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在安博思论坛发声：中国是欧洲工厂的工厂，中欧合作是欧洲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欧洲希望提升竞争力，应该如何看待与中国的经济联系？2026年9月4日至5日，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应邀出席意在大利举行的第52届安博思论坛（TEHA-Ambrosetti Cernobbio Forum），先后参加9月4日“全球未来挑战及其对商业的影响”和9月5日“欧洲的增长与竞争力之路”两场高级别研讨。

在论坛上，王辉耀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概括中欧产业关系：中国已经成为“欧洲工厂的工厂”。中国提供的大量中间产品、完整的产业配套和不断加快的创新，已经深度融入欧洲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在他看来，欧洲需要认真考虑，失去中国这一制造和创新平台，将对自身竞争力产生什么影响。王辉耀提出，中欧可以通过扩大双向投资、深化产业合作、开展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合作，为欧洲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对于欧洲关切的产业竞争和贸易失衡问题，吸引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在当地生产和创造就业，是值得推进的解决路径。他同时建议重新审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增加高层交往和人员往来，通过对话处理经贸分歧。

2026年9月4日至6日，第52届安博思论坛（TEHA-Ambrosetti Cernobbio Forum）在意大利北部科莫湖畔的切尔诺比奥举行，本届论坛汇聚了500余位各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企业家、学者和专家，就地缘政治、全球经济、欧洲竞争力、科技创新、能源与安全等重大议题展开讨论。

9月4日，在“全球未来挑战及其对商业的影响”高级别研讨的“动荡中的世界”（A World in Turmoil）环节，讨论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编辑、作家及主播莫妮卡·马焦尼（Monica Maggioni）主持。王辉耀与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莱文特·居姆吕克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候任院长、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主任安妮-玛丽·斯劳特等共同参与，从不同地区和视角分析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国际秩序调整及其对世界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

9月5日，王辉耀参加“欧洲的增长与竞争力之路”（Europe’s Path to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专题研讨，讨论由英国《金融时报》欧洲版编辑本·霍尔（Ben Hall）主持。同场嘉宾包括意大利前总理、IE大学院长及雅克·德洛尔研究所主席恩里科·莱塔，倍耐力集团执行副董事长马尔科·特隆凯蒂·普罗韦拉，以及Planet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威尔·马歇尔。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拉斐尔·菲托随后从欧盟角度分享观点。

以下为两场讨论经编辑整理的中文对话节选。

9月4日　动荡中的世界

莫妮卡·马焦尼（Monica Maggioni），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编辑、作家及主播：

欢迎各位嘉宾。我们先从整体局势谈起。欧洲拥有许多可以用来塑造自身未来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世界仍然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人工智能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希望各位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接下来又将走向何方。尼尔，请您先谈谈。

尼尔·弗格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这场讨论的主题是“动荡中的世界”，听起来似乎很难让人乐观。但今天，我想尝试给大家一些信心。

欧洲目前的情绪相当悲观。战争、能源价格、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风险，都可以解释这种情绪。但我们也需要把今天放到更长的历史中观察。

“9·11”事件之后，我曾对美国及西方的前景作出相当悲观的判断。我认为，美国面临财政、人力和注意力三方面的赤字，这些问题会削弱它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天回头看，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有些甚至更加严重，但美国经济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我当年的预期。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同时大幅增强了能源生产能力。因此，不能仅仅因为美国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就认为美国实力必然持续衰落；也不能高估其竞争对手的优势，而忽视他们自身面临的困难。

莫妮卡·马焦尼：

那么，您如何看待跨大西洋关系？这段关系过去非常重要，今天它处于什么状态？

尼尔·弗格森：

我们对过去的跨大西洋关系，往往抱有一种怀旧想象，仿佛曾经存在一个没有分歧和紧张的黄金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跨大西洋关系一直伴随着危机和争论。

我认为，特朗普有一点确实产生了效果：他通过威胁撤回美国的安全保障，促使欧洲更加认真地投资自身安全。过去多位美国总统都试图推动欧洲承担更多责任，但效果有限。

欧洲需要面对一个现实：如果希望拥有战略自主，就必须为安全和防务能力投入资源。硬实力不能只停留在讨论中。

莫妮卡·马焦尼：

安妮-玛丽，接下来请您谈谈国际秩序。如果原有秩序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新的共存与合作方式正在形成？

安妮-玛丽·斯劳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候任院长、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主任：

通常在我和尼尔共同参加的论坛上，他比较悲观，我则更愿意谈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今天我们的角色似乎交换了。我对美国的判断比他悲观得多，也不认为总体经济规模的增长，就足以抵消内部治理和社会分裂带来的问题。

现在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我们面对的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一次震荡，还是战后秩序正在走向终结？

在大国政治之外，还有另一种秩序正在形成，那就是中等强国围绕具体问题开展合作。这些国家不愿被大国支配，同时又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军事能力或自然资源，可以对自己的命运保持一定主动权。如果把这些能力结合起来，它们就能够成为重要的全球参与者。

欧洲在其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欧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领域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欧洲也由一批重要的中等强国和较小国家组成，可以通过不同组合开展合作。

合作也不只发生在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城市、企业、大学和社会组织之间，同样存在大量联系。观察世界，既要看到大国博弈的棋盘，也要看到这些相互连接的网络。

我的建议是，欧洲不要等待美国，而应该主动向前推进。

莫妮卡·马焦尼：

您说“不要等待美国”，是否意味着您并不认同尼尔刚才的判断，即今天的跨大西洋分歧仍然可以像过去那样得到修复？

安妮-玛丽·斯劳特：

在推动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方面，我和尼尔有相同看法。但我确实认为，美国主导的那个时代正在过去。

美国社会本身也在变化。人口构成、不同群体关注的地区，以及国内的不平等和治理问题，都会影响美国未来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永远衰落，而是说，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国际角色会与过去不同。我认为，欧洲和中等强国应该把握这个时机。

莫妮卡·马焦尼：

谢谢。接下来请王辉耀教授发言。也提醒现场各位，稍后我们会留出提问时间。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

谢谢莫妮卡，也感谢主办方邀请。我赞同前面几位嘉宾的部分判断：多极化正在成为现实，中等强国也在崛起。去年我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年度报告发布讨论时，报告的主题就是多极化。这说明，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变化。

欧洲仍然拥有很强的软实力。从经济规模看，美国、中国和欧盟都是重要力量。欧洲支持多边主义，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也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欧洲拥有许多共同利益，尽管双方也存在分歧。

我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中美两国需要认识到，双方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如果一方试图严重损害另一方，也会面临反作用。两国需要保持战略稳定。

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而应该思考，如何走向“相互确保建设”。欧洲、中等强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也意味着，其他国家不必在所有问题上都作出同一种选择。选择合作伙伴，应当看具体议题、看实际利益。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安全方面的合作，可以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带来经济繁荣和发展机会，同样可以合作。

我不太赞同简单按照“民主”与“威权”划分阵营的思路。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合作能够带来的实际效果，寻找新的平衡。

理解中国，也需要看到其政策连续性和综合发展能力。中国通过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推进发展，同时把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技术应用和产业组织结合起来。

中国当然面临挑战，房地产等领域仍在调整。但另一方面，高铁、通信网络、数字技术、制造业配套和供应链管理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协同能力。讨论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到其中某一个方面。

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是中国与欧洲可以加强合作的两个重要领域。

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开放式技术生态可以为欧洲企业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选择。面对这样一项影响深远的技术，各国应该保持开放，加强交流。

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发展了具有成本优势的绿色技术。这些技术既可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推进转型，也可以为中欧合作创造机会。例如，欧洲和中国能否在非洲共同开展生产和投资，进一步连接不同地区的市场？

我们还需要改革和完善多边体系。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国际机构依然重要，不能轻易抛弃，但也必须适应今天的世界。

我希望用“竞合”来理解未来的国际关系。竞争会存在，合作也同样必要。如果讨论中只剩下竞争、对抗、脱钩和去风险，就会忽略大量可以共同推进的事情。

莫妮卡·马焦尼：

您对合作以及竞争可以如何展开，表达了非常积极的看法。但这是否有些过于乐观？对于这种竞争的性质，也有人持更加谨慎的判断。

王辉耀：

中国确实在发展自身的军事能力，但其军费规模仍然明显低于美国。我认为，也需要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理解中国的发展。

在我看来，一定的力量平衡可以形成制约，为和平提供保障。这种平衡对于全球南方和欧洲同样重要。

与此同时，中国仍然希望寻找合作的方式。各国领导人之间保持访问和交流很重要，我们需要继续推动对话。

莫妮卡·马焦尼：

接下来请副部长先生谈谈。土耳其参与推动了一些新的地区合作安排。您如何看待这些安排，以及它们在国际秩序变化中的作用？

莱文特·居姆吕克居，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

土耳其在地理上处于多个冲突和不稳定地区之间。周边发生的事情，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安全、能源和经济。因此，我们没有坐在一旁观察的余地。

在现有国际秩序难以有效运转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地区国家首先需要对本地区的问题承担更多责任。这是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欧洲也需要更多承担自身安全责任。但讨论欧洲安全时，不能只考虑欧盟成员国。土耳其、英国和挪威等非欧盟欧洲国家，同样拥有重要能力。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不利于形成有效合作。

我们也在通过地区合作和斡旋，尝试推动冲突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地区国家需要建立信任，对本地区的安全承担责任。

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同样重要。当这些国家走到一起时，可以放大彼此的声音，形成积极影响。

莫妮卡·马焦尼：

谢谢。接下来我们先听现场的两个问题，再请嘉宾回应。

现场观众：

刚才的讨论多次提到中等强国和地区合作。那么，联合国等全球性多边机构处于什么位置？面对近年来的局势，是否可以说联合国已经失去了作用？

莫妮卡·马焦尼：

尼尔，请您先回应。

尼尔·弗格森：

我对“中等强国”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仍然抱有疑问。在军事和技术领域，中美是两个主要力量中心。其他国家的自主空间，必须放到这种现实中衡量。

例如，欧洲的防空能力、核威慑以及人工智能能力，都涉及对外部力量的依赖。我们不能因为希望拥有战略自主，就假定自己已经具备实现自主的能力。

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也需要对话，但推动这种对话并不容易。

王辉耀：

人工智能确实是一个我们尚未充分认识、也可能非常危险的领域。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主要国家，中美必须对话。

中国提出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面对人工智能，我们能否探讨类似的约束，例如不首先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或者就避免人工智能武器化形成共识？我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认真讨论。

中等强国也可以通过跨越不同合作平台，增进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土耳其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我们需要增加不同国家和机制之间的交往。

至于联合国，我认为关键是改革安理会。我曾提出，可以考虑把二十国集团中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成员纳入安理会改革讨论，并探索对单一否决权形成更有效的约束。

二十国集团能够较好反映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如果国际制度可以吸纳更多具有代表性的力量，同时减少否决权造成的僵局，就有机会增强联合国的有效性。

莱文特·居姆吕克居：

强调地区责任和中等强国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全球机构。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联系的世界，任何地区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其他地区。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全球性平台，在这里提出倡议，并把地区合作连接起来。

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和全球经济问题，也无法仅靠地区组织解决。地区国家可以承担更多责任，但这不能替代全球合作，也不能替代与美国等大国的合作。

安妮-玛丽·斯劳特：

即使有人把今天称为新的冷战，它也与20世纪的冷战非常不同。许多国家会根据需要同中国合作，也会同美国合作，还会在地区层面寻找伙伴。它们并非固定属于某一个阵营。

人工智能未来如何发展，也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除了当前的前沿大模型，更小、更适合具体用途的模型也可能创造新的机会。欧洲、印度以及其他具有技术能力的国家，都有参与的空间。

现有国际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作用。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仍在发挥重要功能，但需要深刻改革，才能继续回应现实。

推动这些机构改革的同时，各国也可以通过相互交织、围绕具体目标建立的合作机制，形成新的行动能力。

莫妮卡·马焦尼：

感谢各位嘉宾，也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讨论。

9月5日　欧洲的增长与竞争力之路

恩里科·莱塔，意大利前总理、IE大学院长及雅克·德洛尔研究所主席：

今天，竞争力与主权已经不能分开讨论。一个国家可以很有竞争力，但如果规模太小，在技术、金融等领域仍然可能缺乏自主选择的能力。因此，扩大欧洲共同市场的规模、形成真正的欧洲层面的能力，非常重要。

我们也要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是一项帮助我们工作的工具，它还涉及影响力和权力。

我曾在华盛顿主持一场关于“欧洲能否形成规模优势”的讨论。一位嘉宾把这个问题交给人工智能，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欧洲相关报告提出的方向是对的，但复杂的治理机制会阻碍落实。另一位与会者用欧洲的人工智能模型提出同一个问题，得到的却是肯定回答。

后来，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讲起这件事，一位学者展示了中国模型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同样认为欧洲可以做到。

这件事提醒我们，人工智能并不只是工具。我们使用什么工具、通过什么方式认识自身前景，本身就值得思考。

本·霍尔（Ben Hall），英国《金融时报》欧洲版编辑：

您刚才谈到了主权，以及竞争力与主权之间的关系。我想追问的是国家主权问题。过去，推进这些改革的一大障碍，是各国政府希望保留本国的控制权，尤其在金融等领域。您认为，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吗？

恩里科·莱塔：

我强调的是欧洲主权。“一个欧洲、一个市场”的意义，就是在这些领域形成欧洲共同的能力。

今天的世界与欧洲单一市场建立时已经很不一样。过去，欧洲主要经济体与中国、印度之间的经济规模对比，与今天完全不同。但我们还没有充分把这种变化纳入思考。

规模非常重要。小国可以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在技术、金融等关键领域，仍然可能不得不在其他大国提供的体系之间作出选择。

因此，讨论就业、投资和竞争力，最终都绕不开欧洲共同的规模和行动能力。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让欧洲在今天的世界保持自主性。

本·霍尔：

威尔，您如何看待欧洲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问题？

威尔·马歇尔，Planet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对欧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前景，没有那么悲观。

首先，人工智能模型正在变得更加普及，中国的开放模型也是推动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欧洲同样可以发展和使用自己的模型。

但从经济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推动其他行业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大部分经济收益，可能来自金融、保险、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对它的应用。模型来自哪里、数据中心建在哪里，并不是全部问题。

在应用方面，欧洲具备很好的基础。关键是作出决定，加快采用这些技术，提高各个行业的效率。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人类如何保持对人工智能的控制。这已经超出国家之间的竞争，涉及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中美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欧洲也可以在治理和监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霍尔：

王辉耀先生，从中国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欧洲当前的竞争力？

欧洲对中欧贸易失衡的担忧正在上升，对华出口下降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看到，德国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在发生变化。您认为，中欧是否正在走向更大规模的贸易摩擦？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

欧洲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和平工程。欧洲形成了很好的社会福利体系，也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和贸易力量之一。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这些成就。

但欧洲确实面临能源成本等挑战，也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竞争力。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单靠自己、自给自足的发展方式，很难适应今天的现实。

我认为，中国可以成为欧洲振兴经济的重要伙伴，双方有几个方面值得推进。

首先，可以重新审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是双方经贸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安排，值得重新讨论如何向前推进。

其次，中国企业对欧洲有很大的投资兴趣，但这种兴趣能否转化为实际项目，与双方关系和投资环境密切相关。中国企业已经在一些欧洲国家开展投资，也有意利用现有工业设施开展生产。

如果欧洲担心所谓产能过剩，一个值得考虑的办法，就是让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在当地生产、创造就业和税收。这可以成为中欧解决相关关切的一条路径。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欧产业已经高度互补。

中国已经成为“欧洲工厂的工厂”，为欧洲企业提供大量中间产品。中国经济所形成的制造平台和产业配套，与欧洲企业的竞争力密切相关。如果失去这些平台，欧洲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影响。

许多大型跨国企业仍然在中国经营、生产和投资。宝马在中国拥有重要生产基地，大众也在延续和深化在华合作。这些企业为什么继续重视中国？因为中国提供了高效的生产、供应链和创新环境。

有人把中国称为跨国企业的“健身房”。企业在中国市场面对激烈竞争，同时也可以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如果能够在中国保持竞争力，就有更好的条件参与全球竞争。

谈到中国制造，欧洲经常讨论补贴和产能问题，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创新。以汽车产业为例，新车型开发周期在缩短，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协作更加紧密，工程技术人才和产业配套也提供了重要支撑。

因此，理解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需要深入到具体产业和生产方式中去。

讨论贸易失衡时，也需要看到跨国企业和全球产业链的实际运作。

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一部分来自在华跨国企业。很多产品在中国制造，并不意味着全部价值和利润都留在中国。以消费电子产品为例，生产和出口发生在中国，但品牌、技术和利润分配涉及不同国家的企业。

中欧企业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只看进出口总额，很难完整理解这种关系。

双方还可以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中国的开放式技术生态、美国的创新能力，以及欧洲自身的产业和治理经验，可以形成更多互动。欧洲有条件在不同技术体系之间发挥积极作用。

在多边主义方面，中国和欧洲都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也有必要继续合作，维护这些机制的作用。

能源是另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领域。战争和能源供应变化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中国在太阳能等领域已经形成了技术和成本优势。

我们能否考虑由中欧共同投资，在非洲建设太阳能项目，再研究向欧洲输送电力的可能性？这样的合作可以把中国的制造和技术能力，与欧洲的能源需求结合起来。

中欧之间有很长的交往历史。丝绸之路、马可·波罗，都是这种联系的象征。今天，我们应该继续扩大彼此之间的联系。

我也希望看到更多中欧高层交往。面对面的交流很重要，亲自到对方国家走一走，可以增进理解。中国已经对多个欧洲国家实行免签，也期待欧洲为中国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本·霍尔：

我想追问一下汽车贸易问题。您此前谈到过中国对汽车出口采取自愿限制的可能性。类似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的安排，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解决办法？

王辉耀：

关键是对话。面对贸易摩擦，双方都有采取反制措施的能力，但更需要通过谈判寻找能够接受的安排。

电动汽车领域的分歧也应该放到对话中解决。中欧需要继续沟通，讨论价格等具体问题，寻找妥协空间。

我在有关中国与未来全球秩序的研究和著作中，也一直讨论如何形成新的平衡。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持续交流来寻找答案。

威尔·马歇尔：

接着刚才的话题，我想进一步谈谈太空经济。和人工智能一样，欧洲在这一领域也拥有很多条件。

卫星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今天的语言模型掌握了大量文本知识，但如果农民想知道如何提高作物产量，记者想了解一场洪水，或者安全部门需要判断具体威胁，就需要及时、真实的地面信息。

把卫星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可以支持这些实际决策。它在农业、灾害应对以及安全领域，都有广泛用途。

欧洲拥有航天产业基础，也有很强的需求。发展这些能力，不仅可以增强安全保障，还可以带动上游制造和下游应用。

本·霍尔：

欧洲能够通过采购商业卫星服务，获得这些能力吗？

威尔·马歇尔：

可以。我们已经为一些国家提供专用卫星。这里的关键，是欧洲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所说的“主权”究竟意味着什么。

欧洲和美国的产业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卫星使用了大量欧洲生产的部件，也在推进在欧洲建设生产能力。

讨论自主能力时，需要考虑所有权、控制权，以及本地能否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同时，速度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套系统要十年后才能建成，它未必能够回应今天的需要。

欧洲应该为创新企业创造更多机会。例如，可以在相关预算中，为新的技术和企业留出明确空间。自主能力与快速获取技术，并不必然矛盾。

欧洲可以更快地建立自己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同时推动经济增长。这些机会已经存在，关键在于是否愿意采用新的技术和合作方式。

本·霍尔：

普罗韦拉先生，接下来请您从产业界的角度，谈谈欧洲面临的挑战。

马尔科·特隆凯蒂·普罗韦拉，倍耐力集团执行副董事长：

刚才谈的是从太空观察世界，我们更多是从地面和制造业的角度看问题。但我们同样使用人工智能，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欧洲一体化最初就是从共同管理煤炭和钢铁这些战略资源起步的。但今天，在能源和原材料问题上，我们却仍然看到不同国家各自采取政策。

能源成本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非常直接。如果企业无法获得具有竞争力的能源，就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经营。欧洲需要更多共同采取行动。

市场分割也存在于电信等行业。保留大量相互分隔的市场，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最终一定受益。如果企业缺乏足够规模，就很难进行必要的技术投资。

欧洲已经有很多分析问题的报告，也有很多人认同这些报告的方向。但如果治理和决策方式不改变，落实起来仍然会非常困难。

在企业经营中，我们需要能够作出决定、并对决定负责的人。欧洲也需要更有效的共同决策机制，才能及时回应外部变化。

我们希望维护欧洲的社会保障和生活方式，就必须有经济增长作为支撑。这需要投资、竞争力，也需要能够及时作出决定的机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