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5年，广东三河坝，徐统雄卸下治河处职务时，账面上还剩4000块现洋。有人劝他找个名目把钱留下，他却笑着说：“真要赚钱，南洋那几间店铺，哪一家不值这个数？”一句话，既是自嘲，也是他做人做官的分寸。
这位客家人原名徐洞云，1886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汇城村。少年时期，他在家塾读传统诗书，16岁随父亲前往南洋经商。到了18岁左右，父亲便把几家店铺交给他独立打理。
经商并没有让他困在账本里。经营之余，他自学英文、物理等新学知识，逐渐意识到，世界正在改变，而清末中国却积弊深重。商人的眼界，使他接触到外部世界；家国忧患，则让他不愿只做一个守着产业的富商。
有意思的是，他最初还未见过孙中山，只是从旁人口中听到革命主张，便回去查阅资料，反复琢磨。研究越深，越觉得对方所思所想与自己相近。那种相逢未见的认同感，后来促成了两人的真正相识。
1906年，孙中山再次到南洋宣传革命。徐洞云得知消息后登门拜访，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孙中山认为“洞云”二字略有退隐意味，便建议改名为“统雄”，取担当时局、奋发有为之意。徐洞云接受了这个名字，也由此成为孙中山在南洋的重要支持者。
两人的关系并不只是政治上的合作。孙中山到新加坡时，常住在徐统雄家中，还曾把儿子孙科托付给徐家照料。徐统雄为人严厉，孙科若调皮犯错，也会受到管教。多年以后，这件小事仍被亲友当作谈资。
辛亥革命后，局势并未如许多人所愿。袁世凯掌握政权后，革命阵营与北洋势力冲突加剧。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革命事业再度陷入低潮。此后，孙中山改组同盟会，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在南洋建立组织，徐统雄承担了重要事务。
支持革命，不能只靠口头表态。徐统雄卖掉自己在南洋经营的7家店铺，又协助邓仲元发动华侨捐款，筹得30万大洋。对一个商人而言，这不是普通捐助，而是把多年积累的产业直接押在国家前途上。家业可以重建，革命机会却未必再来，这正是他的选择。
1919年，徐统雄准备回国。在乘船途中，他发现船务方面对华人男女收取不同票价，妇女需要多付一半费用。面对这种明显的区别对待，他没有选择忍让，而是找到负责人据理力争，要求取消相关规定。经过交涉，船方最终改变做法。新加坡八邑会馆后来立碑记述此事，称许他为华侨仗义执言。
回到故乡后，他修建德庆楼。当地有人见门前道路狭窄，旁边又有厕所，便提出替他出面扩地改造。徐统雄没有接受，反而说：“乡里地少人多，不能为了我家方便，就让邻人失去生活之地。”这件事看似琐碎，却最能看出他的处世原则：有能力办事，不等于可以占人便宜。
他对自家宗族也不例外。徐氏在英雅乡的祖田曾因地租问题与佃户发生争执，宗亲希望他出面压服佃户。徐统雄了解原委后，却支持减租，并劝宗亲说：“祖上留下的产业，不能成为子孙永远享用的理由。做人要知足。”话说得不重，立场却十分明确。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徐统雄受邀回国，参与广东公路、河道修缮。那时财政紧张，许多工程依靠社会募捐。他在水患频繁的三河坝修建石坝、加固河堤，还设置避洪场所，解决乡民在灾害中的安置问题。
工程结束交账时，账面仍余4000块现洋。有人暗示他将钱留下，徐统雄不为所动，最终把款项全部交接。清廉并非一句自我标榜，而是账目结清时，敢把每一笔钱摆在众人面前。
政局混乱、个人抱负难以施展之后，他把更多精力放到教育和公益上。在南洋，他与陈嘉庚等人参与倡办华侨中学、南华女校；回到大埔，又为三河联校、三河中学筹款奔走。他还担任广东侨务委员会委员，替侨胞处理实际困难。
孙中山逝世后，徐统雄继续筹措资金。1929年，家乡建成中山纪念馆和中山公园，这项工作既寄托追思，也延续了他一贯的做法：少谈空话，多留下能够使用的设施。
1947年，徐统雄从新加坡回乡养病。当地地下党曾致信，希望他协助维护地方治安。他反复读信，感慨地说：“党还记得我的抱负，只可惜身体已经不行了。”不久之后，他病情恶化，于当年去世，享年61岁。
他的一生并不算长，却经历了晚清、民国以及革命风云变幻的关键阶段。商人、革命支持者、公益倡办者、治河官员，这些身份背后始终有一条清晰的准则：取财有道，办事有责，待人有分寸。对徐统雄而言，家业散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能力改变一点事情，却选择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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