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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那英成都演唱会现场。得知刘欢离世消息,她在演出间隙,即兴唱了一段《弯弯的月亮》,以此致敬故人。
一段临时的片段演唱,很快在网上掀起争论。评论区很多网友提出疑问:这首不在报备曲目单里,是不是违规演出?要不要处罚?
大家都在等着文旅部门给出结论。
刚刚,成都市文广旅局的通报落地:现场只是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唱完整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不需要重新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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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就此轻轻放下。
看完通报,我感慨了一句:成都终究是枪口高抬了一寸。
放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这个结果并不寻常。
如今各类大型演出的审批流程非常严格,节目单、曲目、舞台内容,全部需要提前报备。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粉圈的监督者,拿着放大镜盯紧每一场公开活动。任何一点临场变动,都随时可能被举报。
监督本身没有问题。但当举报成为一种惯性,一点点即兴、感性的举动,都立刻被推到合规审判席上,氛围就开始变得紧绷。
那英这段加唱,本意是悼念一位同行,是舞台上一瞬间的情绪流露。如果非要死抠条文,当然可以从严处置,成都选择区分“完整节目”和“即兴片段”,保留了一点人情味的弹性。
这种弹性,在今天其实越来越稀缺。网络上的举报风气正在蔓延,小事放大、围观起哄、从严追责,成了常态。
包括前两天网传东北某高校学生翻墙上网,被女同学举报,二十名学生受到学校处分。处理还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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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学生,翻墙的不少,有的只是查阅海外学术论文,追踪前沿研究成果。这是刚需,但在规则的灰色地带。没人追究还好,一旦被举报,就要追责。
这里就出现一个很现实的拷问:同样一类行为,不同身份、不同场景之下,尺度是否存在差别?
比如,前段时间罗永浩与投资人郑刚的舆论大战,罗永浩在海外网络空间发声举报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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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众人物,罗永浩是否违规?这就很难界定。
法治的内核,除了“有法必依”,还有“过罚相当”。轻微的、善意的、没有造成实质危害的行为,应当留有余地。
舞台上一段致敬故人的即兴演唱,学生为查阅论文访问外网,这些行为主观上没有恶意,没有造成社会损害。如果不分场景,一律从严打压,社会空间会越来越逼仄。
创新往往诞生在宽松的缝隙之中。科学研究、文艺创作,都需要一点即兴,一点探索,一点试错的余地。
如果探索的代价动辄就是处分、追责,大家都会选择保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有人都不敢越雷池半步,探索的动力自然慢慢枯竭。
现在网络上,“举报”正在慢慢变成一种武器。遇到观点不合、看不惯的人和事,第一反应不是理性讨论,而是直接举报,寻求处罚。
粉圈常年盯着明星的一言一行,只要抓到一点瑕疵,立刻集体提交材料,要求平台、监管方重罚。这种全民紧盯的氛围,会不断压缩公共表达空间。
枪口高抬一寸,不是纵容违法,而是区分善恶,权衡轻重。社会的秩序,不能只靠严苛的禁令维持,还需要包容的空间、弹性的余地。
我知道,这很难。不知道,有多少地方愿意把枪口高抬一寸?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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