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5月7日，上海华东医院，刘亚楼生命垂危。病房外，妻子翟云英守候多日，孩子们也已赶到上海，却不敢贸然进去打扰父亲。谁能想到，这位创建人民空军、指挥过多次空战的大将，临终惦记的并不只是军务，还有一件压在心里十多年的家事。
刘亚楼出生于1905年，参加革命后长期在部队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善于组织指挥著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空军刚刚起步，飞机、机场、训练和指挥体系都需要从头建设，刘亚楼承担的任务极重。
空军机关的许多事情，他都亲自过问。营房怎么修，训练如何安排，干部怎样培养，甚至院子里栽什么树，他也会提出意见。有一次，他望着刚栽下的小树苗，对妻子说：“多种些树，给后人留点绿。”这句话看似平常，却很像他的性格：眼前的事必须办好，长远的事也不能耽搁。
1964年8月，刘亚楼随李先念出访罗马尼亚。返京后，翟云英发现丈夫明显消瘦，脸色也变得蜡黄。她是医生，立即催他检查身体，可刘亚楼仍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军委汇报还没准备好，检查以后再说。”
翟云英了解丈夫的脾气，只好请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从旁劝说。直到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刘亚楼才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患的是严重肝病，后来被确诊为弥漫性肝癌。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重视，中央要求立即停止他的工作，集中力量救治。可刘亚楼从医院出来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家休息，而是让司机把车开到空军直属机关营房的施工现场。
翟云英劝他回去，他却指着工地说：“这关系到干部战士的生活，不能因为我生病就不管。”
在他看来，营房不是几间普通房子，而是部队建设的一部分。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刘亚楼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只是多年形成的责任感，让他很难真正离开工作岗位。
当时，美军无人驾驶飞机不断侵入我国领空。中央已经要求他休养，他仍然前往广东遂溪一带，了解防空作战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现场指挥和研究，11月22日，他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应对美制无人驾驶飞机的报告。
毛泽东阅后批示，要求他认真休养，听从医生安排。11月27日，刘亚楼在妻子和空军卫生部门人员陪同下，前往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临行前，他还到空军大院走了一圈，看望医疗室人员，询问幼儿园和机关建设情况。
面对前来送行的岳母，他笑着说：“去检查一下，过些时候就回来，顶多到春天。”
这句安慰话，家里人一直记着。遗憾的是，那个承诺中的春天，他没有等到。
上海方面组织了专门医疗力量，中央也调集专家会诊，并设法寻找药物。到了1965年4月，专家确认病情已经无法逆转。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尽一切可能抢救，但治疗效果始终有限。
病重之后，刘亚楼依然不愿让别人为自己担心。他甚至交代秘书，若有人询问病情，只说自己过去患过肝炎，近来肝功能有些波动，情况正在好转。秘书们听完这几句话，走出病房便失声落泪，因为大家都清楚，刘亚楼是在替身边人遮掩最残酷的事实。
周恩来曾到医院看望他。刘亚楼强撑着起身，谈话时还不断安慰总理，说自己的病能够治好。周恩来临走时，他坚持送到门口。回去途中，周恩来难过地说，亚楼病成这样还要送客，实在让人不忍。
到了弥留之际，刘亚楼常常疼痛难眠，却很少呻吟。输液一输就是数小时，他担心影响治疗，身体一动不动。医护人员劝他翻身，他只说：“等输完液再说。”
翟云英始终陪在床边。刘亚楼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忽然提起一件旧事：“阿英，你还记得吗？五十年代初你生病住院，我只让秘书送去两箱苹果，你一定还在恨我吧？”
翟云英回答：“那时你忙，我理解。”
刘亚楼这才慢慢说，夫妻共同生活近二十年，她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若没有她的支持，许多工作也难以完成。这样的道歉来得太晚，却是一个长期把公事放在家庭之前的人，留给妻子的真心话。
孩子们后来赶到上海，只能隔着屏风缝隙偷偷看望。刘亚楼此前不让他们来，是怕影响学习和工作，也怕孩子们看见自己重病后承受打击。4月25日，孩子们寄来的照片和信送到他手中。逝世后，翟云英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那些信和照片已经被反复摩挲，边角都有些发旧。
1965年5月7日15时45分，刘亚楼在上海逝世，终年60岁。追悼活动期间，周恩来见到翟云英，沉痛地说：“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空军司令人选难挑啊。”这句话，留在了许多知情者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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