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刑事立案对民事案件的影响：中止审理、案件移送与执行衔接（11）

摘要：刑事立案对民事案件的影响集中体现为程序中止与移送、财产保全竞合及执行衔接三个维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及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基于同一事实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并移送犯罪线索；仅属牵连关系的，分别审理，民事诉讼继续推进。

刑事查封、扣押、冻结具有追赃挽损属性，被害人退赔请求权通常优先于普通民事债权。民事执行不能往往指向虚构履约能力等诈骗要件事实，刑事控告可成为债权人二次救济的有效路径。据此，被害人应统筹刑事与民事程序，通过规范衔接实现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刑事立案中止审理案件移送执行衔接刑民交叉

刑事立案对民事案件的效力影响，是刑民交叉程序规则中的核心命题。当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基于同一事实时，民事诉讼面临被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的后果；若二者仅存在牵连关系而非基于同一事实，则民事诉讼应当继续推进。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下简称《民刑交叉司法解释》）进一步厘清：以分别审理为原则，中止诉讼为例外。

当事人仅以刑事受案回执等材料申请中止审理，经审查不符合中止条件的，不予支持。在财产处置维度，民事保全与刑事查封、扣押、冻结的竞合，直接决定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受偿顺位。

在执行衔接维度，已取得生效胜诉判决却未能完全受偿的债权人，通过刑事控告启动刑事程序，通常构成权利二次救济的有效路径。据此，被害人在刑事控告启动前后均需对民事程序走向作出合理预判，避免因刑民程序冲突减损维权效果。

一、刑事立案后在审民事案件的处理规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修正）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范内容，若同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嫌疑，经济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与本案存在牵连但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的，应当将相关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经审理认定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而具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在此基础上对规则作出进一步细化：

第二条将“同一事实”界定为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均相同的情形。

第三条明确六类基于关联但非同一事实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条规定，依照第三条受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羁束，仅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时，方可依法裁定中止审理，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诉讼。

第五条则对司法实践中“涉刑即停”的错误操作范式作出矫正——当事人仅以刑事受案回执等材料为依据申请中止民事诉讼，经人民法院审查不符合中止条件的，对其中止申请不予支持；有关机关以已启动刑事立案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经审查案件不属于同一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相关机关情况与理由后继续审理。

刑事立案后在审民事案件的处理规则可划分为三类适用情形：

其一，案件基于同一事实，或者民事基本事实的认定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程序作出结论后恢复审理或者终结诉讼；

其二，经审理认定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而具有经济犯罪嫌疑的，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案件；

其三，案件仅存在牵连关系而非基于同一事实的，民事案件继续审理，仅移送相关犯罪线索。

从司法政策层面看，“同一事实”的认定是刑民程序分流的核心枢纽：若刑民程序所指向的行为主体、法律关系与基本事实均具有同一性，原则上由刑事程序吸收评价，以此避免发生裁判冲突，并保障追赃程序的统一性。被害人应当预先对民事法官就“同一事实”的审查重点作出预判，围绕行为主体是否同一、诉请事实与控告事实是否重合等要素，提前准备“同一事实”或者“不同事实”的体系化论证，防止民事程序被不当驳回或者不当推进。

二、民事保全与刑事查封冻结的竞合处理规则

同一财产同时被民事保全措施与刑事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覆盖时，司法实践中通常以措施采取的先后顺序确定处置顺位，先采取的措施在效力层面具有优先性；但刑事查封、扣押、冻结对涉案财物具有追赃的规范属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关于追缴、责令退赔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涉案财物处理的规定，被害人的退赔请求权在清偿顺位上通常优先于普通民事债权。

二者的关系并非简单适用“先来后到”规则：刑事追赃以恢复被侵害法益为规范目的，对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形成公法层面的返还请求权，而民事保全仅为普通债权提供程序性保障。

刑事立案后，办案机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若相关财产在此前已被民事保全，通常由首封法院与办案机关协商处置方案，处置所得优先用于退赔被害人，剩余部分再依照民事执行程序进行分配。《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十条为案外人就刑事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主张权利设置了专门救济路径：案外人就该财产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其向办案机关申诉或者控告；若刑事案件已起诉至人民法院，案外人还可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权属异议，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意见，必要时通知其出庭。

控告方应当主动向双方机关通报对方程序的推进情况：一方面向办案机关报告民事保全情况，便于将已保全财产纳入追赃范围；另一方面向执行法院通报刑事立案进展，申请对财产处置程序予以协调。被害人应当高度警惕案外人利用刑民程序空隙转移财产，若发现财产转移迹象，应当及时向办案机关提供线索，请求办案机关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三、生效民事裁判对刑事控告的影响

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合同有效并判令继续履行的，将对刑事控告构成现实障碍：由于生效裁判已隐含将案涉纠纷定性为“民事纠纷”的效力，办案机关出于对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尊重，通常对刑事立案审查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生效民事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并不当然对刑事事实认定产生拘束力：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遵循不同的证明标准，前者为高度盖然性标准，后者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因此刑事事实认定不受民事裁判预决效力的约束；但生效裁判已确认的既判事实仍会对办案人员的自由心证形成实质影响，该影响无法回避，仅能通过合理路径正面化解。控告方可从两个维度构建应对方案：

其一，主张民事裁判作出时诈骗事实尚未充分暴露，行为人利用民事诉讼程序掩盖其犯罪行为，民事裁判的形成本身即是行为人实施犯罪欺骗的结果，不能反向阻却刑事追诉活动的开展；

其二，挖掘民事程序终结后新发现的证据，如资金流向记录、关联合同文本、同种作案手法的其他被害人陈述等，动摇既有民事定性的证据基础。

从反向视角分析，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查明的资金流水、行为人在庭审中的虚假陈述、对方当事人提交的书证等事实材料，经合法转化与重新固定后，亦可成为刑事控告的证据素材。该事实认定的转化逻辑在反向维度亦有规范依据：

《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六条确立了已为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免于举证的规则，但允许当事人以相反证据推翻该认定；

第七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收集的供述、辩解、证人证言等材料，未被作为刑事定案根据且未被依法排除为非法证据的，可在民事诉讼中经过质证后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采信；

第八条进一步明确，因未达到刑事证明标准而未在刑事程序中获得认定的事实，若在民事程序中已达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可依法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两类诉讼程序的事实认定呈现“有限预决、双向流动”的关系。控告书中引用民事卷宗材料的，应当注明材料来源，并附庭审笔录、裁判文书等原始载体，以提升控告材料的客观性与可信度。

四、执行不能场景下刑事控告的切入路径

民事裁判生效后无法顺利执行，通常对应两种情形：

一是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二是被执行人自始设局骗取债权，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

属于第二种情形的，执行不能恰恰是重新审视案件定性的契机，控告方应当重点核查三类事实：

其一，债务形成时对方是否存在虚构履约能力的行为，包括是否伪造资质、虚构项目、冒用他人名义，或者隐瞒自身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的真实财务状况，此类事实直接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等合同诈骗的行为方式；

其二，民事诉讼期间对方是否存在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包括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交易、虚构债务设定担保等，该类事实既是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印证，其本身也可能另行构成犯罪；

其三，裁判生效后对方是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前两类事实指向合同诈骗罪的控告路径，第三类则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控告形成程序联动，二者在证据组织层面可以相互支撑。

民事执行与刑事程序的衔接亦有明确规范依据：《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民事裁判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属于非法集资等犯罪的部分事实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办理刑事案件的机关；

生效刑事裁判将民事裁判的申请执行人认定为集资参与人等主体的，按照刑事裁判内容执行，民事裁判终结执行，已经执行的部分应当在刑事裁判或者刑事执行程序中相应扣减。该条虽以非法集资类犯罪为典型规范场景，但其确立的“执行中发现犯罪——中止执行——移送材料——按刑事裁判统筹受偿”的衔接逻辑，对普通诈骗类案件的处理同样具有参照适用效力。司法实践中，执行查控记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财产报告令的回复情况等执行卷宗材料本身就是证明行为人财产状况与履约能力的核心证据，控告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调取，并将其与控告材料一并提交。

五、实务操作提示

第一，执行程序中应当注重固定相对方转移财产的证据。执行查控记录、网络查控反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本身即为犯罪线索的重要来源；若发现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交易、关联交易、资金归集异常等情形，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或依法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并将相关材料整理为刑事控告证据同步提交。

第二，应当合理运用案件移送机制。控告方可向执行法院书面申请，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经人民法院依职权移送的材料通常更易得到办案机关的重视——《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三款亦明确规定，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发现涉嫌犯罪或者刑事追诉不当的线索、证据材料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机关；控告方也可自行整理控告材料，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提出控告，两种程序路径互不冲突。

第三，刑事控告书中应当如实披露案涉民事案件的审理与执行情况。在刑民交叉案件中，隐瞒在先民事诉讼的情形一旦被查实，控告人极易被质疑存在“以刑事手段干预民事执行”“以告促执”的不当意图，不仅会影响刑事立案审查结果，还可能引发相应的代理风险。

正确的处理方式为主动披露案件情况，并就刑民程序关系作出正面论证：民事诉讼的推进是在诈骗事实充分显露前的正常维权行为，刑事控告所依据的事实与证据已经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二者的证明对象并不重合。此外，还应当审慎选择控告时机，避免在民事二审、再审等关键诉讼节点仓促启动刑事控告，造成两类程序相互牵制的不利局面。

六、规范依据梳理

刑事立案对民事案件产生影响的规范体系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为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确立了违法所得追缴与责令退赔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五条分别就被害人的控告权、侦查阶段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以及涉案财物的处理与返还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层级为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同一事实”的法定定义为基础，系统性规定了分别审理、中止诉讼、案件移送、事实认定衔接、追赃退赔扣减与执行衔接等规则，是当前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的核心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修正）构建了经济纠纷领域“同一事实”的程序分流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十三条明确了退赔被害人损失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罚金、没收财产的清偿顺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因此适用既有规范时应当核对其与新规定的一致性。

第三层级为指导性文件层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三十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分别审理、线索移送与中止审理作了类型化规定。控告方援引规范依据时应当精确到条文序号，并注意司法解释修正后的效力层级，避免因引用失效条文导致控告材料的证明力受损。

七、理论争点与实务立场

刑民交叉程序处理的核心争点主要包括两项：

其一，“同一事实”的判断标准。理论层面存在法律事实说、法律关系说与行为说三种学说分歧：法律事实说以自然事实是否同一作为判断依据；法律关系说以刑民程序所评价的法律关系是否同一作为判断依据；行为说则以构成要件行为是否同一作为判断依据。

司法实务倾向于采用综合判断标准，即当行为主体同一、行为内容同一且被害法益同一时，认定为同一事实，由刑事程序吸收处理民事关系；任一判断要素不同的，原则上对两类程序分别审理。

《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二条将同一事实界定为“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在规范层面吸收了综合判断的立场，即以当事人同一与基本事实同一为二元判断标准。

其二，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边界。学理层面已有观点主张，应当将先刑后民规则限缩适用于民事裁判必须以刑事裁判结果为依据的情形，避免被申请人利用刑事程序拖延民事救济；该限缩解释立场已被《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四条吸收为明文规范，即确立了“分别审理为原则，中止审理为特例”的规则框架：仅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审理结果为依据时，方能裁定中止民事审理。

司法实践亦逐步从“先刑后民”的绝对化适用，转向“刑民并行、各归其位”的类型化处理模式。对刑事控告方而言，准确把握该规则争点的实践价值体现为：当民事程序被不当中止或裁定驳回起诉时，可通过“非同一事实”的规范论证，推动民事程序继续推进；当在先民事程序的启动被用来质疑控告动机时，控告方可以通过“刑民功能分工”的论证，阐明刑事控告指向行为人刑事责任追究与追赃退赔，与民事债权的实现并不冲突，二者可并行推进。

武汉刑事律师王丰小提出，执行不能并非权利救济的终点，而是重新检视案件法律性质的逻辑起点：诸多被定性为民事层面“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行为人，其行为在缔约阶段已然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犯罪。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应当构建刑民一体化的维权思维范式，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注重固定具有刑事程序转化价值的证据，在刑事控告程序中充分运用民事程序已查明的客观事实，借助两类程序的有机衔接，最大限度实现权利救济与追赃挽损的目标。

八、常见问题

问题1：公安机关已经刑事立案，对方当事人持受案回执申请中止本案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对该申请应予支持吗？

答：该申请并非必然得到支持。根据《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五条之明确规定，若当事人仅以刑事受案回执等材料作为依据提出中止民事诉讼的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不符合中止诉讼法定要件的，应当对该申请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判断是否中止民事审理的核心审查要件包含两项：其一，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是否基于同一事实；其二，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是否必须以刑事审理结果为依据。若两类案件仅存在关联关系而非基于同一事实，则民事案件应当依法适用分别审理规则，民事诉讼程序继续推进。

问题2：民事案件被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案件受理费是否应予退还？

答：当事人可依法申请退还案件受理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当事人已经交纳的案件受理费应当予以退还；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处理的情形，同样适用该规则。当事人可持生效裁判文书向原审人民法院办理退费手续。

问题3：刑事案件被撤销后，先前已被裁定驳回起诉的民事案件能否再次起诉？

答：当事人可依法再次提起诉讼。《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有关机关作出不予立案、撤销案件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亦或是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宣告被告人无罪、认定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民事责任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范予以认定。再次起诉时，当事人应当着重收集刑事程序中新形成的讯问笔录、司法会计鉴定、资金查控记录等证据材料，此类证据通常可强化当事人针对民事欺诈、合同效力等争议问题的事实论证。

问题4：对方行为人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定罪处罚，申请方的债权能否获得优先受偿？

答：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范目的在于规制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确定义务的刑事责任，原有民事债权的实现仍需通过民事执行程序推进，两类程序的规范目的不同，不存在效力冲突。但刑事追责产生的程序威慑效应通常能够有效推动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债务；同时，拒执案件侦查、审查程序中查控到的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执行法院可依法恢复执行并将该部分财产纳入分配范围，债权人的受偿范围可因此得到实质性扩张。

【作者信息】

王丰小，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管委会委员，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危机公关法律事务部主任，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专注刑事辩护与刑事控告业务，执业领域涵盖合同诈骗罪刑事控告、刑事辩护与追赃挽损。

执业理念：崇法明德，敬业守正；以专业立身，以尽责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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