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亚丽要去银行办贷款手续。她从北京石景山的家出发,目的地在东三环,要坐地铁、换公交,再进写字楼。
这原本是一趟普通的出门。可她是视障人士,带着导盲犬。一路上,她得反复向阻拦的人解释有关规定,有时还要请周围的人帮忙说服对方。她把那一天的经历形容为打了六次架。
这是《新京报》2015年的报道。她对记者说:“我也不想这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呢?”[1]
这句话让我难过。她不是出门找人辩论的,不过是要办完自己的事,再回家。我们随便走进去的地方,她却要一遍遍解释,争取别人点头。
一个人正在争辩,谁都看得见。可她为什么非争不可,我们往往没有耐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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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过日子,有时就得争取权利
我也喜欢安静的日子。把事情做完,与亲友吃顿饭,有空读几页书,谁愿意天天和人争执呢?可是,她已经被拦住了。不去解释、不去争取,就可能连银行也到不了。劝一个人远离纷争,总得先问问,她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有人愿意帮忙,当然值得感谢。但今天说通了,明天换个人,又得从头解释。总不能让一个人每次出门,都先碰一碰运气。她需要知道的是,即使没有熟人,没有谁替她说情,她也可以进去。
这就是制度应该保障的事。一个人能不能坐车、办事,不该每到一处,都由眼前的人重新决定。有人肯帮忙,是好心;可正常生活不能一直靠好心人替自己争取。
这当然不只是视障人士的问题。上班的人要拿到工资,生病的人要得到治疗,一家人想守住自己的住处,各有各的具体难处,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不能只劝人好好生活,却对妨碍他正常生活的事不闻不问。否则,他连把日子过下去都很费劲,我们还嫌他为什么总在谈权利。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中说:“让权力只管公正;我们的幸福,由我们自己负责。”他还打过一个比方:只顾享受私人生活,却放弃保障它的公共自由,就像一个人因为自己只住一层楼,便以为房子可以建在沙地上,不需要地基。
我们当然不必每天谈论地基,但住得安稳,不是因为地基不重要。能安心工作、与所爱的人相处,本来就是权利应当保护的生活,而不是放弃权利才能换来的好处。
不要把指出伤害的人当成麻烦
道理说起来不难。可真正有人站出来争取,旁人就未必这样想了。争执让人不舒服,追究下去,还可能影响原来的安排。于是,一句劝告就来了:少说两句,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站在旁边的人,确实可以等这场争执过去。那个被挡住的人,却还得决定,是继续解释,还是放弃自己原本要做的事。如果所谓解决,就是让他离开,那么解决的是旁人的不耐烦,不是他的困难。
最让人难受的,是我们对伤害人的那一方不敢说什么,却有许多道理要讲给受伤的人听。劝他顾全大局,劝他为家人想想,劝他别再坚持。因为让他算了,比让另一个人认错容易。到最后,还是他放弃自己原本想做的事,做错事的人反倒什么都不必做。
拿伯也只是想守住自己的生活。他有一座葡萄园,靠近亚哈王的宫。亚哈想要它,愿意出钱,或拿更好的园子交换。拿伯没有答应:那是祖先留下的产业,他因为敬畏神,不肯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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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不高兴。王后耶洗别便用王的名义写信、盖印,让当地长老贵胄安排假见证,指控拿伯谤渎神和王。拿伯被石头打死,亚哈去接收葡萄园。
以利亚奉神的命来问:“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么?”亚哈却对他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么?”
拿伯已经不能说话了。有人肯替他问一句,国王却把这个人当成了仇敌。他在意的是以利亚找上了自己,而不是拿伯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园子。
这不是说日常的每一次阻拦都等同于杀人夺产。但有一件事不能颠倒:揭露伤害,不是制造伤害。拿伯先有自己的葡萄园,才有对国王的拒绝;不能因为拒绝惹怒了国王,就倒过来说,都是他不肯退让造成的。
侵害不是天气。下雨了,我们找地方避雨;有人伤害别人,却不能只劝受伤的人学着适应。那是有人做出来的事,他可以停下来,也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不能因为这种事见得太多,就不再问对错,好像痛苦本来就是这些人该承受的。
人会害怕,会疲倦,会因为还要照顾家人而暂时不敢出声。这些我都能理解。可不敢反对,与反过来责怪受害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自己退后了,还说那个没有退的人错了。
安慰不能代替制止伤害
有时,我们并没有责怪受苦的人,也真心想帮助他。送一顿饭,去探望,陪他坐一会儿,这些都很宝贵。人在难处中,确实需要知道自己没有被所有人放弃。
可是,听他说自己的遭遇,与听他说谁应该负责,常常是两回事。前面我们还在同情,后面就觉得他说得太多、想得太多,劝他放下,好好生活。可伤害还在继续,让他怎么放下?他已经受了委屈,还得小心别说得太多,免得连身边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也离开。
我不愿意把关心停在这里。陪他熬过今天很重要,可明天呢?提出意见会不会招来报复,求助有没有人认真处理,错误查清了能不能真正改正,这些事情听起来没有送饭、探望那么亲切,却决定了他明天是不是还要这样过。一个人需要安慰,也需要伤害能够停止。
《尼希米记》里,穷人因负债失去田地,儿女沦为仆婢。尼希米听见他们呼求,责备取利的贵胄和官长,要求归还田地、葡萄园和房屋。他没有只劝穷人忍耐,也没有把追问责任当成对他们生活的干扰。
我们照顾患难中的人,为他们祷告,同样不该把爱停在安慰里。爱一个人,也包括不愿看他继续受到欺压。这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用同一种方式抗争,却至少意味着,我们不应要求别人用接受不义,来证明他懂得忍耐、有信心。
愿安宁不再以退让为代价
说到底,我盼望的也不是人人都得强硬起来,随时准备与人争个高下。人会疲倦,会有不想说话的时候,也会老去、生病。正因为如此,保护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只靠他自己有多能争。制度应当使那些没有力气争、不善于说话的人,也不至于任人欺负。
如果只有特别勇敢的人才守得住自己的日子,那不是我们可以放心的生活。那些肯站出来的人,争取的也不只是自己这一回能不能过去。他们要求一条规则被认真对待,要求做错事的人改正,后来的人才可能不必再为同样的事情求人,受同样的委屈。我们所珍惜的安静,与他们的坚持,并没有那么远。
而且,别人的生活本身就值得守护,不必先算他争取的事情将来对我有什么用。即使我一辈子都不需要导盲犬,别人也应该可以正常出门;即使被夺走的不是我的葡萄园,我也不能因此觉得,他何必这样固执。我珍惜自己与亲友相处的日子,就该明白,他失去这些会有多痛。
《弥迦书》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这句话里有葡萄树,有劳作以后可以歇下来的生活,更有“人人”。安宁不是只留给有权势的人,也不是奖赏给那些格外听话的人。那个不肯让出园子的人,也应当可以坐在自己的树下,不必为说了一声“不”,付上整个人生。
想到这里,我很难再把日常生活与公义分开。我们可以给受苦的人很多劝慰,可若觉得他的遭遇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劝他感谢自己还保住了多少东西,他就仍然是孤单的。我们在祷告中盼望的平安,不能在生活里变成要求别人忍受欺压的理由。
愿你能安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愿那个正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的人,终有一天可以歇下来,不必再反复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放弃。
他可以去办完一件事,回家,与所爱的人在一起。这原本就不该是一个人争赢了以后,才配过的日子。
文中涉及的公开资料
[1] 贾世煜、郭超:《导盲犬乘地铁获批 多数公共场所仍对导盲犬说不》,《新京报》,2015年5月21日,新华网转刊。[报道](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1/c_11153549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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