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5月23日，台北，阎锡山病逝。身后事早已安排妥当：丧事从简，出殡不宜久停，墓碑还要刻上日记中的文字。这个曾在山西经营多年、又在民国政坛沉浮半生的人，最终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在台湾阳明山一带安葬。
阎锡山晚年生活的核心，不在喧闹的政治场合，而在一座名为“种能洞”的居所里。它不豪华，甚至带着明显的山西乡土气息。墓碑朝向西北，也就是面向山西方向，这个细节比许多公开场合的表态更能说明他的心境。
1949年12月9日，阎锡山从成都乘机前往台湾。此时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他随身带着少量亲信和财物抵达岛内，原本仍希望发挥自己的政治经验。但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恢复“总统”职务后，权力布局迅速收紧，阎锡山能够施展的空间越来越小。
不久，阎锡山辞去职务。对一位长期身处权力中心的人来说，这并非普通的人事变动，而是政治生涯的一次断裂。他没有继续公开争执，也没有再组织新的政治活动，而是开始寻找一处适合安静居住和写作的地方。
他先后住过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的住所和丽水街一带。城市声音、来往车辆以及人群活动，使他难以安心休息。后来，他把目光转向阳明山附近的菁山。那时的菁山偏僻荒凉，缺少电力和自来水，最近的道路也要步行约半小时才能抵达。
起初，房屋只是就地取材搭起的茅草屋，生活条件相当简陋。阎锡山却看中了这里的清静，并把这段日子称作“菁山草芦”。从政治人物变成隐居写作者，身份变化很大，作息却异常规律：早晨七点起床，上午写作，午后休息或接待来客，晚上十点入睡。
茅草屋无法抵挡台湾的湿热天气和台风。住了一年左右，他又决定修建砖石房屋，而且特意采用近似山西窑洞的格局。有人提醒窑洞不适合台湾，他却提出：“潮湿可以设法解决，通风可以改进，建筑是否安全，关键还在施工。”这番话，既是建房，也是他对故土生活方式的坚持。
新居建成后，阎锡山将其命名为“种能洞”。这里融合了中国传统房屋、台湾环境和现代建筑的一些做法，门上还贴着自撰对联。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单纯怀旧，而是试图把北方居住经验移植到台湾，带有明显的实验意味。
他的日常饮食同样朴素。馒头、咸菜是三餐常见的主食，偶尔加一个鸡蛋。侍卫们在附近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多少解决了日常所需。这样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贫困，而是晚年主动降低物质要求，把精力集中到著述上。
阎锡山的子女大多身在海外，晚年并没有子女长期陪伴。秘书回忆，他平时话不多，对生活细节也不太在意，主要心思都放在写书上。病重后无法亲自执笔，他仍坚持口述，由秘书记录整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生命末期。
他生前留下七项遗嘱，内容颇为具体：丧事宜俭不宜奢，挽联可以收取，挽幛不要接受；灵前摆放无花之花木，死后尽早出殡；亲友不必过度悲痛。墓碑则要刻下日记中的两段文字，并要求七日内早晚诵读《补心灵》。
阎锡山还为自己写过一副挽联：“有大需要时来，终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这几句话没有铺陈功过，却留下了一个政治人物对自身经历的判断。曾经身处高位，晚年却选择远离喧嚣，或许正是他对余生的安排。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台北去世，终年78岁。蒋介石指示成立治丧委员会，并亲自致哀。葬礼规模超过他晚年在菁山的生活状态，但墓地位置仍依照本人选择，设在旧居附近的山坡上，坐东南朝西北，方向直指山西故土。
墓冢为圆形，前方立着“阎伯川先生之墓”的墓碑，墓上还刻有“世界大同”四字。阎锡山知道自己很难再踏上山西土地，于是把墓地朝向故乡，成为这段晚年经历中最醒目的安排。
阎锡山去世后，许多侍卫陆续下山谋生，只有张日明留在菁山照料旧居和墓地。张日明自15岁起便跟随阎锡山，长期担任侍卫，晚年仍自愿守护故居，没有领取固定报酬。后来，他的子女继续承担这份守护。山坡上的墓碑不再移动，朝向也始终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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