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英缅怀刘欢这事，等通报等立场助长着举报

摘要：在文旅部门通报之前，好像没有媒体愿意担当评论责任，记者固执地打着相关部门的电话，逼态度，等通报，等立场，那是最安全的。其实，相关部门也在看舆论，等一篇媒体的正义评论，期待有正义声音的撑腰。那种下作的举报，如果有正义凛然的舆论和一声吼的评论，很容易就被喝退了，可是，没有评论，没有一声吼。只有配合着举报的采访与热搜。

吐槽青年出品

对于那英在演唱会上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引发讨论一事，虽然成都文旅部门的通报作了妥善回应，没有跟随举报者的构罪逻辑，让人松了一口气。但这种以举报方式设置议题，倒逼整个社会跟着一种荒谬的逻辑一起疯，层层加码压缩社会弹性包容空间，还是让人感觉非常恶心。成都文旅其实完全可以不回复，尊重法治，善意疏忽，保持沉默，但这类举报者对体制运转逻辑极为熟悉，形成了一套以程序正确绑架公共资源、公共舆论、公共机构的行动机制，在公共舆论场扣响程序扳机，把公共机构拉进“必须通报必须表态”的境地。

这种滥用举报牵引舆论和机构的现象如果不加治理，12345，监督热线，监管通道，服务渠道，种种本为提升社会治理反馈力的制度资源，会被这种极端化举报所耗散。这个过程中，如果媒体、舆论没有态度，只是在等官方态度，包容度和弹性只会越来越低，刚性只会越来越强。

没有人会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刘欢突然离世，震惊舆论，那英工作室发博悼念刘欢：常想起我们一起唱歌的日子，此刻心痛，不舍。欢哥，谢谢你留下的歌声和那些年共同走过的一切，我会一直怀念。9月26日晚，那英“我来，因为你在”演唱会在四川成都开唱。演唱会间歇，那英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他致敬。——于情，于理，于法，有什么问题呢？正常人热泪盈眶的事，竟然滑向了“临时加唱是否提前报备”的争议？

我不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上升到举报层面，是不是带着某种情绪，是不是对“提前报备”这种规定高级黑式表达。无论如何，这种举报都是小丑、小人、下作，——让这种举报成为一个热搜议题，也暴露出舆论的大问题。即使有“演唱会曲目需要提前报备”的规定，之前也有未报备受罚的新闻，但在友人纪念逝者这样的情感化场景下，唱几句熟悉的老歌致敬一个受到国民热爱的歌者，无论是从情理看，还是从法理看，都不应该置于违法框架中去看待。堂堂正正的纪念行为，演唱会现场千百人注视，经得起人心的审视，哪一条法律会以千万人的良心、常识为敌？

举报者知道无法在演唱会现场与千百人的良心和常识为敌，一句“你唱这首歌提前报备了吗”会被观念的唾沫星子淹死。但他们知道，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拿捏舆论，并进一步拿捏相关部门。

我特别反感这个事件中“拿有没有报备”去追问成都文旅部门的记者与媒体，跑突发事件的本事没有，做舆论监督的能力清零，更别说什么独家新闻，不去现场，不懂得如何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可写到这类新闻，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一家媒体报道说：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9月28日，记者致电那英演唱会主办方成都麦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称“不方便说”。——现在有些媒体，特别喜欢把“某网友说”“有网友担心”当作议题由头。哪个网友说的，哪个网友在担心？你倒是列出来啊，以网友之名造谣传谣，借网友之名放大极端的声音，把一些扯淡的言论和极化的表达拿到舆论场来进行流量再生产。好一个“有网友担心”，担心啥啊？这分明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把那英架到火上拷，把一个本来不是事情的事无限放大。这段导语，能看出一家媒体的猥琐，一个记者的下作，一种新闻观的下流。没有是非观，没有理性的判断和对真理和真相负责的专业担当。

还有一家媒体，记者真是有采访的韧性——记者致电成都市金牛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还在了解和调查核实当中，如果没有报批临时演唱，会依法依规办理。具体罚款不在区县层面”。另一工作人员称，“那英报批在成都市文广旅局”。记者致电成都市文广旅局多个渠道，未获有效回复。

好尽职，一个电话一个电话不停地打，逼着相关部门非要表态，媒体几乎在担当举报的角色。当地老百姓遇到急难愁盼需要舆论监督时，没看到这家媒体的记者有这种采访韧性。有几个人关心有没有报备？这种事跟公共利益、百姓诉求有多大关系？犯得着记者如此紧盯官方态度。某种意义上说，相关部门不是举报者倒逼的，而是这种舆情机制倒逼表态的。没有媒体记者不停的电话追问，哪个部门愿意趟这个浑水，愿意进入这种怎么说都为难的议题陷阱。

如果这个问题上媒体和舆论没有是非判断，不是用“鲜明的评论”“明确的立场”去澄清谬误，而是以采访方式去追问相关部门的态度，跟随极化的议题，向官方“讨态度”，逼官方“表态度”，那么官方在左右为难中只会给出一种保守的判断——或者某种“迎合舆论正确”的和稀泥判断，拟或是打破弹性默契的刚性态度。你看，很多问题上越来越刚性，弹性空间的失去，都与这种“倒逼着问合法还是非法”的结构有关系。极化的举报之下，舆论没有正义，媒体不敢表态，把球都踢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怎么判断呢？当舆论不愿意去守护那个弹性，媒体不愿意用立场去主张那个弹性，等通报，转通报，弹性就最小化了。

实际上，在那英唱歌纪念刘欢这件事上，我不觉得文旅部门有回应和通报的必要，如果非要有声音，主流媒体一篇评论就可以明辨是非，一锤定音。但在文旅部门通报之前，好像没有媒体愿意担当评论责任，记者固执地打着相关部门的电话，逼态度，等通报，等立场，那是最安全的。其实，相关部门也在看舆论，等一篇媒体的正义评论，期待有正义声音的撑腰。那种下作的举报，如果有正义凛然的舆论和一声吼的评论，很容易就被喝退了，可是，没有评论，没有一声吼。只有配合着举报的采访与热搜。

我的新书《时评中国6：用思辨力打破丝滑与冻结》来了，一种推动形成思辨习惯的写作实践。哪有那么多理所当然，哪有那么多天经地义，只是缺乏深度思辨罢了，用你的思辨分析去贡献“高水位的理所当然”。当当网刚上架我的亲签版，欢迎加入我的思辨写作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