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大卫曾参与1980年伊朗驻伦敦大使馆人质事件，也曾在北爱尔兰服役。他讲述了为何公开谈论自己作为英国特别空勤团士兵的经历，违背了长期接受的保密与谨慎训练。萨姆·凯利采访整理。姓名、军衔、编号和出生日期。
这就是“四项基本信息”，也是战俘唯一应当透露的信息。“抗审讯训练”教导那些“可能被俘的人”尽量限制自己泄露的信息。我接受这项训练时，发现它是教条与逻辑的奇特结合。在特别空勤团选拔接近尾声时，两名看似普通的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为我们授课。他们强调“四项基本信息”的神圣重要性。“坚持只说这四项，”他们告诫道，“其他什么都别说。”
“可是，”我几乎掩饰不住讽刺地问道，“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把汽车电池接到你睾丸上，你总会说点什么。哪怕只是喊一声‘啊’。”教室里十来名渴望加入特别空勤团的人发出一阵轻笑。大约3个月前，约180人开始参加选拔。到了那天下午，只剩下几个人接近终点。我们离成功已经很近了。一名特别空勤团教官随后把我拉到一旁。“拧紧脑子，老兄。”他低声提醒我，也就是要谨慎。“你快成功了，别惹事。”我闭嘴了。
尽管并不实用，这套教条背后仍有逻辑。证据表明，战俘因俘虏者的善意而泄露的信息，远多于遭受强迫后被迫供出的信息。一句关切的问候，比橡胶警棍更可能让人开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心理学家所称的“被俘震惊”会发挥强大作用。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人骤然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时，会感到迷失和无所适从，原先精心准备的心理防线也会随之瓦解。
特别空勤团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与之合作的人，本身往往都高度机密。至少在我服役时，团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除非对方“确有必要知情”，否则不谈行动相关事项，哪怕是在团内也是如此。刚通过选拔后不久，我就犯过一次这方面的忌讳。也许是终于入选带来的冲击，谁知道呢。我遇到另一支中队的一名小队指挥官。我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参与一次近期行动，便天真地问他：“你参加了那次行动吗？”
他的表情立刻僵住，答复也冷冰冰的。“你会发现，我们这里不问这种问题。”他低声说。事情到此为止。行动安全在特别空勤团内是一种切实存在的力量，是一种生活方式，几乎是一种宗教。它还延伸得更远。我在团内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另一名小队指挥官住在黑山脚下的一间小屋里。亨利和我一起参加过选拔。我们是朋友，也共同经历了许多事。但我们属于不同中队，承担的任务也不同。
我们谁都没有必要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共同住在那间小屋的两三年间，常常有一个人在离开一两个月后回到家，疲惫、消瘦，皮肤晒得更黑。另一个人从不问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行动进展如何。大家就是不这样做。要向更年轻的一代解释这种程度的行动安全意识，并不容易。我服役期接近尾声时，被选派去指挥驻北爱尔兰的特别空勤团小队。但计划在最后一刻改变，我被调往海湾地区参战。
这就是我们赖以行事的契约。但如今，它已被打破。证据就是，那些悲伤、愤怒的前特别空勤团士兵正排队走向北爱尔兰法庭。他们被幸灾乐祸的共和派活动人士拖入诉讼。这些人不爱我们的国家，几乎不掩饰自己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欣赏，而且已熟练地将法律以及英国政府天真的漠视，当作对付这个国家和对付我们的武器。进入法庭后，案件由不理解安全事务、从未听过实战枪声的法官审理。其中一些人以狭隘的商法视角看待世界。
所有这些费用由纳税人承担，而部长们则以令人羞愧的冷漠旁观。这就是为什么前特别空勤团士兵如今开始公开发声。他们感到自己别无选择。政府或许不喜欢他们打破沉默。但如果部长们不愿对以政府名义所做的事承担责任，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政府既然违反了契约，就不能再期待前特别空勤团成员继续遵守它。一旦闸门打开，许多秘密都可能浮出水面。届时，部长们或许会希望这些秘密仍未被公开。这正是偏离“四项基本信息”的问题所在：一旦精灵被放出瓶子，就很难再把它劝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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