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廖寿丰、林启与求是书院的创建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1897年5月21日），杭州城东蒲场巷普慈寺内，香火之气早已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派庄严肃穆的新气象。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历经七百余年风雨的古刹，在这一天迎来了它的新生——浙江求是书院正式开学。

这一天，杭州知府林启以总办身份主持开学典礼，三十名经过严格选拔的学子肃立堂前。“林太守亲临，率令诸生先谒至圣先师，后请教习升堂，命诸生行师生礼，诸生复在府宪前行礼，然后各归房舍”。

求是书院的创办，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它是继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创北洋西学学堂（1895年）、南洋公学（1896年）（合称“两洋学堂”）之后，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如果说“两洋学堂”系洋务运动在困境中的自我升级，是为“洋务之变”，那么求是书院即系维新思潮在觉醒中的破茧而生，是为“维新之花”。作为最早的一批高等学校，求是书院与“两洋学堂”一样，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

求是书院旧照

甲午变局与士人觉醒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并以大清王朝战败收场。这场战争之于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冲击，远超此前任何一次列强的侵华战争。两次鸦片战争虽败，但对手是处于上升期的英法强国，败犹可说；中法战争甚至“不败而败”，尚能不顾羞耻。然而甲午之战的对手，却是同属东亚文化圈、曾长期向中国学习的日本。虽然都是败了，但败给了日本最是令人震惊，彻底击碎了中国人最后的文化自信。

北洋水师，这支号称“亚洲第一”的舰队，是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心血结晶，竟在短短数月间灰飞烟灭。《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将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比条约本身更令士人痛心的，是日本举国上下对战争的狂热和对中国的蔑视。这种来自昔日“学生”的羞辱，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与危机。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战后的中国士大夫阶层深刻反思洋务运动的局限，认识到洋务派三十年来信奉的“中体西用”不足以救国。这种反思推动着维新思潮从“器物层面”向“思想层面”深化，而教育变革，正是这一思潮最先落地的领域。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自南宋以来即为中国文化重镇，科举人才辈出，书院林立。然而，甲午之败让浙江士人意识到：传统的人文教养和科举制度，已经无法回应时代的挑战。浙江是对日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前沿省份，浙江士人对日本的了解远较内陆省份为多。甲午战败后，汪康年、宋恕、陈虬、陈黻宸等浙江士人痛定思痛，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中国，关键在于明治维新后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士绅纷纷集会，学习日本，创办新学，日渐成为士林共识。

在浙江维新思潮的兴起过程中，汪康年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二十年进士。1896年，他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发行量数月间即达万余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895年，他因“故乡尚无讲求实学之校舍”，“会闻某僧寺以事没入官，乃冒暑回杭，亲谒各绅，议改某寺为学堂，命名崇实，草拟章程”。可惜“事为某某二绅所尼，不果行”，仍“时时游说于官绅间”。其后巡抚廖寿丰、杭州知府林启“韪其议”，遂有求是书院之设。求是书院之创办，汪康年实有倡始之功。

当浙江兴起创办新式学堂之议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致书杭州知府林启，对林启受命总办浙中学堂表示欣喜：“顷阅各报知浙中学堂已有成议，大吏委公总司厥事，无任忭喜。”继而提出“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并强调中西学会通：“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致用者为第一等。”他更以自己向张之洞建议改革两湖书院的经验为例，主张“浙中学堂宜仿此意，即未能专示以所重，亦当中西兼举、政艺并进”。求是书院后来的课程设置表明，这封信影响了求是书院“中西兼习”办学方针的形成。

从浙江新政到奏开新学

求是书院的创办，首先得益于浙江巡抚廖寿丰的开明眼光与务实作风。廖寿丰（1836-1901），字谷似，晚号止斋，福建永定人，寄籍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同治十年进士，通数学、历算，历任编修、粮道、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893年，出任浙江巡抚。

廖寿丰到任浙江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开办蚕丝厂、发布制茶新法，以兴实业；试行内河小轮船，以通舟楫；创设武备学堂、蚕学馆，以育人才。这些举措体现了晚清开明官员“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为求是书院的创办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在诸多新政中，创办求是书院是最具远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他已在筹备浙江新式学堂的创建事宜：“遵旨议复臣工条奏时务折内陈明设学堂一条，谨当随时劝导举行。”在朝廷层面表态支持设学，为求是书院的创办做了政策铺垫。

1897年7月16日，廖寿丰向光绪皇帝递交《为遵旨开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奏折》，系统阐述了办学宗旨、课程设置、经费来源和组织架构。奏折开篇即提出振聋发聩的办学理念：“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材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育才图治”由此成为求是书院最为耀眼的办学宗旨。在课程设置上，廖寿丰指出“泰西各学，门径甚多，每以兵农工商化验制造诸务为切于时用，而算学则其阶梯，语言文字乃从入之门”，确立了“中西兼课实学”的方针。

为遵旨开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奏折

在经费方面，奏折详细列明“常年经费并教习、翻译、监院及司事人等薪修工资并奖赏火食等，每年需银五千余两”，通过“将东城书院每年膏火银一千余两全数拨用”、“各书院奖赏存典生息项下岁提息洋三千元有奇”及“各局裁省减并共洋四千元有奇”等渠道筹措，“合计尚不及万，均未动支正项”。为确保办学质量，廖寿丰不仅亲自核定新生的考录，还亲自参与在院学生学业的年终考核：“年终由臣通校各艺，分别等第，勤者奖，惰者罚，不率教者斥，优异者存记。”

需要指出的是，奏折明确记载了廖寿丰对林启的委任——“即委该府知府林启为总办”。一个“委”字清楚表明，林启是受巡抚委托的具体执行者，廖寿丰才是真正的主办人和最终责任人。可见，浙江巡抚廖寿丰、杭州知府林启共同创建了求是书院。

在普慈寺中成立的求是书院

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陕西学政等职。他在陕西学政任上力主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甲午战败后，上书力主罢停颐和园工程、节省财用以养育天下之士，因此触怒权贵，于1893年外放衢州知府。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

林启（1839-1900），求是书院总办

调任杭州知府后，林启鉴于八股束缚文教、影响学子智能发展，推行新政三端：一为策论试士，二为兴办学堂，三为派遣留学，并就所掌管之东城讲舍首先以策论试士。 在受命查办杭州城东普慈寺的僧人不法案件后，他将寺庙予以籍没，并与廖寿丰商议利用普慈寺屋舍创办新式学堂。廖寿丰采纳其议，“叠与司道筹议，并饬杭州府会商绅董”，最终决定设立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的校舍选在杭州城东蒲场巷的普慈寺，是廖寿丰和林启共同的选择。普慈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初名“普慈院”，地处杭州城东，环境清幽，交通便利，殿宇、僧房、廊庑一应俱全，至清代已成为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之一。林启对普慈寺进行改造，“大殿为讲堂，各僧房为学舍”，大殿内原有的佛像“札令仁和、钱塘两县主移置海潮、昭庆等寺”。随着学生规模扩大，书院又将普慈寺东侧的部分廊房纳入校舍范围，改建为新的学舍和自修室。

林启对求是书院的贡献，不仅在于事无巨细的筹建工作，更在于对“育才图治”宗旨的践行。1899年，林启在亲自制定和刊印的《浙江求是书院章程》中指出：“本书院名曰‘求是’，一切皆以实事求是为主。学无论中西，有体有用，弗得弗措，必求其是也。”课程明定“院中以孔孟、程朱之学为主，以泰西各种有用之学为辅”，西学为算学、舆地、格致、化学、英文等，内院西学课程以五年为限，期满业成，“或奏予出身，或保送总理衙门考试，或派往东、西洋游学，或留派本省学堂充当教习”。

浙江求是书院章程（1899）

1900年，求是书院印行浙江秀水人陶葆廉所著《求己录》。这是一本当时流行甚广、颇具有影响的时政反思作品。林启“善之，广印累百帙，将以饷诸生”。他将此书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严复译《天演论》及《曾胡文集》并列为求是书院“四种人人必读之书”，以此砥砺学生的志气与担当精神。

林启还积极推动选派学生留学日本，认为“日本国情与中国为近，又在维新变法后不过二十年，已一跃而为强盛之国家；其地离我国近，费用可省，派赴西洋一人之费，可供派赴东洋十人之用”。1898年，他选派高才生何燏时（习冶金）、陈榥（习兵工）、陆世芬（习商）、钱承志（习法）四人赴日留学，开赴日留学风气之先河。

培养经世致用的实学人才

1897年4月6日前，林启正式发布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的告示：

为招考事。照得省城现奉抚宪创设求是书院，延聘教习，讲授化算图绘诸学，兼及外国语言文字。无论举贡生监，年在三十以内，无嗜好，无习气，自愿驻院学习者，务于三月初五日以前，开具三代年貌籍贯住址，邀同本地公正绅士，出具保结，赴院报名。其有略通外国语言文字或化算图绘诸学，均当于册上填注，由监院呈送。示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取录若干名，再行会同教习复试，选定三十名。每名给伙食洋三元，杂费洋二元。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均分别给奖。以五年为期，不得无故告退。非假期必常川驻院。其余额外，仍按名注册，俟随时传补。所有详细章程，应于报名时到院详看。为此谕仰愿考各生知悉，各宜依期赴院，报名填结，候再示期扃试，毋自迟误。切切特示。

由上述告示可知，求是书院生源定位较高，招生对象“无论举、贡、生、监”，是面向所有传统功名获得者。招生考试“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保留了传统考核方式，而“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又体现中西兼习特色；“月给伙食洋三元，杂费洋二元”的待遇在当时堪称优厚；“以五年为期”和“常川驻院”的规定，则表明书院以长学制培养“真人才”的办学志向。

4月11日，《申报》刊登招考告示，并补充报道书院选址“菖蒲巷洋务局旁”——“菖蒲巷”即“蒲场巷”，即现大学路。4月15日，《申报》报道报名情况：“报名者计有七十余人，其中能通西学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七十余人的报名规模在当时的杭州已属盛况，而“能通西学者不过十分之一二”的细节，也反映了新式人才的紧缺。

4月20日，《新闻报》报道了考试盛况：“是日黎明，赴考各生计九十四名，临场不到有十余人。点名给卷后限酉刻缴齐。太守备有点心二道，使各考生不致有枵腹之虞。”考试题目为“讲新法先辨心术说”和“王荆公论”——前者直指变法维新的核心议题，后者以王安石变法为镜鉴，既考察经史功底，又引导考生思考当下的改革命题，可谓匠心独运。5月7日，复试，考生56人，题目更加注重西学与经世的结合，附有算学题与轮船航行计算题。复试结束后，“杭州求是书院复试诸卷，经杭州府林太尊评定甲乙后，复呈浙抚廖大中丞一律鉴定”。林启评定等第，廖寿丰终审裁定，这是求是书院招考与录取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廖寿丰、林启二人在求是书院办学中的合作与分工。

5月9日，《申报》报道录取结果：“共取四十四名。示期二十八日会同西学教习复试，照章录取三十名，令住院肄业，所余十四名作为备卷。”5月23日，《新闻报》公布最终录取名单：正取30名，备取15名。这份求是书院最早的学生名录，成为浙江新式人才培养的起点。

5月21日，求是书院正式开学。开学典礼庄重而有序：“林太守亲临，率令诸生先谒至圣先师，后请教习升堂，命诸生行师生礼，诸生复在府宪前行礼，然后各归房舍。正取三十名，内有四名未到，即以备取前列者补之。”

求是书院聘请了优秀师资担任教习。王令赓（Elmer L. Mattox，1869-1963），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麦迪逊县，毕业于帕森斯学院。1893年，在杭州育英书院任教。这是一所美国长老会教会学校，王令赓能以流利汉语授课，备受尊敬。林启聘王令赓为求是书院西学总教习，负责编写教材并教授英文、化学等课程。副教习卢葆宸授算学，陆康华授英文，东文翻译瞿昂来、张国珍负责日文教学，监院陆懋勋负责日常管理，文牍陈仲恕（陈汉第）掌管文书，会计俞吉斋管理财务。中学教习则多由浙江籍饱学之士担任，负责教授经史、策论等课程，其中包括宋恕（字平子）、孙翼中（字江东）、袁毓麟等维新派人士。

书院制定了严格的作息与考核的规章制度。“院中定章，每天以六点钟起身，晚上十点钟就寝。每月给假四天，以示休息。非值假期间，不准出外。如有喧哗妄谈一切者，小则立予记过，大则出院。每人给发日记簿一本，将所作功课及院中所闻所见均令登记，按旬呈送府宪考核”。

从求是书院走出的学生，在各自领域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堪称“群英荟萃”：何燮侯（何庆时）后任北京大学校长；钱均夫（钱承鋕）其子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之父”；蒋方震（蒋百里）成为军事理论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许寿裳为教育家、文学家，鲁迅挚友；蒋尊簋为辛亥革命元勋，曾任浙江都督；夏元瑮为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他们都在各自领域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求是书院体操课结束后合影

历史回响：创建的意义与影响

求是书院是在甲午战争的风云残卷中诞生的一所新式高等学堂，也是在维新思潮中知识界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开创的一条求是之路。由于清末新政改革迭出，求是书院历经更名，1902年更名浙江大学堂，1904年更名浙江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北伐军光复杭州，求是书院文脉上的师生在求是书院的旧址上重新聚合，并创建了第三中山大学，在接续传统的同时开创了新局。回望百年求是文脉，其肇基之功，历久弥坚。

求是书院与天津中西学堂（1895）、南洋公学（1896）并列为中国人最早自办的三所新式高等学堂，共同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三校虽诞生于同一个时代，却并非同源而生——它们分别代表了甲午战后中国两条不同的救国路径在教育领域的实践，可谓“殊途而同归，分兵而突围”。“两洋学堂”不是旧式洋务学堂的简单延续，而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败后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产物，是“洋务之变”；但“变”中又有“不变”——“首在洋务”的根本立场并未改变，工业与技术仍是其救国的不二法门。而求是书院则是维新思潮在教育领域结出的果实，是“维新之花”——重在文理兼修，重在思想层面改造民族的思维结构。

所谓“殊途”，体现在办学主体的根本差异上。天津中西学堂与南洋公学由洋务重臣盛宣怀创办，其经费来自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等洋务企业利润；其所要培养的已不同于旧洋务学堂的翻译、工匠和海军军官，而是具有系统近代知识结构的工程技术人才和政治经济人才，办学思路已从旧洋务教育的“因用设学”转向“以学备用”——这是“洋务之变”的进步之处。然而这一“变”终究是洋务体系内部的自我调整：北洋西学学堂以工程、矿务、机械为核心，南洋公学以政治、经济、商务为重心，“技术救国”的精神底色没有改变。而求是书院由浙江巡抚廖寿丰与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经费来自地方财政，办学宗旨“育才图治”将人才培养与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相联系；在课程设置上以文理兼修为特色，强调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旨在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通才”。如果说“两洋学堂”是“旧路新走”，那么求是书院就是“新路开创”——以“育才”为手段、以“图治”为目标，走出一条与洋务路线截然不同的救国新路。

所谓“同归”，则体现在三校虽路径各异、基因不同，却共同书写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天津中西学堂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人才支撑；南洋公学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人才，其译书院更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产生深远影响；求是书院虽然办学时间仅五年，却培养了何燮侯、蒋百里、钱均夫、许寿裳等一批杰出人才，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求是学人”群体。三校的并存与竞争，构成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多元化的起点，也为后世留下深刻启示：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下，“旧路新走”与“新路开创”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对话、不断交融。

求是书院的创办，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具有示范意义。在行政架构上，廖寿丰奏折确立的“巡抚主办-知府总办-监院管理”三级体制，为省级新式学堂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清晰范式：巡抚作为最高责任人负责奏请朝廷、筹措经费、年终考核；知府作为总办负责章程制定、教习延聘、学生招考；监院负责日常教务管理。这一官办模式既保证了学堂的经费来源和政治支持，又避免了完全由官府直接管理带来的僵化，为此后各省开办高等学堂提供了范本。

在学制设计上，求是书院规定的五年学制、分班教学制度，以及内院（举贡生监）与外院（蒙生）的两层结构，为近代学制的分级提供了早期实践。1902年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将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其中高等学堂正科与预科的分层设计，与求是书院内院、外院的分层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进一步将分科教学、按年递进制度化，而这些原则在求是书院1899年的课程表中已见雏形——头班、二班、三班的分层教学，以及西学按年递进课程表，均为中国近代学制的本土实验。

在课程体系上，书院中西兼习的课程设置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案；其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的月考制度，以及学生每日撰写日记、按旬呈送考核的学业管理方式，均被此后各省学堂以至《奏定学堂章程》所吸纳。

求是书院对浙江近代化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它开创了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1902年，浙江巡抚任道镕奉旨将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此后浙江法政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浙江中等农业学堂等相继成立，形成了以省城为中心、辐射全省、较为完整的近代浙江教育体系；到清末，浙江已成为全国近代教育相对发达的省份之一。第二，它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浙江知识分子群体：从求是书院走出的学生，有的成为教育家（如何燮侯、许寿裳），有的成为科学家（如夏元瑮），有的成为革命家（如蒋尊簋、史久光），有的成为军事理论家（如蒋百里），成为浙江近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推动力量。第三，它推动了浙江社会风气的转变：书院的创办打破了浙江士林“重科举、轻实学”的传统观念，使“中西兼习”“经世致用”成为新的教育理念，对浙江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更重要的是，求是书院为辛亥革命在浙江的爆发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据邵裴子回忆，求是“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求是书院建立不过三年，而校内革命思想已蓬勃发展，后来参加革命的亦颇有其人，成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之一部分”。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投身革命事业的人才：蒋方震（蒋百里）1900年考入求是书院，后成为近代军事理论奠基人，杭州光复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蒋尊簋1901年由求是书院派出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率军驱走广东总督张鸣岐；周承菼1902年由求是书院派出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于11月4日率部起义，光复杭州；许寿裳1898年就读于求是书院，后加入光复会；王维忱1897年考入求是书院，杭州光复后任浙江省军政府秘书。

不仅如此，书院在组织上也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史学界存在一种说法，即“光复会”是由“浙学会”发展而来，而“浙学会”的核心正是求是书院部分学生发起成立的。庚子壬寅之间（1900-1902），求是书院校内曾组织励志社，举办读书会、向附近茶馆讲解《白话报》、约附近私塾劝用新式教本，蒋方震、史寿白等均为社员。“励志社”即后来“浙学会”的前身，而“浙学会”又与光复会的形成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如果这一史脉符合史实，则求是书院与光复会之间的渊源关系，足以说明求是书院对于辛亥革命的重大影响。

结语

廖寿丰和林启虽然都是王朝体制内的官员，但他们能够超越时代局限，以开放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推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教育改革：既没有盲目全盘西化，也没有固守传统不变，而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教育之长，保留中国传统教育之精华，培养会通中西、兼修文理的实学人才。无论是廖寿丰“育才图治”的办学奏折、林启“实事求是”的立学章程，以及后来竺可桢所倡导的“求是精神”，都是旨在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培养“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为挽救民族于危难、为再造中华于危亡，探索一条“育才、图治、复兴”的救国长路。

（原文注释从略）

张淑锵（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