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6月，成都武侯祠内，许世友在参观诸葛亮塑像和碑刻时，忽然对身边人员谈起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诸葛亮是个好丞相、好军师，但不能算好统帅。”这句话听上去很冲，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
许世友一生戎马，文化程度并不高，却长期在战场上与敌我地形、兵力部署和临机决断打交道。他评价一名将领，往往不看后世留下的神话色彩，而是盯着一个问题：能不能在关键时刻用最合适的办法取胜。
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诸葛亮几乎是智慧的化身。《三国演义》又把他的军事形象推到了极高位置，借东风、摆空城、定计谋，件件都显得神机妙算。可文学形象不等于军事档案，丞相的才干，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统帅的能力。
许世友看重的，正是诸葛亮在战场上的另一面。他认为，诸葛亮善于谋划，长于治军，能够把蜀汉政权整理得井井有条，却过于谨慎，缺少统帅必须具备的冒险精神和突然出击的胆魄。
谈到北伐时，许世友提到了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魏延设想率精兵从子午谷快速出击，直取长安，以险道制造突然性。这个方案风险极大，稍有差池便可能全军覆没，诸葛亮没有采纳，并不意味着他看不懂战机，而是他更重视全局可控和后勤保障。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战场不是只要不犯大错就够了，有时必须用险。诸葛亮多次出兵关中，虽然组织严密，进退有度，却始终没有形成足以改变力量对比的突破。谨慎保全了军队，也限制了战果。
许世友还拿邓艾作比较。公元263年，邓艾率魏军经阴平险道，绕过蜀汉主力防线，突然进入成都平原。蜀汉方面没有料到魏军会从这样的道路出现，防御体系随之崩溃。邓艾这一仗，未必能证明他全面高于诸葛亮，却确实说明了利用地形和出奇制胜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也没有把他写成无所不能的战神，称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句话分量很重。诸葛亮并非没有军事才能，而是在临机变化、奇正转换方面，不如他的政治才干那样突出。
毛泽东对诸葛亮的批评，集中体现于他阅读相关史书时留下的批注。谈到《隆中对》，毛泽东写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隆中对》的价值，在于准确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也提出了刘备夺取荆州、益州，再图中原的方向。但战略构想一旦进入现实，就会受到兵力、距离、粮道和盟友关系的牵制。荆州与益州相隔遥远，两路出兵看似声势浩大，实际却容易彼此难以救援。
刘备集团本来就处于弱势，兵力、人口和物资都无法与曹魏相比。力量不足时再分兵，便给了强敌各个击破的机会。关羽北攻襄樊期间，孙权从后方袭取荆州，关羽腹背受敌，荆州防线很快瓦解。战略上的分兵，最终转化成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连锁崩溃。
用人问题同样不能回避。关羽镇守荆州，勇猛善战，却与孙权集团关系恶化。蜀汉既然把“联吴抗曹”作为基本方针，就不能只看将领的战斗力，还要看他能否执行外交和守土任务。关羽失荆州，固然有孙权突袭等因素，也与其性格和判断密切相关。
街亭之败，更能说明统帅责任。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马谡奉命据守街亭，却违背部署，舍水上山，最终被张郃击败。街亭一失，蜀军粮道受到威胁，北伐只得退兵。毛泽东对此批注：“初战，亮宜自临阵。”意思很明白，关键位置交给缺乏实战经验的将领，主帅就应当亲自把关。
许世友的判断，并不是否定诸葛亮的一切功绩。诸葛亮治理蜀汉、整顿军政、维持局面，在三国时代极为难得。只是丞相、军师和统帅，本来就是不同角色。能把政务办好，能提出战略方案，并不代表就能在复杂战场上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所以，许世友说诸葛亮“不是好统帅”，毛泽东在分兵、用人和临阵决断上的批评，指向的并非诸葛亮的人品，而是军事指挥中的具体弱点。名臣可以有短处，名将也不可能样样精通。历史人物一旦脱离神话滤镜，才更接近真实的战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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