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8月28日晚，湖南长沙，毛主席接见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谈话没有停留在眼前的工作上，毛主席忽然提起广西东兰，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
韦国清回答，两人血缘关系在五服之外，但确实属于同宗。这个回答并不复杂，却让毛主席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在广州的一段经历。
1925年，韦拔群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毛主席曾在那里授课。韦国清提到“韦拔群向主席学习”时，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自己只是名义上的老师，实际上是彼此学习。广西的农民运动，许多情况还要向韦拔群请教。
话题由此转向一个人。
毛主席感慨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可惜牺牲得太早了，我很怀念他。”
这句话背后，有一段不能只用“革命经历”四个字概括的人生。韦拔群早年读过广西法政学堂，参加过护国军，也在贵州讲武堂学习过，做过黔军参谋。后来，他把注意力转向家乡东兰的农民生活。
五四运动之后，韦拔群便在东兰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赴广州学习后，他没有留在城市，而是返回广西，把接触到的革命理论和组织方法带回乡村。1926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广西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百色起义爆发，右江苏区建立，韦拔群参与领导地方武装，担任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七军主力后来离开右江，部分部队编入主力北上，韦拔群则留在当地继续坚持。
有人劝他保留更多兵力。韦拔群没有把部队看成个人的本钱，而是要求服从中央部署，把精锐力量编入红七军主力。对留下的队伍，他重新整合地方武装，使根据地仍具备较强的作战能力。
困难很快压了过来。1931年，桂系军队连续对右江苏区发动围剿，部队转入山地，粮食、衣物都十分紧张。韦拔群身体日渐消瘦，炊事员卢卜文曾悄悄分出一半口粮给他。
韦拔群发现后，当即拒绝：“不能给我特殊照顾，官兵必须同甘共苦。”
这不是一句场面话。当地群众把他藏在山村、密洞和亲友家中，敌人悬赏重金，也很难找到他的踪迹。为逼迫群众交人，敌人曾杀害韦拔群家中二十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儿子韦述宗。
1932年10月，桂系发动第三次围剿。10月17日晚，韦拔群带警卫员罗日块到侄子韦昂处暂住，并准备与陈洪涛商议部队转移。10月19日凌晨，韦昂和陈的伯趁他熟睡，从枕下取出手枪，将他杀害，韦拔群时年38岁。
这起案件最令人痛惜之处，在于凶手并非外部突袭者，而是身边的亲属和警卫。韦昂后来带着韦拔群的首级投敌，罗日块被迫协助处理遗体。消息传开后，东兰群众悲愤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案件并未立刻水落石出。直到1960年，东兰县副县长、老红军杨正规写信反映此事，广西公安部门才重新组织力量调查。专案人员把突破口放在原东兰县县长徐家豫身上。
徐家豫当年因镇压工农运动被判刑。面对审讯，他交代了刘治、韦昂和陈的伯等人的情况。专案人员据此追查，先在德保、田阳交界山区找到隐姓埋名的刘治。这个曾参与行凶的上尉参谋，已经成了靠卖粥度日的老人。
韦昂的下落更加曲折。旧档案显示，他和陈的伯曾被安排到柳州，后来因生活败落和战乱离开。调查人员几经摸排，最终在融水找到陈的伯。她承认了参与谋害韦拔群的事实。
两人被押回东兰，案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东兰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但在等待核准期间，刘治和陈的伯先后因病死亡。那场迟到近三十年的追查，至此留下了案卷，也留下了毛主席在长沙那句关于“互相学习”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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