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越看历史越能理解“历史是一面镜子，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这句话。
如果回到大明洪武年间，普通人想要安稳过个日子，有一件事几乎绕不开，家里要有一本太祖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御制大诰》，要是能全文背诵这篇太祖著作，关键时刻甚至能救命。
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年，朱元璋陆续推出《御制大诰》《续编》《三编》，再加上专门给武臣的《大诰武臣》，合起来两百多条。内容很杂，既有他亲自挑选的真实案例：多是他处理的贪官污吏、地方豪强怎么作恶后被收拾的故事，也有相应的重刑规定，还有大段大段的训话。文字故意写成白话文而不是官府通用的文言文，目的就是让普通人也能看懂。
它本质上是一部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案例汇编，因为里面很多处罚方式，在作为正规法律的《大明律》里根本找不到，例如扒皮填草之类的。
从某种角度说这就是朱元璋的治国语录和给全国臣民制定的行为规范。
朱元璋对这本书的推广，简直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根据《明史·刑法志》和《明太祖实录》里记载。《大诰》里白纸黑字写着：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有《大诰》的减一等，没有的加一等。不收藏、不敬重的，直接“迁居化外”，永不让回来。换句话说，这本书成了家家户户必须备着的“减罪金牌”，也是判断你是不是“治化之民”的标准之一。
光收藏还远远不够，他还要人读、背、讲。《明太祖实录》记载：乡里设塾，教诵《御制大诰》，科举兼考《大诰》与律令。
朱元璋下令天下每里设一塾，专门请老师教普通百姓和小孩诵读《大诰》。农闲或乡里聚会时，必须有人上台讲，众人听。乡饮酒礼这种正式场合，更是雷打不动要宣讲一遍。
学校和科举更不放过。国子监、府州县学全部列为必修课，必须熟读。科举、岁贡直接从《大诰》里出题，策论、判语都可能考到。秀才教子弟有成绩的，还能带着学生进京考试，背出一编、两编甚至全背下来的，统统有赏。
就连没什么文化的武臣也不例外。专门出了《大诰武臣》，要求军官全家老小都得会，大的小的、聪明的笨的都得“省得”。要是犯法被抓，家里有人说记不住，没背过，那就是罪上加罪。
更夸张的是由政府花钱组织进京背诵。洪武三十年，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城的，达到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朝廷按背诵多少给赏赐，然后赐钞遣返。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十几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到应天府，光路费和食宿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官方史料把这事当作盛况记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民脂民膏被浪费的惊人。
而满朝的大臣们不但不敢反对，还争相捧臭脚，形成了全面迎合的风气。有人写诗歌颂道：“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农夫把书挂在牛角上，边干活边读。更恶心的还有：“短擎灯火读大诰，喜色夜夜灯花亲。”晚上点油灯熬夜读，还读出快感了。
朱元璋觉得只要全国人都熟读他的话，按他定的规矩行事，江山就能稳固。他甚至鼓励老百姓拿着《大诰》当“通行证”，把害民的官吏直接绑到京城告状，沿途关卡见书放行，敢拦的全家处死。
可现实从来不按个人意志走，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违背人性和社会现实的运动式教化，无论表面多么轰轰烈烈，终究难以长久维持。
在大家都来京城背《大诰》的第二年，朱元璋去世。于是在很短时间里，曾经铺天盖地的讲读风潮就迅速冷了下来。《大诰》那套特别严厉的峻令更是基本不再真正执行。
其实就连朱元璋的子孙也不认可他的语录。亲孙子建文皇帝朱允炆刚上台就急着“纠偏”，发布诏书要求今后犯罪一律按《大明律》办，不许再搞那些“深文”酷法。
朱棣靖难成功后，因为得位不正，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篡位”，批评建文皇帝不遵祖训，在永乐初年又专门下旨说：“《大诰》三编，使人知趋吉避凶之道，颁行历久……乃令天下诵读，遇乡饮则讲解如旧。”
但他恢复的也只是讲读和教育这块，登基诏书里也明确说“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永乐十九年又下令：法司问案，今后一律按《大明律》拟罪，不得再搞“深文”和额外榜文条例。
永乐之后，这股劲儿就彻底泄了。到了明朝中叶，民间已经“人不知诰”，《大诰》从当年人手一本的“圣书”，变成了束之高阁的老古董。
人终究向往自由的，没人愿意天天只听一种声音。朱元璋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力能让大家把他的意志灌进别人脑子里。实际上大家背诵纯粹只是为了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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