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1979年杭州万人公审现场,那个被4名法警死死按住、曾经不可一世的壮汉,竟然就是当年杭州街头让人闻之色变的“熊家二少”熊紫平!
1979年11月,杭州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案件主角不是一般的街头混混,而是孪生兄弟熊紫平和熊北平,两兄弟的父亲熊应堂曾是共和国授衔的少将,长期在浙江军界担任要职。
普通百姓只听说过将军家庭,却没想到他们的子女会在西湖边犯下滔天罪行。案子公审当天,浙江省体育馆里坐了五千多人,场面令人震惊。
为啥到了那个年代,还会发生“高干子弟犯罪”这种事?这背后到底藏了些什么?
熊家的背景摆在那里,熊应堂在1955年获少将军衔,1965年任第二十军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1970年又做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军军长、浙江省军区司令员,1971年还兼了浙江省委书记,但1972年就离开浙江,去了四川。
1973年前后,熊北平和熊紫平退伍回杭,被安排进工厂做了工人。“高干子弟”成为他们的身份标签,也成了周围人敬而远之的原因。
这几年,社会对高干家庭的敬畏、特殊身份带来的光环,再加上熊家单门独院,都给兄弟俩作案创造了条件。
具体说来,从1974年5月开始,熊氏兄弟纠集了马少华、钱永明等8人,以恋爱、介绍工作、带人看电视等为由,诱骗女青年到家里。
有些人打着“老革命”的招牌,利用熟人关系,不少女孩一听是“司令员家里”,先天没有防备。
等走进屋子,才发现不是请看电影、听音乐会,而是落入了狼窝。受骗上当的女青年前后达一百余名,其中被奸污、猥亵、侮辱的有八十余名。
判决书对两人分别犯下的强奸、轮奸和猥亵、侮辱罪行逐一列明,团伙还在熊家私设公堂,对一些市民敲诈勒索。
很多受害者身份是工人、知青、学生、教师,不少人因为害羞或胆怯迟迟没报案,案子拖了整整4年才暴露。
到了1977年前后,团伙已经不满足于诱骗,动辄持刀威胁、拳脚相加,手段更加粗暴。有被害人被掐住脖子威胁,有的则遭暴力胁迫。
案子一旦东窗事发,社会舆论难以平息,但这场惊天大案的根子,并不是“父亲撑腰包庇”那么简单——1972年熊应堂已经调走,不在浙江主政,这帮人的胆子大,主要靠身份光环和社会氛围养肥的。
案件的调查和司法程序,是拨乱反正年代的标志。1978年10月,杭州市公安局接到举报开始侦查,1979年,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社会风气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影响。
期间,公安和检察机关做了很多工作,受害人大多不愿作证,是办案组一户户做工作才逐步取得证据。
据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回忆,办案并没有受到干扰;熊应堂本人没有出面干涉。这个案子走了完整的合法程序:一审判决后,两人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没有传言中什么神秘指令。
1979年10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熊紫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两人所受刑罚的差别,与落网后的表现直接相关:熊紫平一直拒不交代、态度恶劣;熊北平则低头认罪、主动交代。
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浙江省体育馆召开公判大会,宣判后,熊紫平当天下午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熊北平被判死缓,后来自杀于狱中。
这个案件最根本的意义,不在于挂着“高干之子”的标签如何怎样,而是让社会明白了法律才是真正的规则。
那时候,社会上一度有人认为高干子女作恶也没事,有靠山就能平事,“两熊案”就是打破了这个迷思。
浙江省体育馆那天,五千多人的目光注视着法官宣判,“法不阿贵”,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摆上了实实在在的法庭。
此案之后,浙江法治环境有了积极变化,共青团浙江省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以“两熊”案为反面教材,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高干家庭不是免责金牌,依法办案才是正道。
这就是1979年杭州“两熊案”的内核,用光天化日下的判决告诉所有人,无论出身如何,犯法就要付出代价。
对普通百姓来说,只有公正司法,才是最安全的依靠。
信源
《"两熊"案件回放:彰显法不阿贵》 —— 2008-08-27 来源:浙江法制报(今浙江法治报)
《公平正义中的浙江法院|〈红色法庭百年志〉》 —— 2022-02-07 来源:澎湃新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天平"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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