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批评，罗荣桓提出让徐向前当115师师长，毛主席：安心工作

1940年10月，一封从山东发往延安的密电，让毛泽东沉吟良久。

发电报的人是115师政委罗荣桓。电报的核心内容有两条：第一，请徐向前重返山东，兼任115师师长；第二，自己请求“脱产学习或调他处”-2。这不是普通的职务调整建议，而是一封请辞书。发电报之前，罗荣桓刚刚经历了一场让他处境极为艰难的会议。

一场把“一次”说成“一切”的批评

1940年9月至10月，在山东省平邑县的桃峪村，八路军的一个叫“一二五师”的队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开了三个星期，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

在这次会上，罗荣桓主动承认了他所领导的那个部队在工作当中存在的缺点。但是山东一个名叫朱瑞的人，在大会上说了一些对一二五师不利的话，这样就使这次大会开得不那么愉快了。

比如说，他们就说了一件事：这个叫“一二五师”的队伍中的某些干部，在平定那些反抗八路军的叛乱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气很坏，所以就把俘虏打死，这是违反了我们的政策。

罗荣桓在开会的时候没有对朱瑞说的事情争辩一下，他觉得这一次纪律上出了问题，被扩大成一个我们整个一二五师都没有进步这样一个事情，自己是不应该去争论的，这样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承认他的那个部队的领导“已经无能了”。

他说希望中央派另外的人来代替徐向前和朱瑞当这个支队的政委、总指挥，他希望自己能够学习一些东西或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

而且他在信尾加上了一句说：“这是我和党第一次提出来我的个人要求。”罗荣桓是从来不怎么说话的那种人，在这样严重的场合下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他的处境已经很不轻松了。

当时八路军的总司令部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马上给延安打了封电报。1940年10月十七号，毛泽东和他的两个朋友朱德和王稼祥一起写了一个回信说：一二五师目前的工作的情况是非常正确的，并鼓励他们安心工作，不要有什么“学习”的事情了。

还有八路军总司令部又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二五师的领导，声明以前说一二五师不行的那个电报是不怎么对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呢？

这当中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层，人。山东的一个局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的“一二五师”是由一个外来的主要的队伍组成，“我们”的山东纵队是一个本土上的武装，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做“山东省委”的组织。

他们各自都是有自己的政治工作的办法了，可是都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徐向前”这个人，在那个时候他可以依靠威信把所有的人都拢到一起去，所以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看出裂缝来。

毛泽东觉得这样的人在当时的高级的干部当中只有罗荣桓是能够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同时还能把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队联合起来的一个人了。

第二层，时。1940年当时是我们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二五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还有陈光和罗荣桓他们配合了很久的时间，我们的战术上都有默契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换将的话，可能会耽误我们的战机吧？毛泽东的看法是稳当一点更好。

第三层，局。因为罗荣桓要辞职，表面上来说只是他个人要不要工作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说这个“山东统一领导”的一个大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中央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也没有另外派人去代替他，而是让他继续在那边的工作。“这是中央的另一个判断：解开这个问题的人还得是他。”

从“请辞”到“扛起来”

在收到中央复电之后，罗荣桓便没有请求了，在山东继续主持工作。局势并没有多大的好转。1941年到1942年之间，日军对山东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并且每一次的“扫荡”的强度也越来越大了，其中在1940年之间就有达到了29次。
罗荣桓所说的真正的转折是在到了1943年的三月份。在这时候中央决定在山东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115师和山东军区合并以后，罗荣恒便成为了这个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的政治委员并代替了师长的职务。

还有就是在九月的时候他被任为山东分局书记并且所有的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在了他的手中。陈光则是在这个时候去延安学习去了。
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不好了，每天都有尿血的现象，并且还有腰疼的情况，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他会用别人用手顶着的方式来忍受的。

1943年三月份罗荣桓曾写过一封电报希望中央可以批准他让他休息半年的时间，但是最后并没有得到批准，他就只有依靠着他的一个病肾在山东坚持了差不多有整整的两年多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罗荣桓就想出了一种后来被证明是有战略意义的一种打法，“翻边”的打法。

就是敌人进行“扫荡”过来的时候不往山里面退反而到这个敌人的后方去打，在搅乱他们自己的部署同时还可以断掉他们的补给的问题。毛泽东在了解了之后说这并不是一种战术而是属于一个战略上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一种“翻边的这种打法它改变的是不仅仅是一种打法，而是一个根据地生存的方式，如果敌人越蚕食你们就会不断的扩大你的根据地。

所以在1943年的时候山东正规军就已经达到了27万人，民兵达到50万人并且他们对所有的城市和战略上很重要的地方都控制了。

毛泽东在后来就说过这样的话：“只换了一个罗荣桓以后，整个的棋局就可以活起来了。”所以这就是说山东的局面活了起来的话那么全国其他的局面也会被改变过来的。

当罗荣桓在一九四零年的时候写的那封请求辞职的电报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毛泽东同意了他所说的那个要求，让徐向前回来做一个师长的话，在这个时候的山东会是什么样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徐向前也是一个能够指挥作战的人但是山东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在一些分歧上站稳脚跟而且是在压力之下不垮掉并且可以团结党派军三种力量一起工作的一个人。罗荣桓用他那七年的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没有拍案而起的壮举，被批评时连一句辩解都没有。他做的事，是把委屈咽下去，把担子扛起来，把该团结的人一个一个团结过来，把该打的仗一场一场打扎实。

1963年罗荣桓病逝，毛泽东写下了那首《吊罗荣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能让毛泽东用“国有疑难”四个字来写悼诗的，十大元帅里只此一人。

真正的帅才，不在于一时胜负，也不在于是否始终站在聚光灯下，而在于能不能把一盘散沙走成一盘活棋。

罗荣桓没有徐向前那样赫赫威名，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但他能在被批评时咽下委屈，在无人理解时坚持判断，在病痛缠身时守住阵地。他让山东从各自为战的困局，变成党政军民一体的战略大区；让“翻边战术”从一次突围，变成改变战局的战略。

毛泽东那句“国有疑难可问谁”，问的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人，而是一个能在复杂局面中定盘、在关键时候让人安心的帅才。

这种本事，比一场胜仗更难，也比一时的声名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