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整编十一师师长、整编十八军军长的胡琏,被我军高层评价为“狡如狐,猛如虎”,说他“比张灵甫更精明滑头,但又比李天霞辈要勇猛善战”。老蒋则说“胡琏有张灵甫之悍,而无其骄,有黄百韬之忠,而其谋实过之。”
胡琏善于逃跑,命也很硬,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线的解放军炮轰金门,金门防卫副司令官赵家骧、吉星文、章杰被炸死,胡琏却安然无恙,然后以“青光眼”为由赴德“治病”,后来的炮弹也打不着他了。
胡琏该勇猛的时候勇猛,该狡猾的时候狡猾,他的嫡系杨伯涛在《整编第十一师进攻山东解放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三十一辑)中回忆,当年他以整编第十一旅旅长身份受整编十一师师长胡琏指挥,在鲁西南打了一场充满讽刺意味的“龙凤战役”之后,狡诈如狐的胡琏居然有样学样召开战役检讨会,会上还总结出了蒋军四个弱点,并以那场会议为由头,又向老蒋要了三个团的编制,于是整编十一师有了九个团,跟一个军的实力也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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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琏在抗战中确实表现勇猛,到了内战时期,似乎就只剩下狡猾了——他不再坚持顽抗到底,而是在大型战役中“巧奔妙逃”,双堆集之战,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兼副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全部被俘,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中炮身亡,只有兵团副司令胡琏坐着坦克车逃了出去。
胡琏在逃跑时安排自己的坦克打头,黄维的坦克排第二,吴绍周的坦克排第三,结果胡琏和黄维把桥压断,吴绍周过不去只好坐等被俘,黄维的坦克过了桥就坏了,黄吴二人被俘,老蒋重建第十二兵团的时候,就只能以胡琏为司令官了——有人说胡琏是故意给了黄维一辆坏坦克,因为第十二兵团是在胡琏整编十八军基础上扩编而成,黄维属于“空降”司令,真正有话语权的还是胡琏。
胡琏的狡猾,并不仅仅表现在他善于逃跑,还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并不像其他蒋军将领那样,挨打的时候糊涂,被打后也迷糊,比如被杨伯涛称为“龙凤战役”的荒唐之战后,胡琏就很认真地进行了总结,而且那总结看起来居然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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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胡琏狡猾地总结战败经验教训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建制: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双方“裁军”是以保留若干个师为标准进行谈判,老蒋想借谈判之机裁撤桂军、滇军、湘军、川军、晋绥军等杂牌,但却不想自己的嫡系缩编,就搞出了基本相当于一个军实力的整编师,胡琏的十八军变成了整编十一师,原有的十八军各师变成了整编旅,师长中将,旅长少将,黄维说杨伯涛的“少将军长”名不副实,那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杨伯涛当整编十一师十一旅旅长的时候,就已经是正授上校军衔了。
1947年国民党军队再度整编,杨伯涛任扩编后的整编第十八军(军长胡琏)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兼)副师长。1948年6月,由胡琏举荐,杨伯涛升任整编第十八军(军长胡琏)整编第十一师师长,同年9月22日铨叙陆军少将军衔并升任第十八军军长。
胡琏当整编十一师师长的时候,就是军长级,当整编十八军军长的时候,已经是兵团司令一级,这一点连空降至十二兵团的黄维也承认:“当时整编第十八军(等于兵团的组织)军长胡琏兼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该军则下辖整编第十一师(即第十八军)和整编第三师(即第十军),另外整编第十师(即第十四军)也归胡琏指挥。以上述部队编成兵团,理应以胡琏任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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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邱清泉踩着杜聿明脚印升任第二兵团司令一样,杨伯涛也是胡琏一步步提拔起来的,所以杨伯涛尊敬胡琏而藐视甚至敌视黄维,并在《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对黄维大加指责。
且不管杨伯涛与黄维的个人恩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来看看内战开始阶段,胡琏和杨伯涛在鲁西南作战中所受打击。
胡琏是否积极参与内战不得而知,杨伯涛肯定是不想打的:“我第十一旅由汉口乘轮船至浦口,再转乘火车至徐州。我对重开内战,深为扼腕叹息。认为抗战胜利,我们的国家亟需全力医治创伤,进行大规模建设。我是厌恶战斗生活,更反对内战的。徒以身为军人,从来不问政治,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之义,只得听命行动,怀着一肚子颓丧心情踏上战场。当轮船起航与亲人挥手道别时,曾赋:内衅重开心彷徨,临征无意着戎装。妻子牵儿走相送,长笛一声泪数行。”
1947年的第二兵团司令是王敬久(王敬久第二兵团下辖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二师、整编第七十五师、整编第八十五师、整编第八十八师,因孟良崮战役张灵甫部被歼灭,王敬久被免职,第二兵团番号撤销;1947年9月陈明仁第二兵团下辖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一军和骑兵第一军,陈诚以四平之战陈明仁贪腐为名将其撤职并取消第二兵团番号,主力改为第七兵团,以刘安琪为司令;1948年8月重建邱清泉第二兵团下辖第五、十二、七十、七十四、、一百一十六军),第五军军长是邱清泉,邱清泉和胡琏都归王敬久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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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久为确保陇海路运输安全,指挥胡琏邱清泉两部队向菏泽攻击前进,杨伯涛率第十一旅由丰县出发,在定陶附近受到解放军的袭击,伤亡十余人后进入解放军早已撤离的空城菏泽。
进入空城菏泽的王敬久不知道解放军是要诱敌深入,还志得意满地派胡、邱两部又由菏泽掉回头向东进发,于是就有了“龙凤战役”:邱清泉第五军发现龙堌集有解放军重兵据守,二话不说就开打,结果打了四天,损失惨重却寸步未进,胡琏的整十一走到龙堌集东南张凤集时,发现当面有解放军大部队堵截,马上就地构筑工事准备顽抗。
邱清泉进攻龙堌集,胡琏固守张凤集,两支部队被彻底割裂,当时杨伯涛的第十一旅的两个团,他以一个团配属师山炮连驻守张凤集土围,旅部带一个团及旅直属部队驻西面肖家堂,还没等工事修好,解放军就发动了疾风暴雨的般的猛攻,杨伯涛一下子就被打懵了:“解放军不让我军有构筑阵地工事的时间,当夜即发动猛烈的攻击。我部北面的警戒连,猝不及防,被歼大半,连长被俘去。解放军在夜间即将张凤集北面警戒部队驱逐,突破土围一个缺口,进入土圈内与我第三十二团逐屋争夺,进行巷战,并将该团四面包围。”
杨伯涛作为胡琏的绝对嫡系,拿着师属大炮却不敢打,因为两军距离太近,而当时的火炮也没有准头,只能让弹着点远离交火线,除了浪费弹药没有任何作用,而解放军则腾出手来把炮兵连也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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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火炮的支持,张凤集守军四散奔逃:“该团第一营营长牛镇江,擅自带领两个连,撇了团长,突围而出,本来阵容已趋稳定的第三十二团,豁出一大片阵地,形势顿转危急。我遂转令团长张慕贤突围,张向我请示:‘配属该团的四门山炮,炮弹已打光,现搁在一间房里,因笨重突围时无法携带。请示如何处置?’我答:‘炮,可以丢掉,官兵必须全部撤出。’临走时炮兵官兵按惯例,将炮栓卸下,将零件打碎。”
杨伯涛没有守住张凤集,还白白丢了四门大炮,灰头土脸逃掉后,得知邱清泉打龙堌集也碰得头扑血流:“这次战役,是第一次与刘伯承二野交手,第五军攻龙堌集攻不下,整第十一师守张风集守不住,有人称为‘龙凤战役’,以相讽刺。这两支拥有美械装备,在国民党军中以五大主力著称的王牌部队,这次战役为什么打得如此蹩脚?”
“龙凤战役”打得很丢人,邱清泉进攻龙堌集未果,损失可能不大,胡琏的整十一师则损失惨重,尤其是一个师属炮兵连大炮全丢,这战损可不好报,于是胡琏召开战役检讨会,总结出了自己失败的四个原因,第一个是平时编制不适应于实战,也就是三旅六团的编制不可和,杨伯涛说自己一个旅只辖两个团,“等于两根木联在一起,不能直立起来,必需要三根木才能稳固直立”。
杨伯涛和胡琏达成共识:只有三个团才能“鼎足之势,固若金汤”,十一旅在张凤集两个团摆成两块,连预备队都没有,最后警卫连都拉上去了,他们的结论是“两团制只能挨打,不能驰骋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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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琏总结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战术上墨守陈规,不适应解放军擅长的新战法,解放军擅长夜袭,也擅长打伏击,国民党部队经常掉进包围圈被“围点打援”。
第三个原因是胡琏做自我批评,说他“对解放军战力估计过低,且妄自尊大,失于轻躁”。第四个原因就是蒋军“侧重军事进剿,无视政治对垒”,情报不灵,也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胡琏和杨伯涛、十八旅旅长覃道善、一一八旅旅长高魁元研究了半天,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他们总结出的四点失误,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向老蒋要编制,恢复三旅九团制,也就是每个旅再加一个团。
胡琏“细致”的分析居然得到了老蒋的认可,整十一师从各旅抽调军官到武汉征募兵员,武器装备则启用他们更换美械时淘汰的旧国产枪械。
胡琏就这样先检讨再伸手,老蒋还真吃他这一套,但真让胡琏等蒋军将领改掉骄狂和怯懦的习惯,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杨伯涛也承认:“所有国民党部队,和解放军作战,都犯有因循守旧的痼疾,在新的战争条件下,鲜有改进,当然不能幸免挫败,战场上呈现劣势。 ”
胡琏一跑再跑,杨伯涛一败再败,胡琏逃到了台湾,杨伯涛和覃道善则进了战犯管理所,“龙凤战役”后召开的战役检讨会形成的“应验教训”成了一纸空文,蒋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并没有什么改变,读者诸君对胡琏此举肯定也会有准确评价:在您看来,胡琏总结出蒋军的这四个弱点,是要对症下药,还是想从老蒋要编制壮大自己的实力?胡琏这个人的军事才能,在蒋军诸多兵团司令中,能处于什么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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