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活捉老蒋的孙铭九，解放后中央破例批准：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华清池外，枪声划破了冬夜的寂静。一个27岁的东北军军官带着几十名士兵摸黑冲进了蒋介石的行辕。他叫孙铭九，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那一夜之后，他的名字和“活捉蒋介石”绑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

但这个标签只贴了他人生的一小段。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经历了东北军的内讧、流亡、投靠汪伪、战后被俘、解放后审查，身份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又换。到了1949年，一份档案摆在审查人员面前，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个人够枪毙好几回。但最终的批示只有几个字：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安排工作。

孙铭九1909年出生在辽宁新民，1927年陪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先在天津保安队任职，后来被张学良看中，调到身边当随从参谋，再后来做了卫队二营营长。张学良还送过他一块表面上印着自己头像的瑞士名表，这在东北军里是极少见的待遇。

1936年12月11日夜里10点左右，孙铭九被叫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对他说了一句话：“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还说了一句：“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出发前回家跟妻子刘静坤告了别，还写了一张遗嘱式的纸条揣在军装口袋里。

行动在午夜展开。孙铭九带着卫队二营的士兵冲到华清池大门外，门卫拦车开枪，双方激烈交火。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绕过二道门前的弹雨，摸进了五间厅。推开蒋介石卧室的门，人没了。被窝还是温的，军帽、皮包和假牙都在桌上，窗户开着。

搜山。士兵们在骊山半山腰抓到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铭九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逼问，蒋孝镇不肯开口，但眼睛不自觉地朝山上瞟了一眼。孙铭九顺着那个方向追过去，没多久就听见前面有人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蒋介石从山洞里出来，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天刚微明。

事后论功，张学良把一大袋银元全赏给了孙铭九一个人。杨虎城的后人杨拯民后来提起这件事时说过一句话：“如果不是他抓到的，为什么只有他得到了那么多的奖励？”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迅速分裂。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元老派主张和平解决，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坚持不放张学良就打。

东北军的内讧从对峙变成了流血，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率部从渭南开回西安，开始搜捕参与杀人的少壮派军官。

孙铭九在西安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周恩来派人把他秘密送出西安，送进了红军苏区。红31军军长萧克把这个保护任务交给了军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刘华清，刘华清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亲自组织警卫，安排哨位，检查孙铭九的住处和周围环境”，还要“防止暗杀和自戕”。

孙铭九在苏区待了一段时间后离开，去了天津和上海租界暂避。此后几年，他的人生轨迹拐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弯。

抗战期间，孙铭九投靠了汪伪政权，当了汉奸。这件事后来成了他档案里最重的一笔。但审查材料同时认定，他在投汪伪期间“无直接迫害民众行为”，没有重大血债。这个细节，在1949年决定他命运的时候，起了作用。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又投了国民党，被派回东北活动。不久被解放军俘虏。从国民党军官到汪伪汉奸再到国民党的人，这份履历放在1949年的镇反运动里，几乎是必死无疑。

1949年10月，上海。孙铭九的案卷摆在了审查人员面前。档案上的经历读起来像一串雷：先是国民党校级军官，接着投靠汪伪，抗战后又投了国民党反动派。

审查组看完材料之后，做出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中央批准的处理意见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安排到上海市政府担任参事。

这个决定的依据有几层。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这个事实本身，是他历史贡献中最重的一笔。投汪伪期间没有直接迫害民众的行为，在当时的政策框架下可以被认定为“无重大血债”。加上他在东北军内部属于张学良的嫡系，而张学良在中共的评价体系中一直有特殊的定位。几层因素叠在一起，最终推翻了按照常规逻辑几乎注定的结局。

孙铭九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参事这个职务，不是实权岗位，主要是咨询和统战性质的安排。对于一个履历如此复杂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出路。

改革开放之后，孙铭九相继出任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后来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个曾经投靠过汪伪的人，晚年出现在政协委员的名单上，这在当时确实是个特例。但他确实坐在那里了。

2000年4月8日，孙铭九在上海去世，92岁。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他去世的时候，国内各大媒体发的报道标题里，用的还是“骊山捉蒋立大功英雄孙铭九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