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残留焦虑背后，虫害为何越来越难防

2026年上半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数据显示，蔬菜、水果不合格率分别达4.92%和5.18%，甚至被禁用的剧毒农药仍在使用。

这是因为病虫害更猖獗了吗？从表面看，这是“虫害增加→农药加量→残留上升”的简单链条。

但第一财经深入调查发现，虫害加剧的深层原因指向生态失衡等争议。农户“用药依赖”背后，是越来越难防的虫害与绿色防控技术成本的门槛。

重大病虫害发生面积呈高位波动

根据农业农村部组织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数据，2024年监测总体合格率首次达到98%，2025年全年合格率维持在98%。监测参数从2001年的13项增至2025年的139项，覆盖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和水产品5大类153个品种。与此同时，全国种植业农药使用量已连续8年保持下降趋势，2024年降至24.2万吨。

“现在中国的农产品，无论是从监管力度、质量还是用药安全性，均优于欧美标准。但是，不合格的农产品也是存在的，总有一部分违法分子存在。”一位生态农业的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农产品合格率从2001年的62.5%提升至98%，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那些“点上的问题”也是真实存在。农残也的确存在。

那么，农残存在的原因是虫害增多吗？虫害的现状如何？

从公开数据看，近五年（2021～2025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面积呈高位波动、总体上升态势。据全国农技中心发布的预报数据，2022年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面积为20.26亿亩次；2024年升至23.3亿亩次；2025年增至25.18亿亩次，23种重大病虫害呈重发态势。

其中，水稻“三虫两病”始终是权重最大的板块，2025年达11.2亿亩次；小麦赤霉病、条锈病在江淮、黄淮麦区连年偏重流行；草地贪夜蛾自2021年发生2073万亩后持续扩散，2025年预计为5000万亩次。

虫害为何越来越难防

虫害与剧毒农药的使用及农残的存在，也说明“虫害越来越难防”。

“10年之前打虫，直升机打虫最多，一季水稻最多打2次。”上述生态农业的负责人称，“现在要打6到7次甚至8次，还不一定打得死。”

从2次到8次，意味着农药使用频次增加了三倍。这是为什么？

抗药性是第一层原因。“药不管用了。”上述生态农业的负责人说。

他的解释指向一个被长期讨论但仍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病虫害的越冬基数在逐年累积，代际繁殖使得害虫对农药的抗性不断增强，“秸秆返田，导致寄存在秸秆根部的卵越冬繁殖，并且具有上一年的抗药基因。多年下来，药抗性增高”。

第一财经梳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历年发布的《全国农业有害生物抗药性监测报告》发现，2020至2023年，褐飞虱对三氟苯嘧啶等药剂的抗性在持续上升。草地贪夜蛾作为入侵性害虫，其抗性发展备受关注。研究发现，田间种群已对茚虫威和氯虫苯甲酰胺产生了低水平抗性。

《2025年蔬菜主要害虫抗药性监测报告》显示，全国58个监测点对豆大蓟马、西花蓟马、小菜蛾、烟粉虱、甜菜夜蛾5种害虫进行监测，抗药性问题普遍且严重。豆大蓟马在海南、福建对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抗性高达379～478倍；烟粉虱在北方及长江中下游对噻虫嗪普遍表现为高水平抗性，最高达3492倍；小菜蛾在云南对氯虫苯甲酰胺抗性达745倍；甜菜夜蛾对虫威抗性达306～462倍。

该监测报告建议，在高水平抗性地区暂停使用相应农药，轮换用药，每季每种药剂使用不超过1次。

害虫在自然状态下通常有天敌控制，数量维持在低水平平衡状态。但是，在“虫多—打农药—抗药性—继续打农药”的循环中，与害虫的天敌也在减少。

“在宁夏的枸杞园，主要害虫有6～7种，调查到的天敌种类将近五六十种；在以化学农药防治为主的园区里，这些天敌很难找到，甚至找不到，可能已被杀死。”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何嘉副所长表示。

除了害虫的天敌被农药削弱，秸秆处理也成为虫害增多的一个因素。

“虫卵喜欢钻在秸秆根部，还有土壤里面。禁止秸秆焚烧，虫卵累计增多，导致第二年害虫基数增加。”上述生态农业的负责人表示。

在2023年《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对长沙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第048号建议的答复》中，该局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深入田间进行调研，调取了2017年至2022年水稻虫情调查统计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22年二化螟越冬基数为平均每亩6612.6头，比全面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政策发布前一年（2017年）的418.45头增加了14.8倍；各区县二化螟（俗称钻心虫）越冬基数均较2017年增加10～100倍不等，最高丘块亩均虫量达到10万头以上。

上述答复称，近五年第四代二化螟发生面积和发生程度均呈现逐年大幅增加趋势，长沙市2022年第四代二化螟发生面积48.3万亩，较2017年的6.3万亩增加了7.6倍。

《2021年全国农业有害生物抗药性监测报告》显示，湖南中南部地区二化螟种群对阿维菌素和氯虫苯甲酰胺处于中等至高水平抗性。为有效控制病虫害，保证粮食产量，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取得较好成效。但是面对二化螟频发重发态势和较高的抗药性，种植户不得不增加防治频次和农药使用量。

长沙市植保植检机构发布的《农药使用情况统计表》及《农药械实际用量表》显示，2017年全市双酰胺类农药使用量为6.43吨，2021年增长到35.34吨，5年内增加了近5倍。

在秸秆处理方面，广西则采用了“限烧区内有序焚烧”的方法。2018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制定指导方案称，在合适条件下组织有序焚烧。这个方案执行4年来，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从2017年的84.9%升至2022年的93.2%，PM2.5从42微克/立方米降至27.1微克/立方米，说明有序焚烧未对空气质量带来明显负面影响。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精准划定禁烧范围”。随后，湖南制定出台了全省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划定方案，统筹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限烧管控；广西也发布了《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划定技术指导规范（2025年修订版）》。

除秸秆处理之外，设施农业的扩张，也为病虫害发生提供了一个更适宜的环境。

设施农业，即“大棚”技术。这一技术的推广，不仅改变了北方冬季餐桌的“老三样”（白菜、萝卜、土豆）问题，还解决了蔬菜周年均衡供应问题，丰富了水果和花卉市场。截至2022年，中国设施园艺总面积280多万公顷，占世界设施总面积的80%以上。

“现在中国是全球设施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毅波说，“中国设施农业的面积占到了全球设施农业的接近80%。”

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产业现实：温室大棚让作物摆脱了季节限制，但也创造了一个高温高湿、无雨水淋溶、通气不良的“人工生态系统”。

张毅波说，设施农业的最大的特点是，不管冬天夏天，不管温度零下还是零上，都能营造一个小气候环境，适宜作物的生长和生产，但同时也有利于病虫害发生。

《2025年蔬菜主要害虫抗药性监测报告》中提及的豆大蓟马、西花蓟马、烟粉虱等，正是设施蔬菜的核心害虫。此外，设施农业的典型特征是连作——同一块地常年种植同一作物。这在农业科技上被称为“连作障碍”，是病虫害大暴发的温床。

绿色防控：有技术，但成本待降低

“用药依赖”背后，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绿色防控技术已经存在，但成本让它难以普及。

以宁夏枸杞为例。枸杞是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种植面积32.5万亩，但病虫害种类多、发生严重，年防治次数达7至11次，使用的农药多达40余种。

宁夏农林科学院植保所副所长何嘉所在的团队从2020年开始研发天敌防治技术，选中了一种本地优势寄生蜂——粗脊蚜茧蜂。这种蜂将卵产在蚜虫体内，幼虫取食蚜虫体液，田间自然寄生率可达60%至70%，人工释放后寄生率能达到80%。

“化学药剂打完以后，蚜虫抗药性增加，7到10天下一代又繁殖起来了。”何嘉对比道，“但蚜茧蜂用上以后，种群能持续压住，虽然见效慢一点，但控制是持续性的。”

2025年，这项技术在宁夏枸杞园推广了1万亩；2026年扩展到1.5万亩；2027年的计划是3万亩。

何嘉还透露，宁夏对采用生物防治的枸杞园补贴100元/亩。

但即便有补贴，推广过程依然艰难。

“刚开始有积极参与的，比如百瑞源，龙头企业对产品质量要求高，他们很积极。”何嘉回忆道，还有的企业就是试试看的态度。还有一些企业，你白送到地头他也不稀罕。整个过程实际上是比较艰辛的。

成本是核心障碍。何嘉估算，天敌防治技术的防治成本比化学农药增加约20%至30%。“随着大量使用，希望会慢慢降下来。”

宁夏的模式提供了一个参考样本：产业主管部门给补助、天敌公司配套资金、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服务、种植端零投入。何嘉说，产业主管部门说至少3到5年要扶持，让大家愿意用，最后主动用。

但这种模式能否在更广泛的作物和地区复制，仍是未知数。

综合来看，“农残不合格率上升”的原因，是一条多环节交织的链条：虫害加剧（秸秆处理方式改变、设施农业连作扩张、天敌被化学农药杀伤）→防治难度增加（害虫抗药性上升、采果期无药可用）→ 化学农药依赖加深→农残风险上升。

而绿色防控技术虽然已经具备，却受制于成本门槛和认知惯性，推广速度慢于虫害恶化的速度。

破局的关键，或许不在于“禁”或“烧”的二元选择，也不在于简单呼吁“减少农药”。真正需要的，是一套让绿色防控“用得起、用得好”的制度设计：科研端持续降本、政策端精准补贴、产业端打通推广“最后一公里”。

正如张毅波所言，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技术越用越成熟，成本越用越低，绿色农业才能从象牙塔走向田间大地。而在这场奔赴中，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农户、每一个政策制定者，都是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