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当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被以常态化的方式所理解和包容时，或许人们真正在乎的，恰恰源自于那些“不值得在乎”之事的结果，
但结果真的重要吗？
或者说，事已至此的时候，结果还有什么可重要的呢？
如同那句事已至此之后，一些人下意识的说出“别急，好戏还在后面”，若是以温柔的宽慰自我，亦或是瞅准了不算时机的时机之后准备调侃一番去理解的话，或许这种做法更倾向于把答案交给时间，把问题放在当下，
但如果好戏真的能上演，谁又能保证人们还有鼓掌的能力呢？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戏，
其被关注的群体，究竟会有怎样的特征呢？
或许这个话题，我们该从历史之中找答案，
但这个答案本身，或许未必与历史“本身”有关。
我之前看过一位史学专家对于历史本质的解读，通常有着四个层次的划分标准。
第一层是真实的历史。
比如我此时此刻敲下这些文字，从呈现的角度而言，平台的存储功能投射于手机或是电脑端，这个过程确实被严丝合缝的记录下来，可以说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字不落，原封不动的存在。
但我们似乎不能笃定的说，这就是纯粹的，对事实的记录。
比如我今天写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详细结构，另一方面则是适当省略，有些细节被我大书特书，而有些则是呈现出一种“讳莫如深”的含而不露，
一些熟悉我的读者，亦或是那些阅读理解能力很强的朋友们，或多或少会读出我的言外之意，但只有作为叙述者的我，才有着对这些文字的“最终解释权”。
由此可见，真正的历史，必然有着“亲历者们”相对隐秘的主观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存在，就会导致历史并非是对过去的忠实复刻，而是对整体性的解读。
这种解读，属于“没有答案的正确”。
第二层，是记录的历史，但记录的历史，我认为要和第三层一起说，那就是传播的历史。
记录与传播，之所以要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记录的未必详实，传播更是有所倾向。
记录的，看似是“原稿”，但仍有些东西，是要“改来改去”才能被记录下来，正如同一些老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这些年的文案风格，总是在倾向于一种更为含蓄的表达，而不是像“当年之勇”肆意将观念挥洒？
这就是为了记录而记录下的妥协，如果我不退一步，那么前后皆无路可走。
而传播的历史，则在于剪辑背后的价值需要，一整段内容，被剪辑成了表述着不同观念，不同立场的说法体现，大家看到的，想到的，以及那些被需要而呈现出的内容，虽然早已与当初毫无关系，但那些符号化的，风向化的条件，都在让这一切变得有价值，
最起码变得有传播价值。
所以，记录与传播的过程，是一种不该但却必要的修正，有人称之为优化，有人称之为“登台前的打扮”，但无论如何，那最终的效果，都只能成为与最初毫无关联的“最终幻想”。
第四层，便是接受的历史，在经历了上述洗礼过后，被人们接纳，或是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灌输于个体意识之中的过程，便是接受的过程，
但这个接受的过程，或许比之前更为复杂，比如这些信息会经过个人立场的多次加工，会经过群里的口口相传，朋友圈里断章取义的表达过后，所谓被接受的历史，是每个人对于历史本身“愿意接受的一部分”。
在这个信息与认知流转的过程中，社会学意义上的“集体记忆”被营销资本与流量需求正在反复重塑着，大众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之中各取所需，一些好事之人，更是用自己浅薄的偏见去切割着历史的本貌，
最终的最终，历史的存在不再是一个客观冷峻的标准，而是变成了一面面折射群体情绪，进而可能出现选择性记忆与情绪化解读，并陷入“适时遗忘”领域内的哈哈镜。
站在镜子前，各自的答案不尽相同，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在自处达成共识，那或许只是大家都想在这面镜子前看看“自己”的意愿，
毕竟，镜子就摆在这里，不照一照，
心里总觉得少点什么似的。
当身为看客的我们，在经历了“层层筛选过后”最终选择吝啬于给出哪怕一记稀薄的掌声时，那些试图记录声音的存在，必将会幻化为那些固执地想要说出“真话”的人，
而他们会在一个没有回音的旷野里，
完成一场孤独的自我确证，
所以，
好戏或许真的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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