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于武、杨洪共话人才之道｜AI时代，我们靠什么继续领航？

『一切的根基是人才。』

作者｜张述冠

编辑｜何芳

2026年9月9日，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迎来二十周年盛典。盛典期间，在一场以“鲲鹏击浪 自主领航”为主题的高端对话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北京华汽汽车文化基金会理事长付于武，与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杨洪，展开了一场关于产业变革、企业突围与人才战略的深度对话。

付于武是从中国汽车工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亲历者、推动者，更是促进中国汽车人才事业发展的奠基人之一；杨洪带领航盛电子在汽车电子领域深耕30余年，公司现在形成了以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网联为核心，以声学系统和新能源控制电子为成长业务，以软件工程、智能生态产品、具身智能等为新兴业务的1+2+N新发展格局。

这场对话不仅回望了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无到有的不凡历程，更是在为产业的下一个十年探路——当AI重新定义汽车，当全球化融合势在必行，我们靠什么继续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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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之思：硬实力是骨骼，软实力是血脉

“一个硬币有两面。”当谈及中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时，付于武用这个比喻开场。“我们既要有硬核的技术实力，也要有深厚的软实力。”

什么是硬实力？是核心技术、是好的产品、是活跃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付于武坦言，今天中国汽车产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赛道上已经具备了令世界瞩目的硬实力，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如果没有格局，没有文化，没有协同，没有软实力，肯定走不远。”

在付于武看来，中国汽车产业走到今天，靠的从来不只是技术。在此次对话中，他回忆起中国第一代汽车人在长春冰天雪地中创业的故事：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大家调来八台火车头喷着水蒸气融化冻土，一边铺一边施工。“如果当年没有那种不服输的创业精神，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汽车工业。”他相信，这种精神并未随着时代的更迭而褪色——“不要认为00后、90后不懂这些，他们懂得。中国汽车产业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意志品质。”

付于武进一步指出，在当前阶段，软实力的提升尤为紧迫。特别是面对出海浪潮，中国企业对ESG理念的理解、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对长期主义的坚守，都还远远不够。“ESG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份简单的报告。你要是触犯了当地的劳动法、没有尽到环保责任，后果不堪设想。”他告诫道：“切不要以为把国内的做法移植到国外就行得通，这样做绝对会受到惩罚。内卷外溢是丢人的。”

他举了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丰田进入中国前，先在沈阳建培训中心，再建零部件服务中心，久久为功之后才开始合资合作。“这些轨迹我们都要好好学习。在出海过程中，慢一点、稳一点、谨慎一点，对我们长远发展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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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鉴：航盛30年，一部中国汽车电子突围史

如果说付于武的视角是宏观的产业俯瞰，那么杨洪的讲述则是一家企业三十三年脚踏实地的微观见证。航盛电子的发展历程，几乎就是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

1993年，航盛作为中航工业在深圳的“窗口企业”成立，最初只是一家“两头在外”的三来一补加工厂。“订单在外，原材料在外，只赚加工费。”杨洪回忆，随着房租和人员工资上涨，挤压之下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但正是在这片薄土上，航盛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蜕变。

杨洪将航盛成长中的关键抉择归纳为四个方面。

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第一把钥匙。上世纪90年代末，航盛从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的有限责任公司。南航电子、深圳高新投、创新投以及管理层共同持股。“把国有的力量、地方政府的创投、员工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杨洪说，改制之后，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班子的责权利非常明确，“依法合规发展，这是后续一切的基础。”

技术创新是第二道门槛，也是最长久的投入。航盛从宝安区开放式研发基地起步，一路成长为深圳市企业技术中心，2007年获得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在汽车电子领域是第一个。“研发投入从个位数到3%~5%，再到两位数，”杨洪说，“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可控，这条路我们一直在走。”

质量是第三条生命线。诞生于航空工业的航盛，将航空级的高低温、振动、电磁兼容等标准引入汽车电子。2012年，航盛先后获得深圳市市长质量奖和广东省政府质量奖。“质量的背后是一套体系能力，是研发和管理的综合保证。”

全球化布局是第四步棋。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在河南鹤壁、江西吉安、常熟、吉林布局制造与研发基地；同时在德国、日本、韩国设立研发据点。“汽车零部件不能只在一个区域取得成功，必须是全球化的。”

航盛为何能走到今天？付于武给出了他的观察。他认为，最根本的是杨洪身上那股“为热爱而生”的企业家精神。“他说自己就是为汽车电子而生的。这不是口号，是发自内心的价值观。”此外，永不气馁的朝气、惜才爱才的格局，以及对质量近乎偏执的追求，共同构成了航盛持续成长的底层逻辑。“他60多岁了，你看他像吗？永远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是我们产业最稀缺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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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之道：AI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观？

对话的最后议题落在了“人才”二字上，这是此次盛典的核心议题。

什么是AI时代汽车电子产业需要的人才观？

杨洪用航盛的实践给出了回答。“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第一原则是尊重——尊重人，理解人，让有能力的人得到成长。光有好的待遇不够，还要有事业、有目标，让他感觉到价值被承认。”

但杨洪特别强调，航盛的人才观有一条清晰的底线——坚持自己培养，而不是靠“挖人”。“2010年付老和我们一起开过一次会，当时有争论：是挖人见效快，还是培养人更重要？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大家都只挖人而不培养人，人才从哪里来？”因此，航盛长期坚持“赛马”机制，“同等条件下，赛出来的优秀者得到重用。这样的文化，员工是服气的。”

对于当下90后、00后逐渐成为骨干的现实，杨洪的态度是“既要发挥个性，也要引导塑造”。“我们发挥党工团的作用，也重视‘家文化’的营造。把个人命运和企业命运结合起来，把企业命运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特色的管理智慧。”

付于武则从行业高度做了升华：“人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人才工作是一把手工程，董事长、总经理的重视取代不了。”他以比亚迪为例，“王传福告诉我，比亚迪招十万名毕业生，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内部培养、文化融合。电化学专业原来没有，就转岗学习，把比亚迪的文化传播开。”他由此得出结论：“走内生发展、再学习，才是生存之道。光靠挖人，拆东墙补西墙，不是长远之道。”

那么，人才培养的方法论应该是什么？

杨洪提出三个层面的路径：一是岗位实践与理论学习相结合，中高层管理者必须当讲师，在传授中自我提炼；二是产学研深度融合，航盛的高级工程师到高校兼职任教，同时把企业的真实需求反馈给学科建设，“让高校培养的人，出来就能用”；三是营造比学赶帮超的组织氛围，“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文化的力量让人自发成长。”

他特别强调一种“敬畏”的底色——“汽车行业和消费电子完全不一样。消费电子可以容忍万分之一的故障，但汽车不行。零缺陷是目标，万分之一的失误都可能关乎生命。”因此，航盛的人才培养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敬畏安全，敬畏质量，敬畏生命。

付于武补充道：“德国有工程师文化，有技工文化，高级技工和本科生的收入是同等的。我们要培养汽车强国方面的人才，就必须培养这种工匠精神。我们需要软件人才，需要AI人才，需要硬件人才——但所有的培养，都要围绕产业特性来设置学科，坚持长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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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敬畏之心，笃行强国之志

对话临近尾声，两位嘉宾以寄语作结。

杨洪说：“汽车产业要有敬畏之心——敬畏安全，敬畏质量，敬畏生命。守住敬畏之心，笃行强国之志，坚持长期主义，树立品牌意识，中国的强国之梦一定会实现。”

付于武说：“在AI时代，中国汽车供应链空前强大，我们有信心为汽车强国打下最坚实的底座。像航盛这样有创新能力、有抱负、有国际视野的企业会越来越多，越干越强。”

鲲鹏击浪，自主领航。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下一个十年，或许就藏在这场对话的字里行间——硬实力是骨骼，软实力是血脉；硬实力决定你能跑多快，软实力决定你能走多远。而一切的根基，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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