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4月8日傍晚，上海普陀区林家港一条狭窄弄堂里，马建东推开邻居家的楼门，翻进自家二楼，看到父亲马杰山倒在地上。老人已经没有呼吸，颈部有明显刀伤。马建东惊慌失措，跑到派出所报案，一桩看似清楚的凶杀案，就此摆到了侦查人员面前。
马杰山70岁，早年从江苏海门来到上海，长期靠捕鱼、贩虾和帮佣谋生。年老后，他在家中收些旧货，生活并不宽裕。马建东39岁，在外地工厂做临时工，平时并不常回家，父子关系也谈不上亲密。
现场位于一间相连的旧式瓦房内，前后楼之间只隔着席子，弄堂宽度不到三米。马杰山仰卧在楼板一角，颈部流血，旁边有一把切菜刀。法医判断，他先遭人扼颈，失去反抗能力后，又被利器割伤颈部死亡。
奇怪的是，刀柄上留有一枚血指纹。技术人员比对后认定，指纹属于马建东左手拇指。根据当时的试验判断，只有手指沾有较多湿血，才容易在木柄上留下清晰血纹。
马建东却说，自己是在报案当天才发现尸体。他还称，看到父亲脖子上的刀后，曾用右手将刀取下，并从父亲口中拿出一块旧绣花布。可邻居证明，他当时扑到尸体上时，双手动作并非如此，衣袖和手上也没有明显血迹。
这让案情迅速转向。侦查人员推测，马杰山可能在4月4日晚遇害，而马建东直到4月8日才报案。若血指纹必须由新鲜血迹形成，那么马建东很可能在案发当晚就接触过凶器。
他的生活经历，也被重新翻了出来。马建东曾因做事懒散、工作不稳定，与父亲相处时常有争执。更重要的是，马杰山家中曾替过房女儿仇兰芳保管一双藏有金饰的布鞋。仇兰芳在4月4日下午取回物品，马建东是否因此与父亲冲突，成为侦查方向之一。
案情分析时，有人认为马建东为了占有财物，先与父亲争吵，随后失手杀人，再隔数日制造发现尸体的假象。这个推断并非全无依据，但李队长始终觉得不顺。一个并不老练的人，真的会在杀人后冷静等待四天，再故意留下这样一枚指向自己的指纹吗？
“血指纹很重要，但不能只凭一项试验结论定案。”
问题卡在这里。马建东被审查后始终喊冤，口供虽然混乱，却不像经过周密安排。李队长一度同意将他列为重点嫌疑人，但缺少直接证据，案件无法真正定性。此时，他想到了正在医院休养的端木宏峪。
1961年的上海，生活十分艰难。端木宏峪当时37岁，因长期办案、身体消耗过重，患上肺病，体重明显下降。听完案情后，他没有急着判断马建东有罪，而是反复追问两个问题：血指纹的试验结论是否绝对？案发现场还有没有被忽略的细节？
端木宏峪认为，马建东的行为确实反常，却未必等于杀人。他提出，盗窃者可能趁马杰山家门虚掩进入屋内，翻找粮食或票证时被老人撞见，随后因害怕暴露而突然行凶。现场的扼颈和补刀，更像临时起意，而不是预谋杀人。
身体状况不佳的端木宏峪，仍坚持到现场查看。屋内光线昏暗，家具破旧，许多地方多年没有清理。他蹲在死者倒地的位置附近观察，目光落在一只旧柜子的底部。
那里有半枚灰指纹。
这个位置很低，平时站立行走几乎不会碰到。端木宏峪判断，凶手在弯腰或蹲下补刀时，手部无意触到柜脚，留下了这枚指纹。相比刀柄上的血指纹，灰指纹更接近凶手作案时的自然动作，也更难用事后接触解释。
指纹经过比对，确认不是马建东所有。侦查人员随即把排查重点转向附近有盗窃劣迹、且案发后举止异常的人。
很快，汪家林进入视线。此人32岁，住在马杰山家附近，早年曾因盗窃受到处理，后来仍被监督改造。案发后，他突然变得神色紧张，不敢靠近马杰山遗体，平日吝啬，却在短时间内卖掉手表、自行车和呢大衣，频繁花钱。
汪家林的指纹与柜脚上的半枚灰指纹高度吻合。面对证据，他很快交代：4月4日晚，他趁马杰山家门虚掩，进入屋内寻找粮食，翻动米缸时被老人撞见。马杰山认出他要喊人，汪家林便猛然扼住老人的脖子。老人倒地后，他又下楼取来切菜刀补上一刀，并用纸和布擦拭现场。
那块塞在死者口中的旧绣花布，也正是汪家林留下的。至于刀柄上的血指纹，则是在行凶后擦刀、移动凶器时形成。马建东虽然说法混乱，确实是在发现父亲尸体时接触过刀具，却并非凶手。
一枚指纹曾把侦查方向引向亲子相残，另一枚不起眼的灰指纹，却将真正的凶手从偏见中剥离出来。汪家林供述后，马建东的嫌疑随之解除，案件也完成了关键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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