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十二日夜，黄州承天寺附近，苏轼脱下衣服正准备入睡，忽然被月光照进门户。他没有重新躺下，而是起身出门，去寻找同样被贬居黄州的张怀民。
这件小事很有代表性。古人没有灯火通明的城市，也没有可以随手消磨长夜的器物。睡不着时，或听雨，或看月，或饮酒，或披衣出行。更多时候，他们把无法排遣的心事，写进一首诗里。
李白的《静夜思》最熟悉，也最容易被简单理解成“看月想家”。诗中只有床前、明月、霜色和低头举头几个动作，篇幅极短，情绪却转折得很快。月光落在地上，像铺了一层秋霜；抬头看月，低头便想起故乡。
这首诗的具体写作地点，历来说法不一，不能轻易坐实。可以确定的是，李白长期离开故乡，游历四方，羁旅中的夜晚给了这首诗真实的情绪背景。它没有铺陈身世，也没有直说愁苦，只用一个“低头”，把乡思压进了沉默里。
李白失眠时，并不总是安静坐着。他常以酒作伴。《月下独酌》中，花间一壶酒，身边没有知己，他便邀月亮和自己的影子共饮。月亮不能回答，影子也不会劝酒，这种看似旷达的场面，恰恰透出孤独。
有意思的是，李白的诗里常有两股力量同时存在：一面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自信，一面是长夜中无人相对的寂寞。白日里可以纵情山水，到了灯火将尽之时，仕途、故乡和前路，仍会从酒意深处浮出来。
杜甫的无眠，则更沉重。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成都草堂遭秋风破坏，他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屋顶茅草被卷走，孩子受冻，被褥破旧，风雨又逼进屋内。“自经丧乱少睡眠”，不是文饰，而是安史之乱之后的生活实况。
杜甫并没有停在个人困顿上。自己的草屋漏雨，他想到天下寒士；一家人的寒冷，又牵连到战乱中的百姓。于是，诗中的愿望从“修好我的屋子”，变成了“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一步，正是杜甫诗歌厚重之处。
夜色在杜甫笔下，也常常带着漂泊意味。《旅夜书怀》写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前后，诗人离开成都，乘舟行旅。江风吹动细草，桅杆上悬着孤灯，星空显得辽阔，月影随着江水涌动。他问自己像什么，答案是天地间一只孤独的沙鸥。
到了《江月》，夜更静了。“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月影仿佛贴近船身，风中的灯火照着将近三更的江面。江边的鹭鸟收拢身子，船尾的鱼突然跃起。声音很少，动静相衬，诗人未明说“失眠”，却把夜不能寐的状态写得清清楚楚。
这正是杜甫与李白的差别。李白常把无眠化成酒、月和想象，杜甫则把个人的夜晚放入国家与民生之中。一个借月抒怀，一个由自身推及世人，都是长夜里的精神活动，却有不同的重量。
苏轼处理失眠的方式更为从容。黄州时期，他与张怀民在承天寺中散步，看见月光穿过庭院，竹柏的影子像水草一样交错。张怀民没有长篇劝解，苏轼也没有诉说仕途得失，只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真正难得的，是能够出来赏月的两个人。
但这份从容并非没有代价。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政治处境已经发生变化。元丰六年写《记承天寺夜游》时，他所谓的“闲人”，既有赏月的闲适，也包含被排挤之后的自我调适。睡不着，便走出去；走出去，才有了文章。
陆游的夜，则常被家国之事惊醒。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前后，他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写道：“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窗外只是风雨，梦中却出现战马和冰河。现实不能驰骋疆场，梦里仍在想着北伐。
古人的长夜并不空白。有人望月思乡，有人借酒排愁，有人披衣访友，有人听着风雨想起战场。诗句未必都直接写“失眠”，但床前的月、将残的灯、三更的江水和漏雨的茅屋，已经替他们说明了那个难以入睡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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