就发力了，他们买通了广东地面包括杨知府在内大大小小的官员，原本板上钉钉的案子直接被翻，凌贵兴成了被屈打成招的无辜良善之人，梁天来反而成了图谋不轨的诬告之辈。

读史到此，不禁感叹，凌贵兴区区一人之力，竟然能买通整个广东官场？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明清两代以吏治腐败而闻名，更以官员正俸极低而闻名。

一个清朝官员，他的日常开销，幕僚的工资，应酬的往来，孝敬上级等等，这都需要花钱，所以官员们必须在正俸之外寻求灰色收入，比如名目繁多的火耗，雀耗，勒折，以及贪污受贿，接受下级的馈赠，则是官员无可言明的收入。

有明以来到清朝，官场上又最讲究门生故吏，拉帮结派，哪个在官场上奉迎应酬不得用银子铺路？

所以，对很多官员来说，收钱办事不是偶然的道德败坏，而是官场生态的一部分，至少他们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所以这些捧读圣贤书的官僚们才会如此心安理得又轻而易举的被凌贵兴所腐蚀。

梁天来被训诫一顿，赶出公堂，不许他再兴诉，他悲愤交加，神情恍惚，走到省城的城隍庙中是泪如雨下。

城隍是民间信仰中，掌阴司，察善恶，是百姓心中最后一位肯听人冤屈的神灵，阳间的官儿可以被买通，可阴间的神灵难道看不到这一切？

当然可以想到，城隍没有开口，庙前香烟缭绕，神像威严沉默，梁天来的哭声如此渺小，无法引起任何注意。

更加讽刺的是，梁天来走出城隍庙，正好碰到被放出来的凌贵兴，凌贵兴饶有兴致的看着梁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还接着告吗？

一边说，一边还从怀中拿出一些银钱放到梁天来的手上，并嘲弄梁天来，说你要是接着告的话，这些钱是我资助你的，资助你买纸钱，烧给你那些死去的家人。

这是何等恶毒的嘲弄，你告吧，你哭吧，你们梁家死了那么多人，又能怎么样？不过是多烧几串纸钱罢了。

凌贵兴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梁天来：

你，斗不过我。

（清代官员）

要说这个梁天来，真是铁骨铮铮的好汉子，他不气不馁，拿过凌贵兴的钱掉头就走，他去哪儿？

没有回家，他选择了进京，他要告御状。

从广东到京师，那是千里之途，这一路上，梁天来又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头，舟车劳顿，风餐露宿，日夜赶路也就算了，这凌家还派出多路人马，在梁天来的必经之路上截杀梁天来，梁天来几次死里逃生，身上多处受伤，几乎是以流浪汉的姿态才勉强来到京师，敲响了都察院的大门。

这一回，梁天来不仅告凌贵兴杀害梁家数条人命，还把几乎整个广东官场上的大员都告了。

负责接待梁天来的，是都察院的都御史，名字叫陈式。

这个陈式，他一看案情重大，而且涉及的官员太多，他就没敢第一时间往上报，因为再报就报到皇帝那里了，关键时刻，一个叫做孔大鹏的官员得知此案，他力主上报，案子终于被送到了御前。

孔大鹏为什么支持往上报？很巧，孔大鹏是前不久从广东调回京师的官员，而他在广东就职的时候，正好协助过总督孔毓珣办过这个案子，他对这个案子有印象，知道是冤案，他调回京师之后，还以为案子已经由后续的官员办妥了，谁知道苦主已经告到了京师，他知道其中必然有冤，所以才敢把案子往御案的方向推。

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大鹏的及时出现，这案子又不知道会拖到何年何月。

雍正皇帝得知此案，也是倒吸一口冷气，因为涉及官员太多，兹事体大，皇帝赶紧派了两个大臣，一个叫李时枚，另外一个就是孔大鹏，让两个人以钦差的身份亲自到广东办案，务必要把案子搞清楚。

接下来的剧情就简单了，两位钦差仔细查案，严格执法，将穿腮七一众匪盗缉拿归案，审问口供，坐实证据，又把凌家包括凌贵兴在内的涉案人拘拿，审问之下供认不讳，案子得以真相大白。

这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

凌贵兴被判了个凌迟处死，穿腮七等匪盗斩首，余下如凌宗孔等人各有惩处，也非常严厉，经手本案而受贿的众多官员则分别被处以充军，降职，交刑部治罪等处罚，整个广东官场几乎为之一空，甚至就连当初给凌贵兴算命的马半仙，也被重责五百板，枷号一个月。

宣判罪行之日，诸多案犯被押解到了广州天字码头当众行刑，围观民众数以万计，梁天来终于为家人讨回了公道。

然而，这一套钦差办案，恶人伏法的剧情，主要来自于《霭楼逸志》，《警富新书》和《九命奇冤》等文学作品，在现存清代官方档案中，我们找不到孔大鹏，李时枚这两位钦差的记载，也找不到凌贵兴被凌迟处死的明确记录。

1936年，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所藏的乾隆朝档案中，发现了两件与本案直接相关的题本：

一件是乾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署理广东巡抚鄂弥达的题本，另一件是同年十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徐本的题本，这两件题本的主题，都是处理一个叫穿腮七的匪盗。

（雍正皇帝）

题本记载，这个穿腮七，在乾隆元年被逮捕，逮捕之后，他供出了自己多年所犯的案子，其中就包括雍正五年，也就是我们讲的这桩命案，即九月初三夜打劫梁天来家，放火烧死梁家数人。

但题本中也留下巨大的空白，穿腮七的供词只说“打劫梁天来兄弟家”，并没有明确指认凌贵兴等人是幕后主使。

凌家有一个后人，叫做凌扬藻，后来他在书信中曾经提到过此事，说凌家和梁家的确因为祖坟和石屋子事情起过争执，但他又坚称，说梁家遭此大灾，凌家并不知情，完全是流窜的盗匪临时起意，和凌家毫无关系，是梁天来利用两家的旧怨诬陷凌家，诬陷凌家指使匪盗杀人，这才让凌家蒙受了不白之冤。

也就是说，在凌家的叙事中，梁天来反而是一个费尽心机，为了报复凌家数次状告均被驳回却仍不甘心，就算告御状也要把凌家拖下水的小人。

凌扬藻的说法，固然有为先人辩诬的立场，不能全信，但凌扬藻也承认，凌家的确也进入了本案的司法程序之中，而且最终被判处了很严重的罪过。

而至于凌家，凌贵兴等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策划，组织了那场对梁家惨无人道的袭击，由于史料的缺乏，时至今日已经无从考证。

风水结怨，买凶杀人，贪官受贿，义邻报信，忠丐殉难，千里告状，钦差查案，恶人伏法，冤情昭雪，每一个环节都有交代，每一个人物都有归宿，它满足了人们对正义的渴望，也承载了对腐败的批判。

文学演绎替历史补上了因果，却也遮住了历史本来的缝隙。

完整的真相，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参考资料：

清代文字狱档·卷七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

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之一百十七

王丽.晚清涉法小说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2

张秀英.雍正朝“广东九命案”始末考.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