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黄云松：印度“战略透支”，对华强硬能撑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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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云松

整理 | 佳仁·云丹吉

编辑| 佳仁·云丹吉

审核| 余佳轩 朱依林

内容提要

在大国博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精准评估印度综合国力并把握其对华行为逻辑，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结合实证数据与典型案例，基于“资源—转化”框架，将印度国家实力划分为“资源实力”与“制度转化能力”两个层面进行系统考察。综合评估，印度实力结构呈现典型的“倒金字塔”特征：经济上制造业持续萎缩、外资流入下降；科技上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核心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军事上规模可观却结构失衡、自主率低下；能源上对外依存度极高、战略脆弱性突出。与此同时，印度在政治动员、多向结盟外交与人口禀赋方面展现出超越其物质基础的战略雄心，形成“制度雄心与动员能力突出，而治理效能相对不足”的非对称结构。这种雄心与实力的严重失衡，构成“战略透支”——即战略态势显著超出物质实力可持续支撑范围的状态。在此结构约束下，印度对华行为呈现出投机性挑衅、代理人角色膨胀、经济依赖束缚与安全困境螺旋四重逻辑，使中印关系长期处于“竞争主导、底线管控”的结构性张力之中。

图源：百度百科

在大国博弈持续深化、全球地缘版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印度成为西方“印太战略”的关键支点，其战略取向已成为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秩序演变的重要变量之一。莫迪政府致力于实现“有声有色大国”以及“2047愿景”目标，凸显印度试图将庞大人口红利与独特地缘优势转化为全球性权力的强烈意愿。然而长期以来，印度的国家综合实力与其日益扩张的战略雄心之间存在显著落差，这种落差不仅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其综合国力评估的认知分歧，也构成了准确理解其对华政策逻辑的障碍。

这一认知困境，源自印度外在表象与内部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传统评估往往忽略印度庞大人口和低效结构所带来的巨额内部成本与维稳损耗，常常高估印度的崛起速度。而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一国的国民财富能否转化为实际权力，关键在于政府的“提取与动员”能力。印度工业化水平显著不足、行政动员能力薄弱，存在严重的“制度赤字”，成为所谓“软国家”（soft state）。“宏观数据亮眼”与“微观治理失效”并存，构成了印度国家实力的典型特征，也给中国对印战略预判带来一定挑战。

本文认为，印度国家实力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制度与外交层面的雄心远超物质基础的承载力，形成典型的“战略透支”状态，深刻塑造了其对华策略的投机性与冒险性。所谓“战略透支”，是指一国的战略态势与外交行为显著超出其综合物质实力可持续支撑的范围，表现为战略目标与资源基础的系统性错配。这既区别于合理的“适度雄心”（能够激发赶超动力），也不同于纯粹的实力透支（缺乏任何战略意志支撑）；其危险之处恰在于“有足够能力制造问题，却无足够能力承担后果”这一危险。

在分析框架上，本文借鉴“资源—转化”二元逻辑，将印度国家实力划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为由经济、科技、军事、能源等硬要素构成的“资源实力”，对应国家的物质禀赋与强制能力；其二为由政治动员、外交运筹、社会治理等软性要素构成的“制度与转化能力”，代表国家将物质资源转化为实际战略效能的治理与动员网络。本文聚焦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关键领域，通过实证分析与典型案例论证，揭示印度“超级大国幻象”与“泥足巨人现实”之间的差距，进而剖析其对华战略的深层逻辑以及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印度“资源实力”评估

资源实力由经济、科技、军事、能源等硬要素构成，对应国家的物质禀赋与强制能力，构筑起国家在对抗性冲突中的能力上限。在这一层面，印度与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具备全球霸权的美国相比差距较大，其引以为傲的“大国地位”明显缺乏坚实的物质与技术基础支撑。

（一）

经济结构缺陷

制造业长期低迷与外资流动结构性分化。尽管2025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4.18万亿美元，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四，但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从产值占比来看，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15%左右，2025年为17%，不仅远低于中国长期保持的25%水平，也不及传统工业强国。这意味着印度缺乏在战时大规模生产物资的工业基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2024年人均GDP约为1.1万美元，仅为中国的40%左右。印度服务业GDP占比超过50%，但主要集中在IT外包等低附加值环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将此称为“早熟的去工业化”，即发展中国家在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时就过早转向服务经济，从而导致增长动力不足与就业质量低下，印度恰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

印度制造业的疲软，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结构性困境。从世界大国演进历程来看，所有完成系统性崛起并跻身全球大国行列的国家，均以完备、强劲的制造业体系作为综合国力的核心支撑。印度在工业化道路上屡屡受阻、进展迟缓，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结构性原因。例如，繁琐而低效的土地征用法令，严重限制了大型现代化工厂的规划与建设；僵化且保护过度的劳动法规，则阻碍了企业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用工；此外，全国范围内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网络的长期落后，直接推高了原材料与成品的物流成本，削弱了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表明，印度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13—14%，远高于中国的7—8%以及发达国家的5—6%，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直接削弱印度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尽管莫迪政府推出“印度制造”倡议，但近十年来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从2014年的15%降至2024年的12 .5%（见图1），政策目标与实际走势之间形成鲜明反差。

图1 2014年—2024年印度制造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 图源：结合Macrotrends（金融数据研究平台）和Trading Economics（全球经济数据平台）

尽管2025年印度整体外国直接投资（FDI）显著增长，但外资投向的结构性偏好愈发明显。印度2024—2025财年FDI同比增长14%，达810.4亿美元，然而，大量资本集中流向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和研发等服务业相关领域。相比之下，制造业吸引的外资规模与其战略地位并不匹配，这进一步印证了印度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据印度储备银行统计，2024—2025财年印度FDI净流入（net inflow，即毛流入扣除外资撤资及印企对外投资）大幅下降96 .5%。自2014年以来，福特、通用、哈雷·戴维森等美国制造企业先后大幅削减产能或关闭在印工厂，小米、OPPO等中国手机企业虽在印设厂，却频繁遭遇税务调查与资产冻结。上述表明，印度当前的营商环境与其宏大的招商引资雄心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差距。正因如此，当众多跨国企业为分散供应链风险而评估备选目的地时，往往将拥有更成熟工业基础、更稳定政策环境的东南亚与北美国家排在印度之前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

（二）

科技创新短板

研发投入约束与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科技是制约印度崛起的最大短板。整体而言，印度已成长为全球科技领域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其研发投入持续翻倍增长，知识产权产出跃居全球前列，且依托自身580万专业人才资源和蓬勃发展的初创生态，正推动自身从“服务外包中心”向“创新策源高地”转型。然而，这一转型叙事掩盖了印度科技实力在结构上高度失衡的事实。印度虽拥有一定的人才基础和信息技术服务能力，但在核心硬科技领域与中美两国存在系统性差距。研发投入严重不足、高科技产品出口规模有限、专利创新能力薄弱，且长期依赖软件外包等低附加值环节，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印度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能力。

具体数据揭示了这一差距的深度。在研发投入方面，印度的研发总支出占GDP比重长期停滞在约0.64%的水平，与美国、中国及以色列等创新驱动型经济体普遍保持的2.5—5%相比（中国2025年研发经费投入占比达2.8% )存在显著差距。在PCT与国际专利申请量上，中国2025年超过7万件，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印度同期仅有3070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所谓的“IT大国”地位，实质上主要局限于软件外包等低附加值服务环节，而非芯片设计、先进制造、核心算法等高附加值“硬科技”领域。印度IT服务业的龙头企业如塔塔咨询（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TCS）、印孚瑟斯（Infosys）等，其核心业务模式是替跨国公司承接代码开发与维护。

这种以软件外包为主导的技术路径，使印度在需要深厚制造根基和持续研发投入的硬科技赛道上面临严峻挑战，存在被先进技术代差“锁定”的风险。以光伏产业为例，莫迪政府加速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加强本土能力。截至2025年底，印度太阳能累计装机容量已达到135.5吉瓦（GW），并在2025年创下了新增37.0GW的新高，成为全球第二大太阳能增长极。然而，这种繁荣严重依赖中国核心设备。印度的产能几乎全部集中在技术壁垒较低的末端组件组装上，而在附加值更高、技术投入更深的电池片及硅料等制造环节依然极度滞后。相比之下，就光伏产业规模与技术深度而言，中国已展现出全产业链的主导地位，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光伏装机容量已突破1.2太瓦（TW），稳居全球第一；中国仅在2025年一年间的新增光伏装机量（约315.1GW）就高达印度当年新增量的8.5倍。在人工智能领域，印度论文总量虽排名靠前，但在高影响力论文和核心算法创新方面，与中美两国仍存在显著差距。

（三）

军力结构失衡

规模体量优势与作战能力约束。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印度2024年军费开支约9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然而，这一排名掩盖不了印度军事实力“大而不强”的内在困境。人员开支长期挤占现代化投入、装备体系高度依赖外购，使其规模优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实战效能。

印度拥有约145万现役军人，但人员维持费用（薪资与养老金）长期占军费总额的60%以上，严重挤占装备采购与研发预算，用于军事现代化的资本性支出比例偏低，制约了其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转型。这种“外源性军力”在和平时期尚足以支撑地区强国的姿态，却内嵌双重脆弱性：其一是结构性——印度缺乏独立国防工业，战力上限受制于人，战时若遭遇零部件断供，装备将面临大面积停摆；其二是消耗性——没有完整军工体系支撑的军队，难以承受长期高强度对抗的损耗。

印度武器进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9.8%，2020—2024年始终是全球主要的武器进口国之一；而国防工业国产化率至今不足40%。印度主力战机来源高度多元、制式庞杂：俄制苏-30M KI构成主力，法制“阵风”承担中坚，美制C-17和P-8执行运输与海上巡逻，本土研制的“光辉”战机则因发动机和航电系统的长期缺陷至今未能大规模列装。潜艇与防空系统同样依赖外购，俄制S-400与以制“巴拉克-8”并存，不同制式系统的整合困难重重。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对印武器零部件供应一度中断，印度空军苏—30MKI的完好率明显下降，充分暴露了这一脆弱性。

印度军事实力正是其资源实力“倒金字塔”结构的缩影——规模居于上层，根基却悬于外部。这一特征不仅大幅削弱其“军事强国”的成色，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印度在对华博弈中将一时强硬姿态转化为持久战略能力的可能。

（四）

能源安全约束

高对外依存下的地缘供给脆弱性。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石油消费国，本土油气资源储量却极为有限，形成了高度依赖外部供应的能源结构。印度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85%以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约50%，主要进口来源为中东地区，运输路线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两大战略咽喉。这意味着，一旦相关海域发生冲突，印度能源供给将面临严重威胁。

2026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数次被封锁，印度约半数原油、六成液化天然气及几乎全部液化石油气进口受影响，国内迅速出现燃料价格飙升与民众抢购现象，莫迪政府不得不公开呼吁民众节约用油。这场能源危机集中暴露了印度在能源安全上的“战略脆弱性”。与高度依赖外部安全保障的海湾产油国类似，印度的能源供应链一旦遭遇外部冲击，将对其国内经济稳定和战略行动能力产生严重的连锁影响，从而构成制约其实施高强度对外战略行动的重要约束。

综合以上四个维度，印度的资源实力呈现出一种“上层光鲜、底层羸弱”的结构性特征：庞大的GDP总量与军费规模固然引人注目，但在这层光鲜的外壳之下，却隐藏着薄弱的制造业基础、近乎空白的核心技术储备，以及高度依赖进口的武器与能源供应体系。这种头重脚轻、根基不稳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其难以支撑莫迪政府所描绘的“全球领导型大国”战略雄心。

二、印度“制度与转化能力”评估

与物质基础的相对薄弱形成对照，印度在政治动员、外交运筹与人口禀赋等方面展现出相当的活力，使其得以在大国博弈中获得“以弱博强”的战略杠杆。然而，这种“制度层面的活跃”主要体现为战略雄心与动员能力，而非国家治理的实际效率。作为一个“软国家”，印度将制度蓝图转化为具体治理成果的效能，往往存在显著落差。因此，与其简单地认为印度“制度实力强大”，不如更准确地将其描述为“制度雄心与动员能力突出，而治理效能相对不足”的非对称结构。清晰区分“制度雄心”与“制度实力”，是避免在评估印度综合实力时产生误判的关键。

（一）

政治动员的强化与国家治理执行效能落差

印度独立后确立了议会民主制下的多党竞争框架，但在建国后近四十年里，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凭借独立运动的历史威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了议会民主制下的单党主导格局。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印度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迁，国大党地位受到严重挑战。1989年大选后，印度政党政治进入长期碎片化阶段，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两大全国性政党支持率此消彼长，地方性政党在中央政治中的话语权显著上升，联合政府频繁更迭，政策连续性深受掣肘。

这一碎片化格局在2014年发生转折。自2014年起，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连续两届在大选中获得单独多数席位，终结了印度持续30年的联合政府格局，带来了显著的政治确定性红利。这种确定性首先体现为执行层面的决断力。凭借稳固的议会多数地位，莫迪政府得以强力推进一系列历届联合政府难以落实的重大举措，如2016年推行废钞令、2017年开征统一全国市场的商品与服务税（GST）、2019年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废除宪法第370条）等举措，均展现出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政策推进力度。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显示，印度在“政治稳定性”与“政策连续性”方面评分较高，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处于前列。对外部资本而言，这种可预期的政策环境降低了进入印度市场的政策博弈成本，成为吸引全球产业链转移的一项重要制度优势。

然而，政治确定性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并非单纯源于制度层面的议会多数优势，其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对社会共识的塑造能力及相应的合法性基础。莫迪政府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防御性现代化”目标的社会动员工具。它通过重塑以印度教文明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帮助印度人民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长期困扰该国的“弱国家—强社会”结构性困境。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迅速发起“抵制中国商品”运动并封禁中国APP，莫迪国内支持率不降反升，正体现了这种政治动员机制的效用。

然而，动员能力的提升未能同步转化为治理效能。其一，以多数族群认同为基础的动员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凝聚主体社会的同时，也加剧了教派与社会裂痕，构成对国家治理资源的长期消耗；2024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未能单独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转而依赖联盟盟友执政，折射出该动员模式的边际效用递减。其二，决断式的政策推进解决的是“能否作出决策”的问题，而非“能否高效执行”的问题。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迟滞的行政流程与薄弱的基层执行能力严重制约印度政策落地见效。这种决策强、执行弱的反差，正是印度“软国家”特征的集中体现。

（二）

多维对冲外交

“结构洞”区位与外交超前发展悖论。外交是印度“软国家”特质中最具杠杆效应的领域。印度外交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突出的“多向结盟”战略取向：通过同时活跃于“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上海合作组织”（SCO）这两个相异的机制，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结构洞” 位置；在金砖与G20框架内，将“全球南方”议程推向舞台中心。根据洛伊研究所《亚洲实力指数》，印度的外交影响力在亚洲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明显高于其经济与军事的相对位次，呈现出“外交超前发展”的鲜明特点。作为“摇摆国”，印度得以从美国获得技术转让与安全承诺，从俄罗斯获得廉价能源与武器，从中国获得贸易与制造业中间品，以较低的物质成本维持远超其硬实力水平的国际影响力。这种外交杠杆在多个领域均有体现。在能源领域，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印度大幅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由冲突前的每日不足10万桶激增至2024年的约200万桶，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能源开支，却未因此遭受西方实质性惩罚。在技术获取领域，2023年1月美印共同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美国通用电气获准向印度转让F414发动机80%的制造技术，直接缓解了困扰印度航空工业数十年的“发动机短板”；美方还推动美光科技在古吉拉特邦投资建设封装测试工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签署联合探月协议。这种“地缘政治逻辑压倒市场逻辑”的现象，表明印度正借大国博弈的缝隙以较低成本获取西方数十年积累的工业技术。

然而，外交表现越是亮眼，越需清醒辨明其性质与限度。外交是“杠杆”而非“实力”本身，它能放大既有国力的效用，却无法凭空创造物质基础。印度“外交超前发展”的实质，正是制度与外交层面的雄心远远领先于物质实力，这本身便是“倒金字塔”结构与“战略透支”最直观的体现。此外，这种杠杆高度依赖外部条件，具有内生的脆弱性：印度当前左右逢源的外交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大国博弈结构性张力所提供的红利；一旦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或中美关系趋稳，其作为“摇摆国”所享有的“安全溢价”便可能大幅缩水。归根结底，印度外交博弈所积累的影响力终究是借来的，唯有将其沉淀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与技术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大国崛起。

（三）

人口禀赋优势

人力资本转化的多重结构性障碍。作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的人口总量已突破14.6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7.8%，且仍在保持增长。凭借可观的人口红利，印度在长期发展方面具备某些独特的优势。从人口结构来看，截至2025年，印度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达约68%，老年抚养比仅为11.9%左右，这意味着该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结构最年轻的劳动力储备。根据联合国相关预测，印度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将持续到21世纪50年代，从而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更长期的人口支撑。

然而，人口红利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印度劳动力参与率长期偏低，尤其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仅维持在24%左右，远低于中国的60%以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与宗教差异所引发的社会摩擦，也持续消耗国家的凝聚力与战略资源。若不能通过有效的教育、技能培训和社会改革大幅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规模庞大的年轻人口非但难以成为发展引擎，反而可能因就业不足和社会矛盾而演变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四）

形式完备的法治制度与基层执行能力赤字

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美法系法律框架，在宪法层面确立了契约自由和产权保护等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形式上的规则基础。印度凭借英美法系的深厚遗产，在“合同执行”等核心商业法律指标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多数南亚及东南亚国家，为跨国资本投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可预期性。然而，印度法院系统积压的未决案件总数已超过5000万件，平均诉讼周期长达3至5年，漫长的司法等待严重制约了营商环境的改善。这种“可预期但低效”的制度状态，恰是“软国家”特征在法律与司法领域最为直接的投射——正式制度规则在文本层面相对完备，但实际执行能力与制度设计之间存在显著落差。

综合以上分析，印度在制度与外交层面的活跃表现，一定程度上支撑起了超出其物质实力的国际地位。但这种“软强硬弱”的非对称结构，本质上是通过灵活的外交博弈、广泛的政治动员，以及对未来庞大人口红利的透支性预期构建出来的，而非建立在坚实的工业基础、自主的科技能力与高效的国家治理之上。一旦国际竞争转入高强度的物质与技术对抗，其根基不稳的“倒金字塔”结构便会暴露无遗。

三、“战略透支”背景下的

印度对华行为逻辑

印度国家实力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结构，其制度与外交层面的雄心，远远超出物质基础的承载力。这种雄心大于实力的失衡，是一种典型的“战略透支”现象。在现实情境中，国家采取适度的透支策略，有助于激发赶超动力。然而，印度当前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强硬姿态，已显著超出其经济与科技实力所能支撑的范畴。这种状态恰是国际关系研究中风险系数极高的情形，即处于“实力地位不一致”状态的国家，通常对安全环境极为敏感，倾向于采取风险偏好型策略，试图通过激进外交、边缘政策乃至军事冒险等方式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印度对华行为的深层逻辑，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展开。

第一，战术投机型边界试探：物质实力约束下有限对抗逻辑。印度缺乏足够的物质损耗承受能力，其制造业产能不足、关键产品依赖进口、能源高度依赖海运通道，根本无法支撑长期高强度的全方位对抗，因而在对华策略上呈现出“战术激进、战略投机”的特征。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即为典型。印度先在边境推进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奥里地公路（Dar buk- Shyok-Daulat Beg Oldi，简称DSDBO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变现状，引发对峙；但对峙升级后，因高原后勤保障能力不足与装备代差，无力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对峙。印度倾向于在中国面临其他方向压力时谋求边境利益，然而一旦遭遇坚决反制，便会迅速寻求降级、缓和局势。洞朗对峙持续73天，最终以印度撤军告终。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双方也通过多轮军长级会谈逐步实现了脱离接触。这种“进一退二”的摇摆行为模式，其本质是印度在自身物质实力存在明显不足的客观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策略选择。具体而言，印度方面既希望通过周期性的、带有试探性质的挑衅行为，来探测对手的战略底线与反应，并借此积累未来谈判中的潜在筹码；与此同时，它又清醒地认识到，在高原边境地区进行长期的、高强度的军事对峙与消耗战中，自身在后勤补给、地理环境适应及综合保障能力等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因此，它既缺乏足够的胆量，也欠缺将局部摩擦和低烈度对抗升级为全面军事摊牌的现实能力与决心，这种认知最终塑造了其克制性行动逻辑。

第二，离岸制衡红利：依附西方框架的战略扩张冲动。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张力，为印度提供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战略窗口。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承诺疲劳”与资源分散的双重压力，急需一个体量足够且非北约盟友身份的战略支点来分担对华竞争成本，印度恰好填补了这一“生态位”，由此与美国形成基于“威胁认知趋同”的功能性准盟友关系，并获得了巨大的“安全溢价”。这种“代理人红利”在产业领域同样显著。在“中国+1”战略推动下，全球供应链重构为印度提供了产业转移契机。截至2025年3月，从印度出口的苹果手机价值约174亿美元，占苹果全球产量的约20%；莫迪政府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覆盖电子、制药、汽车等14个关键行业。然而，深入剖析便会发现，这种“组装”与真正意义上的“制造”存在巨大差距。印度组装的手机，其核心芯片、屏幕、电池等关键零部件仍主要从中国和韩国进口，本土增值率不足20%。

这种以“组装经济”为主的产业模式，虽然能在短期内改善一国的贸易数据，却难以培育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能力。即便在外部资本流入相对活跃的阶段，其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地缘政治逻辑，而非纯粹的市场效益考量。《印度时报》显示，2024—2025财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骤降至10亿美元（毛流入810亿美元，流出800亿美元），2025—2026财年前三季度，印度净流入仅有30亿美元，折射出此类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与非粘性特征。因此，一旦国际地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些资本的流向也很可能随之迅速改变，给依赖于此的经济体带来显著风险。

第三，不对称产业链依赖：对华强硬的经济成本约束。这种依赖本质上是非对称的深度依存，使得印度在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时，必须同步承受供应链断裂与市场萎缩的双重反噬风险。2020年以来，印度先后封禁超过300个中国APP、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想借助上述举措不断尝试与中国“脱钩”，但中印产业链的非对称依赖并未根本改变。研究显示，印度在原料药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度高达68%，电子元件超过60%，新能源设备更接近80%。封禁中国APP令印度付出了沉重经济代价。拥有约2亿用户的TikTok退出，直接令印度数百万内容创作者失去收入来源，且并未催生出有竞争力的本土替代品。在制造业领域，印度曾试图限制从中国进口电子零部件，结果导致本国手机产量急剧下降，富士康等组装企业一度面临停产危机，最终不得不悄然放宽限制。处于全球产业链网络重要环节的中国，必要时有能力对印度施加结构性压力。

印度正积极推行“自立印度”倡议，试图构建一个能够替代现有体系的自主产业生态。然而，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内部的多重结构性制约。其中，持续的研发投入不足、本土产业配套体系的缺失以及高端技术人才储备的相对薄弱，构成了关键的瓶颈。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限制了其产业升级与技术突破的速度与深度。因此，尽管目标明确，印度在短期内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其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相对劣势地位。

第四，安全困境螺旋：双线防务压力放大战略透支。中印边境互动已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一方出于安全目的的防御性举措，往往被对手解读为进攻性意图，从而引发螺旋式对抗升级。近年来，印度在边境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域外势力“制衡”中国，促使中国采取对等反制，使边境对峙呈现“高技术化”与“常态化”特征。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凭借完整的军工体系，能够以较低的边际成本维持边境高压态势，而印度在极端恶劣的高原地区投入与其国力不相称的财政资源，长此以往不仅挤占经济建设资源，更可能延缓军队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印度还面临陆海复合型地缘压力。陆权方面，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限制了印度在南亚的行动；海权方面，中国在印度洋的港口布局不断深入。

这种“陆权高压”与“海权渗透”同步挤压的战略态势，迫使印度不得不将自身有限的军事资源分散部署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陆地防线与广阔的印度洋海疆这两个主要战略方向上。对于一个物质基础和国防工业本就相对薄弱的国家而言，这种长期维持两线戒备与潜在对抗的消耗模式，在战略和财政上都构成了难以长期承受的沉重负担，进而实质性压缩了印度在对华问题上发动持续高强度对抗的政策空间，使其对华强硬姿态更多呈现为周期性试探而非系统性摊牌。

四、印度“战略透支”的地缘连锁效应

与中印关系长期走向

印度“战略透支”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不仅关乎中印双边关系走向，更牵动南亚地区格局乃至全球大国博弈的演变。处于“实力地位不一致”状态的国家行为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而这种不可预测性本身便构成地区稳定的重大风险。

首先，中印关系将长期处于“竞争主导、底线管控”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只要中印之间的“绝对实力鸿沟”与印度的“超级大国幻象”持续并存，边境摩擦与地缘角力就会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由于当前的强硬姿态缺乏持久的物质基础支撑，印度的政策行为更可能呈现“短期激进、长期乏力”的波动特征，即在窗口期密集采取挑衅行动，又在资源耗尽后被迫收缩。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在经济压力下寻求降温，正是这一模式的生动体现。从更深层看，随着印度深度融入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印关系已从“合作主导”转向“竞争主导”，这是结构性转型而非周期性波动。

其次，“战略透支”将加剧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印度在边境强化军事部署并引入域外力量，已改变南亚次大陆的安全生态。巴基斯坦作为应对印度压力的前沿国家，势必寻求加大军事投入，使南亚陷入安全困境螺旋。值得关注的是，战略透支还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即当印度将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军事对抗与地缘博弈时，国内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脱贫势必面临资源不足。印度2024—2025财年国防预算约占中央政府支出的13%，若计入退伍军人养老金等隐性开支，实际比例更高。而印度目前仍有约2.28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是全球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国内发展任务依旧繁重的背景下，将大量资源投入地缘博弈，无疑会扭曲国家发展优先级，并使其人口红利面临沦为“人口负担”的风险。

再次，印度的“代理人角色”将重塑印太地缘政治格局。在美国“离岸平衡”战略框架下，印度正从独立的地区大国转变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准盟友与代理人。这种角色转变虽带来短期的技术与安全收益，但从长远看亦潜藏风险。一方面，过度依赖外部地缘租金的崛起模式缺乏内生可持续性，一旦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或中美关系趋稳，印度所获“安全溢价”可能大幅降低；另一方面，“代理人”身份也限制了印度作为独立大国的战略自主空间。海湾产油国的处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长期依赖“石油换安全”的沙特等中东国家，在关键时刻屡屡面临被抛弃或被拖入冲突的两难。近年来，美国在人权、宗教自由等议题上对印度的施压日益频繁，这种“附条件的支持”正在考验印度“多向结盟”策略的极限。对中国而言，印度深度嵌入美国“印太”制衡架构，将加大中印边境及印度洋方向的战略压力，但印度对“战略自主”的历史执念及其“代理人红利”的内在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印度不太可能无条件追随美国对华进行全面封锁，这为中方运筹分化美印、保持中印关系基本稳定留下了边际空间。

最后，“倒金字塔”结构将持续制约印度的长期崛起前景。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治理成效与科技自主，而印度目前走的是以服务业和外交博弈为驱动的崛起路径，在历史上并无成功先例。印度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如何将制度与外交层面的优势转化为资源实力的增长，即如何“填满”倒金字塔的底部：扭转制造业占比的持续下滑，将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不足0.7%大幅提升至2%以上，将国防工业自主率提高到能够支撑独立作战的水平。按当前趋势，这些结构性改革在2047年前恐难完成；印度本国智库的研究也承认，即便在最乐观的情景下，印度到2047年的人均GDP也仅约为中国当前水平的一半。这一“倒金字塔”特征决定了印度虽具备在中美之间进行议题式交易或阶段性缓和的弹性，但其制造业与科技自主短板将使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须维持对华产业链的非对称依赖，难以在战略层面形成可持续的对华竞争优势。当然，也不应低估印度的韧性。印度的民主制度虽效率低下，却赋予国家一定的纠错能力与制度弹性；其IT服务业、制药业已在全球市场建立竞争优势；其遍布全球的庞大侨民网络，构成了一种隐性的“跨国权力”。基于此，中国既要警惕其“战略透支”可能引发的风险偏好型挑衅，也要看到其结构性短板对全面遏华能力的根本性制约，从而争取将双边关系锁定在“可控竞争”的范围之内。

“虚弱但不绝望”的内在状态，是印度外交政策中内生性高风险倾向的根本来源。这种状态意味着，国家虽在实力上有所欠缺，却并未丧失改变现状的雄心与动力，从而最有可能催生高风险的投机性外交行为。从历史经验来看，长期处于“地位不一致”状态的国家，往往成为国际冲突与不稳定的主要策源地。这类国家通常拥有足以搅动地区乃至全球局势、制造麻烦与摩擦的相当能力，但其综合国力与战略韧性又不足以稳妥地承受其冒险行为可能引发的全面后果。这种“有能力制造问题，却无把握控制局面”的危险组合，使其对外行为模式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为国际体系的稳定带来了持续的潜在挑战。

五、结语

印度在外交舞台上的活跃姿态，折射的是一种强烈的大国渴望，而非国家治理效能与硬实力的转化。这种内在状态，既催生了“战略透支”条件下明显的投机冲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战略冒险行为。正因如此，印度对华政策呈现出周期性试探多于系统性摊牌的行为特征：在边境对峙中先进后退，在产业脱钩中受反噬而松动，在军备竞赛中扩张而难以持续。可以预见，在物质基础未能根本改善之前，这种在示强与止损之间摇摆的行为模式，将构成印度对华政策的长期底色。

从中期看，2025年至2035年是决定印度战略走向的关键窗口期。三组核心变量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这一进程。其一，制造业转型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的持续低迷，不仅是经济结构问题，更是军事工业化与科技自主的根基性约束。若莫迪政府及其继任者无法将印度制造从组装导向真正推进到产业链深度嵌入，印度就将长期维持对中国中间品与零部件的非对称依赖，其对华强硬政策的经济成本也将持续侵蚀战略意志。其二，大国博弈格局能否持续为印度提供战略红利。印度当前从美印准同盟关系中获取的技术转让与安全背书，本质上是地缘政治逻辑压倒市场逻辑的产物。一旦中美博弈烈度趋缓或美国战略重心出现漂移，这种外部输血的可持续性便面临严峻考验，印度外交超前发展的内在脆弱性将随之暴露。其三，印度能否完成从动员型民主向效能型治理的内部跨越。政治确定性不等于治理效能，决策强而执行弱的“软国家”特质，将持续制约印度将战略意图转化为战略能力的链条效率。

展望2035年至2047年，印度独立百年愿景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可能。一种情景是，印度借助人口红利窗口期、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契机以及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逐步实现制造业占比回升和核心技术的本土积累，届时其战略能力或在结构上发生质的变化。另一种情景是，印度在路径依赖中延续服务经济主导、外交博弈补位的既有模式，继续以大国博弈的地缘租金弥补物质短板，维持强存在、弱实力的非对称格局。在此情景下，印度对华行为将长期呈现为可管控的周期性摩擦。综合当前制造业走势、研发投入水平与国防自主率等核心指标来看，后一情景在短中期内更具现实可能性。

综上，印度能否走出泥足巨人的历史困境，取决于能否完成从地缘博弈驱动向产业创新驱动的深层转型。这场转型或将重塑中印关系的底色，也将影响 21世纪亚洲力量格局演变的方向。

作者简介：

黄云松，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政治与外交、国际法。

张为斌，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政治与外交、国家安全。

本文选自《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6年第4期，原标题为《印度“战略透支”与对华行为逻辑》。

本期编辑：佳仁·云丹吉

本期审核：余佳轩 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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