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家谱遭遇“破四旧”

图片

大量家谱被焚毁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百代孝慈高仰止,千年支派永流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家谱文献毁损钩沉

来源：图书馆论坛2014年第12期

作者：徐雁

目录：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期间家谱类文献遭遇无情损毁

️二、浙、苏、皖家谱在破四旧中被损毁的史实

️（一）家谱在浙江遭受的“人祸”

️（
二）家谱在
安徽遭受的“人祸”

️（三）家谱在江苏遭受的“人祸”

摘要：依据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等省地方史志的不完全记载, 叙述家谱文献在土改运动, 尤其是在“破四旧”的文革初期被损毁的事实, 展现家谱文献先后进入图书馆典藏、古旧书市场和拍卖市场买卖的情景。

“门对旗峰, 百代孝慈高仰止;祠环潢水, 千年支派永流长。”

这是清乾隆三十七年 (1772年) 壬辰科进士、翰林黎溢海为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潢涌村黎氏大宗祠所撰楹联。古来人有宗、宗有姓, 宗族各有祠堂, 百姓各有宗谱,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文化特征。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覆盖300多个姓氏, 以陈、张、李、吴、周、朱、徐、黄、胡、杨等姓氏居多, 各约600至200种不等, 也有吾、寻、生、港、后、阳、璩、青、斜等少见姓氏数十种;地区分布涉及河北、甘肃、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等省, 尤以浙江为多, 其次为安徽、江苏等省。本文以浙江、安徽、江苏为主, 略窥南方在土改运动尤其是文革初期的“破四旧”中, 家谱文献遭受到的令人发指的恶性损毁史实。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期间家谱类文献遭遇无情损毁

1950年初, 曾参与草拟土改运动文件的杜润生说, 土改运动“对于我们中国, 恐怕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必经的一个革命步骤。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农业生产的承担者, ‘土改’使农民获得土地, 打破封建势力的垄断, 方可解放生产力, 推动社会进步”。当年之所以选择没收政策,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既作为一项经济制度改革, 又作为推进政治变革的阶级斗争。在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发动农民自求解放, 实现‘土地还家’的同时, 彻底打翻乡村的旧秩序, 使中国藉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政权, 使上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 政令统一, 获得巨大的动员能力。这对于一个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 其意义极为重大”。此种斗争的结果是造成长期维系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宗族关系的解体, 尤其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势力的崩溃。作为封建时代记录宗族关系、知识、文化和思想的重要文书———家谱首当其冲, 成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量要清除荡灭的对象。据山东莒县人氏回忆, 1952-1955年少数姓氏对族谱进行续修, 后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 修族谱被视为“不讲阶级 (斗争) ”的错误之举, 因此族谱修续全部停止。在文革初期“破四旧, 立四新”运动中, 多数族谱被毁。改革开放后族谱修撰重新兴起。可见家谱这种古老的文献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曾遭受到多么无情的损毁!

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记述, 历经战火兵燹和天灾人祸, 刻印量不大的家谱保存于世的不多, 幸存者多为善本或孤本。“北大馆藏家谱近600种, 其中善本家谱1000余种, 包括明刊明抄本、清初刊本、清初抄本, 总计130余姓……主要以安徽为多, 也有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西、东北等地。这批家谱的购藏主要是在抗战以后和建国初期。特别是五十年代初, 由于实行土地改革,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及宗法制度被打碎, 藏于氏 (世) 族大家和私人手中的家谱逐渐地散失出来, 当时北京的一些古旧书店收购了许多, 馆藏家谱多数购于此时。”

《红色家谱 (第一集) 》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的“代序”最能体现当局对宗族家谱的立场, 作者认为:“自古以来, 家谱大都是记载反动统治阶级历史的, 反动统治阶级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欺骗劳动人民。但是, 一声春雷天地动, 新中国成立了, 从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家谱, 跟着也销声匿迹了。”

诚然, 包括土改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对民间残存的历史文献造成无情破坏。

在湖南, 宗族祠堂曾遍布各地, 修订族谱是出于维持宗法关系的需要。但20世纪中叶后, 政府通过没收和征收族田族产, 消灭了宗族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物质基础, 没收和征收祠堂办公、办学等使家族失去象征和依托中心;没收地主土地、反霸和镇压反革命涉及宗族中的恶霸势力, 推翻了家族的族权;收缴和焚毁族谱, 斩断了维持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寻霖指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 随着宗族制度被打破, 作为宗族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及组成部分的家谱随之废弃, 或付之一炬, 或送进造纸厂, 家谱和谱牒成为学术研究禁区。湖南图书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派员长驻长沙水陆洲天伦造纸厂, 从废纸堆中抢救出大量的古籍珍善本及家谱资料”。可见土改期间有一批家谱被毁, 即使有关部门采取抢救措施, 但损失无法估量。“ (湖南图书馆) 残谱太多, 五十年代自造纸厂抢救而来的家谱, 因当时数量太多, 人手不够, 每种家谱仅攫取首册, 以至大多残缺。”

湖南省博物馆尹天祜披露,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鉴于全省全面实行土地改革, 各地农民将没收地主、官僚、土豪、恶霸的古典书籍, 源源不断运到长沙橘子洲头卖给天伦造纸厂, 作为造纸原料, 如不及时抢救, 将使这一大批古籍图书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1951年我由祖籍益阳来到长沙。陈浴新老师要我即刻和鄢华生同志长驻天伦造纸厂, 抢救古籍”。

在江苏苏州浒墅关, “古镇上存有家谱的豪门在土地改革特别是文革中几近被烧毁, 宗族观念也逐渐淡化”。浙江临海杜桥镇所辖大汾、卢家、上葛诸村的乡绅富户素有“耕读传家, 诗礼继世”的家族文风, 但包括家谱在内的藏书皆在土改和文革期间被出卖或焚毁。1966年10月3日, 杜桥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在全镇实行大搜寻行动, “拆除砸毁古迹、寺庙, 焚烧古籍、字画”, 折腾到年底, 还搞过“红卫兵破四旧战果展览会”。

二、浙、苏、皖家谱在破四旧中被损毁的史实

历史的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且“物不得其平则鸣”。借助有责任感的文化人的笔墨, 人们对于曾普遍发生于中国的包括家谱在内的历史文献的损毁现象, 采撷到有史料价值的片段, 以见当年“人祸”之烈。

沈津指出:“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焚书、毁书最多的并不是秦始皇、乾隆, 近代以来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那么, 在日寇侵华战争之后呢?沈先生说, 在20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 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历次政治运动,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荡涤, 私人收藏古书者百分之九十九都受到无情的冲击。其中的小部分甚至连进入造纸厂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红卫兵付诸祝融了。1967年初笔者曾参与上海地区文物清理小组的筹备工作, 故对文革间的抄家图书略有所知……浩劫之后, 私人藏书家就再也呈现不出1949年以前的情势了”。诚然, 文革期间家谱损毁主要发生在1966年夏秋间红卫兵和造反派执行所谓破四旧行动中。仅据各地史志的不完全记述, 就令人触目惊心。

（一）家谱在浙江遭受的“人祸”

陈伯良回忆说, 在自己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6年间, 编报之余或休假日常常游逛位于杭州解放街、官巷口以东一段的文汇堂、文澜堂、抱经堂、松泉阁、卿雯斋、出新书店等, 当时在平海路上有“宝贻斋”, 在河坊街上有“翰墨林”, 岳王路近众安桥一带有众多旧书铺, 以及随处可见的出售旧书旧物的地摊。当时有大量古旧书涌进市场, 店多书也多, 因供过于求而价钱便宜。原因是不少藏书家和书香门第解放后属于地主、资产阶级, 世代相传的藏书顿时成为包袱和负担;也有的由于书的主人迁避他乡, 或是参加革命, 或是遭遇变故, 后人或亲邻有眼不识珍秘 (那时除农村土改外, 还没有发生禁止流通和烧书等情况) , 于是就大批大批手提肩挑、车载船装地流到市上, 多数用于制造爆竹、包东西和造“回魂纸”……除旧书店和旧书摊, 也有些人家寄售或出售旧书、字画。岳王路上地摊有旧货也有旧书, 不亚于今天有些城市的古玩集市。这里常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 当时市上许多明、清时期比较常见的“四书五经”一类刻本的价格几乎等同废纸;有些迹近封建迷信的看相、风水书籍和佛经、家谱等更少人问津。至于民国时期石印、铅印书刊等触目皆是, 价钱非常便宜。

1955年秋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约200担“废纸”, 将被化为纸浆再造新纸。上海市文化局获得浙江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信息通报后, 了解到线装书较多, 随即组织抢救, 花了11天挑选出很多有价值的文献入藏上海图书馆。顾廷龙 (1904-1998) 回忆说:“清代硃卷与家谱之所以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收藏专门, 与这次在废纸堆中披沙拣金是分不开的。”

可见家谱从乡村人家中大批量毁弃和流失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就已全面开始, 至60年代中叶文革破四旧运动而进入损毁的峰巅时段。浙江东阳市《双溪村志》编者披露:“1950年土改时, 在焚毁借贷、租佃、典卖土地等契约的同时, 各代祖先挂像、宗谱、书画等也同归于尽。”

《兰溪市文化志》记载:“兰溪民间收藏家源远流长, 世家大族多收藏历代宗谱、先祖真容、敕书诰命、先人遗泽等视为宗族之荣光, 如里范范氏、桐山后金金氏等。少数贫民之家亦爱玉赏画。奈民间收藏难聚易散, 历遭兵燹天灾, 毁损难以计数。文革中破四旧, 抄家之风盛行, 举凡历代瓷器、玉器、金石书画、古籍善本、古玩真赏等, 皆难逃厄运, 或弃掷毁损, 或付之一炬, 间有冒险转移隐匿者, 亦如沧海遗珠, 弥足珍贵。”清光绪间刘焜 (1867-1931) 在上新方乡后潼村建有刘氏宗祠, 内有大小书箱140只、书架18个, 藏书16000卷, 包括刘氏历代家谱, 但“因管理不善, 历有损失, 所剩之书文革中被焚。

《临安市文化志》记述:“民间素有编撰家谱传统, 各姓多有家谱传世, 文化大革命间多被毁, 尚存《钱氏家乘》、玲珑《唐氏家谱》、板桥《董氏家谱》、石瑞《郑氏家谱》、洪岭《韩式家谱》等。”

诸暨市枫桥镇的家谱文献也难免灭顶之灾。《枫桥史志》记载:“枫桥是文化之邦……各家均有经史子集、宗谱家乘、志书、碑帖、字画、笔记、诗钞等收藏, 少则数十百本, 多则三、五千卷。在十年文革中刮起了一阵猛烈的风暴, 私家藏书被作为四旧收缴一空, 今则荡然无存……”衢州华墅集镇的张氏、姜氏、王氏、孟氏, 陆家桥孙氏、陈氏、王氏等读书人家世代传承, 保存了不少藏书, 各宗族也都自藏各姓宗谱, 但绝大部分在破四旧中被销毁。在浦江县前于村, 村民家中所藏宗谱、祖先遗像与图书、字画等一起被烧毁。

1966年8月16日, 破四旧后, 永康县唐先镇“赵侯庙被破坏, 祠堂里的镂雕物被锯掉, 花床上的的雕刻花板可也被凿去。

大量古籍被焚, 《唐先施氏宗谱》被烧毁无存”。《何麻车村志》记载, 8月25日在义乌中学大操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人大会后, 农村迅速出现破四旧风潮, 如1939年所修《何氏宗谱》仅存残缺不全的一册。8月27日, 萧山县衙前镇螺山公社200余共青团员和民兵骨干举着红旗和横幅分两路出发, 根据预先摸排好的重点对象 (如道士、巫婆等搞迷信活动的道具和迷信品, 及开设如“地下箔坊”之类的人家;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者;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家庭;书香门第, 及藏有古旧书籍的人家;以往生活曾经富裕的“大人家”) , 赴各有关生产大队进行扫四旧。横扫整整一个下午, “各大队扫出的四旧都投入熊熊火堆, 至半夜才烧尽”。9月5日该公社又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组织一次不以“四类分子”家庭为限的扩大化的扫四旧行动, 由各大队“红卫兵分指挥部”带领红卫兵逐户清查, 翻箱倒柜搜寻“变天账”、武器、反动证件、不义之财。不但“横扫”金银财宝、铜锡器皿, 连有“禧”“福”“寿”等字样的菜瓶碗盏也属“横扫”之列。从“四类分子”等人家扫出的金戒、金环、银元一律上交大队, 售给银行;古旧书籍、孝服、帐篮、盒子篮、木鱼、音磬之类物资均在焚烧之列;古瓷、古玩、风镜、茶盅, 当场砸毁。螺山大队红卫兵在一个清末获得秀才功名的人家中发现老屋的楼上楼下都是线装书, 便捧到空旷的场地上堆成直径5米、高3米的两大堆, 付之一炬。

帅正通在《大坦帅氏宗谱》序言中表示:“我帅宗谱历代曾四次纂修, 首次在南宋淳熙五年, 即公元1178年;第二次在元代至正二年, 即公元1342年;第三次在明代万历十二年, 即公元1584年;第四次在清代乾隆四十二年, 即公元1777年。末次修谱距今已有两百三十余年, 经历清末长毛乱贼, 民国军阀, 倭寇之战乱兵燹, 以及共和时期‘文化革命’中‘红卫兵’的‘扫黄’、‘破四旧’, 民间所藏的谱牒幸存无几, 大多亡佚, 帅氏宗谱亦几遭损毁。”永康市古山镇前杭村因破四旧时连同《胡氏宗谱》等在内的村史资料均被焚毁, 仅残存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所编《库川胡氏氏宗谱》两册, 以至于1995年编写村志时“无据可查, 困难重重”。

（二）家谱在安徽遭受的“人祸”

在安徽, 修谱以徽州 (又称“新安”) 最盛。明清时期徽州府辖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邑, 诸邑几乎族族有谱, 成为重要的地方文化特征。“徽商们四方经营, 有的定居在外, 有的最后返归故里, 然而无论归与不归, 都注重在原籍置产添业, 修祠续谱, 以炫耀族望、氏望及个人声望, 所以明、清两代徽州产生的各类族谱、家谱、宗谱之多, 在全国是少见的。这些谱牒绝大部分是徽商们主持或资助而成的。”

黄山市博物馆藏有家谱170余种、1300余册, 其中完帙约占一半。1966年8月20日, 屯溪中学等学校的高、初中红卫兵, 及一些机关、工厂和小学的干部、教职员工在屯溪主要街道和单位内张贴破四旧的“大字报”和“倡议书”, 上街扫四旧, 大量文物古迹遭破坏, 一些砖木石竹雕刻、部分带有传统经营特色的商店招牌、厂名和街道名称也被砸毁或取消, 代之以具有革命色彩的名称, 当天屯溪有34家老店号招牌匾被砸毁。接着各县相继掀起扫四旧风潮。歙县著名文物许国石坊被红卫兵贴上《向许国大学士开火》的大字报。9月下旬开始, 红卫兵纷纷闯进“黑六类”家里抄家, 抢走、毁坏大批书籍、文物。截止9月27日, 据不完全统计, 打掉各种菩萨2万多个, 烧毁、查抄古籍、宗谱和历代字画28.6万件。

2005年春, 张华侨在徽州地区进行乡土文化社会调查。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是个有着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古村落, 是19世纪江南“汪裕泰茶庄”的创始人、徽商巨贾汪立政 (1827-1895) 和现代白话诗人汪静之 (1902-1996) 的故乡。在土改中, 有17个被戴上“地主”“富农”及其他有歧视色彩的“帽子”的大户在破四旧运动时被“文革造反派”抄家, “那些象征着先辈对传统文化欣赏的砖雕、石雕、木雕、字画、族谱等, 也成了被清除的对象……”

即使在如此高压的时政下, 出于对祖先的敬畏, 还是有一些族谱被保存下来。在宅坦村, 胡氏族谱就有着传奇的经历:“修宗谱让家族的起源、迁移、婚姻、墓葬以及功德等被后人铭记敬仰, 是胡家凝聚家族情感、传递 (家族) 文明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宅坦村最早的族谱可以追溯到公元1211年, 由胡家第14代胡俊卿、第15代胡子春编写……到了1556年, 由胡家第24代胡文宪、第25代胡永生、胡东溢等十七人编写的嘉靖版族谱问世, 这部族谱在有幸躲过了文革破四旧的劫难后, 直到2001年6月12日晚9点, 编写《宅坦村志》的人在搜集资料时, 意外地发现……”至此, 这部明嘉靖年间编写的胡氏族谱已在世流传445年。

（三）家谱在江苏遭受的“人祸”

江苏知名作家、藏书家薛冰回忆说:“我们这一辈人, 从上小学时就不断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 不断听到由‘反动家谱’派生出来的罪名。金陵中学的语文老师宋家淇, 就是因为‘续修反动家谱’而被定为历史加现行的‘双料反革命’, 他的‘事迹’也长期张挂在朝天宫常设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在这种政治氛围下, 家谱类文献在劫难逃。

以下列举的是江苏各地方志中明确提到“家谱”被损毁者。

南京江宁在文革初的破四旧中, “许多宗谱被烧毁”, “仅据禄口一个公社汇报, 被查抄308个‘重点户’, 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496件, 盲目毁坏群众用具、书籍不计其数”, 其中有为数不少的家谱。如陶吴镇、横溪、淳化等地许多姓氏均有宗谱, 文革中十之八九被毁。汤山街道居民家中, “家谱大都被焚, 现存家谱较少”。南京溧水县民间所藏家谱、古书、老字画和文物被烧毁或砸毁。在南京浦口区, “旧时, 较大家族多有本姓祠堂并设家谱, 世代续写。新中国成立后, 宗祠被破除, 家谱被毁弃”。《栖霞区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栖霞地区有许多宗族都有宗谱留传, 惜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焚毁, 而幸存下来的宗谱大多集中在龙潭、营防、栖霞等偏远的乡镇。”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居民家中许多家谱被当作四旧被查抄焚毁。

在扬州邗江区公道镇, 阮元第十四代孙阮锡康因担心被查抄, 便将珍藏的《阮氏宗谱》转移存放于对门杂货铺中, 结果被铺业主误认为是无用之物, 作为“包货之纸而撕光”。

泰兴县在1949年后, “宗族制度逐渐消亡, 各族宗祠划归公有, 或办学校, 或作其他公用;祭田经土地改革, 被分至贫苦农民;家谱停修, 至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家谱被作为四旧而焚为灰烬, 现仅有叶氏家谱、何氏家谱、吴氏家谱等尚残存民间”。

1966年8月31日句容县城镇公社的6所中、小学学生组成“扫‘四旧’报喜队”, 把从各家各户抄缴出来的家谱、古书、字画、金银器皿、有龙凤装饰的鞋帽、帐沿和寿衣等所谓四旧物品, 敲锣打鼓地涌向县委和文革小组办公地报喜。在镇江市丹徒县辛丰镇, “辛丰各姓氏历代编修的宗谱甚多, 惜多数宗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四旧而焚毁, 现经查访发现完整宗谱7部, 均为清代、民国年间所修……论述各姓氏的源流、分徙、人物、家训、诗文、胜迹等内容, 是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

苏州在破四旧运动后, 大户人家为免遭冲击, 纷纷把家藏图书送往废品收购站, “一时间市内各废品站门庭若市”, 而“胥门、阊门的两个废品仓库每天收到各废品站打包后送来的图书堆积如山, 只待运去造纸厂回炉制浆”, 其数量估算多达300余吨, 但因馆内经费不足,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许培基带着华开荣、秦钟英、吴声椿应邀前去, 只能以“少而精”的原则拣选十分之一, 而忍看簇新的《万有文库》、成套的民国旧杂志, 以及大批印数极少的家谱被化为纸浆。令人痛定思痛的是, 当年有几“黄鱼车”的家谱已被运回苏州图书馆, 却在造反派阻扰下, “不得不退回废品收购站销毁”。许培基在《文革厄中救书记》一文中表示:“苏州历来是达官显宦退居林遐的聚居之地, 他们世代相传保存的这些谱牒, 多有秘不外传的历史真实, 是没有别的史志等类可以替代的, 如今只能任其永远消失了。”

王仁宇、邹永明在《明月湾古村》中记载, 当年隶属于苏州地区吴县的洞庭西山明月湾村, 村民所藏大量家谱、古籍、佛像, 与土地庙、祠堂及民居建筑上的门楼砖、石雕和厅堂木雕, 都被损毁或捣坏。昆山阳澄湖镇“许多塑有四旧的屋脊被打坏, 一些古书、字画、家谱被毁”。

无锡市惠山区礼社镇居民家所藏各姓宗谱大多被红卫兵在破四旧中挨家挨户搜出烧毁, “仅有少数得以保存”。宜兴县鲸塘镇大量古籍、字画、宗谱, 连同石人、石马、牌楼等一起惨遭毁坏, 善卷镇“许多文献遭毁, 许多人家被抄, 家谱被烧”。

江阴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徐祖白先生回忆说, 在破四旧氛围裹挟下, 当年还是中学生的他曾同其父一起, 将保存在堂伯父徐玉奎家中的《锡山徐氏宗谱》数十册取出送交后塍中学校方, 这套修纂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的家谱“后不知去向”。

其实在破四旧行动中抄没、损毁家谱的现象在南、北方比比皆是。大凡有家谱收藏的家庭和地区都曾发生过类似悲剧。如1966年6月下旬, 山东滕县中学生走上街头开展“破四旧, 立四新,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行动, “将家谱、古书字画等付之一炬, 香炉、蜡台、房上的兽头全被砸毁;北门里清代修建的黄家铁牌坊被拆除”。当年10月泰安市石横镇各单位群众成立红卫兵组织, 袖佩红袖章, 以“追穷寇”“全无敌”“长征”“险峰”等名目结成“战斗队”, 竖旗扬帜, 开展“破四旧, 立四新”活动, “境内古墓、古建筑、古石刻、古木遭惨重破坏, 古书、古字画和部分文献、档案、家谱付之一炬”。如今被列为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的凤池村, 现属南平市延平区管辖, 据《凤池村志》记载, 当年9月中旬破四旧时, “大量文物、古迹遭破坏, 村内神龛、神牌、古匾、古石碑被砸, 古书、族谱等烧毁, 旧坐椅的、旧木床、筷筒等也被损毁”。当永安人士为寻找赖氏族谱上曾有记载的已被岁月湮没的大窠山景点时, 结果发现已在文革期间大量上缴后被销毁, 最后在反复走访和动员下, 才在民间征集到数册《松阳赖氏家谱》, 解决了问题。

郑振铎 (1898- 1958) 在《劫中得书续记》序言中说:“美国哈佛及国会诸图书馆, 对于‘家谱’‘方志’尤为着意收购, 所得已不在少数, 尽有孤本秘籍入藏于其库中。”相比中国家谱向欧美图书馆和海外私人藏书家的大量流失, 那么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改和60年代破四旧运动对民间家谱所作的无情损毁的后果极其严重, 因为它具有不可挽回和逆转的文献品种灭绝性特点, 其主要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 集资新修族谱者难以续上, 以及稀姓 (即社会上罕见的姓氏, 大致家族人数排名在3位之后的姓氏) 族谱的不可寻觅, 还有公私双方收藏的不易。家谱收藏家励双杰在《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前言中说, “收藏也是保护”, 但无论公、私两方, 因为家谱文献来源的异常短缺, 因此, 想要收藏极不容易。

从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1711-1799) 明令《四库全书》馆负责人“毋庸采取”民间“无用之族谱”的“最高指示”, 到曾经被古旧书贾视若土苴、随意处置, 乃至在土改和破四旧运动中被恶意损毁, 家谱在经过数百年的岁月尤其是时政的无情考验后, 成为海内外图书馆竞相追求的珍藏。如今它们是图书馆馆员津津乐道、读者欣欣喜闻的藏品之一, 几乎每个图书馆都将它们以及新编家谱作为馆藏文献征集的重点。而举凡字纸皆须珍惜, 家谱用自己坎坷的命运再一次向业内外人士昭告这一文献价值的认知规律, 值得大书特书。

2014年9月4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