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供强需弱矛盾，《求是》再发评论员文章，政策信号不一般！

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今年最新一期（第19期），刊发评论员文章《以改革发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原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

这已经是《求是》杂志今年针对供强需弱问题第五次发表重量级文章了，而且这次这篇文章释放的政策信号尤其不一般。

文章开门见山给出判断：供强需弱矛盾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破解这一矛盾，“既要宏观政策给力，稳定经济大盘；也要改革发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这句话的分量，相当值得细品。而通篇读完，一个深刻的感受是：《求是》这次对供强需弱问题的论述，已经不再停留在“怎么看”，而是彻底转向“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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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供需矛盾的实质，文章有一个关键定性：“并非绝对的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而是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转变导致供需之间的‘错配’与‘梗阻’”，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

通俗来说就是：不是老百姓没需求，也不是企业生产的东西没人要，而是供需之间接不上头。想消费的人钱不够、不敢花，想投资的人找不到好项目，而大量资源还在按照旧模式往生产端堆。

文章把“病根”剖析得很透：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物资短缺和供给不足问题，我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资源配置和政策取向明显向生产领域倾斜，造就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经过几十年奋斗，我国已成长为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0万亿元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极大改善。但受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健全等体制机制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较大制约。

供给能力在快速扩张，消费需求却跟不上，最终形成供强需弱的不平衡态势。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供”也不在“需”，而在连接供需的那套制度。

文章由此得出一个关键判断：只有坚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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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整篇文章最值得划重点的政策信号，浅见以为，那就是这一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推动资源配置从“重生产、轻消费”转向生产与消费平衡发展。

这句话看似技术性很强，但它的指向极其深远。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收入归中央，地方政府自然缺乏改善消费环境的动力。

而一旦征收环节后移到零售端，并且稳步下划给地方，地方政府的“利益坐标”就会发生根本性位移：与其抢着招商引资建工厂，不如琢磨怎么让老百姓愿意花钱、方便花钱、有地方花钱。

这个信号不是孤立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已经明确写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

更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同一期《求是》也发表了署名文章《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明确表态“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地方附加税改革等，支持地方拓展税源”。

理论刊物定调、规划纲要部署、政府工作报告细化、部长同期具体表态——这条政策链条已经相当完整了。

有财税领域研究者分析认为，消费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主力税种之一，但这一判断属于学术讨论范畴，具体方案仍有待官方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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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改革解决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的问题，而文章在同一段里紧接着谈到的另一件事“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解决的则是地方政府“花钱往哪里去”的问题。

这个安排不是随意的。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要“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在市场增量空间有限、创新动能不足背景下，经营主体陷入“投入持续增加、效率边际递减、整体福利受损”的低效均衡，其危害不仅在于企业层面“增收不增利”，更在于宏观层面的市场信号扭曲与产业结构锁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把“内卷”和供强需弱直接挂钩了。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如果企业都在低价血拼、利润被压到极限，哪来的钱给员工涨工资？员工收入上不去，消费怎么起得来？ 这是一个死循环。所以整治“内卷”不是简单的产业政策，而是打通供强需弱堵点的关键一环。

而“内卷”的根源之一，恰恰在地方政府。黄汉权在同一篇文章中分析得很透：一些地方拉动本地经济争相上马同类项目，用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扶持本地企业，使得落后产能难以出清、优质企业难以跨区域扩张，全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分工效应无法充分释放。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求是》这篇文章要把“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放在同一段论述——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不改，企业的竞争生态就好不了。

值得注意的是，整治“内卷”正在从行政手段升级为法治手段。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抓紧牵头起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将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突出问题，以法规制度刚性坚决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前期已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有关企业和行业协会等150余家单位征集卡点堵点问题和立法诉求，在此基础上反复研究修改，已经起草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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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今年以来《求是》围绕供强需弱的论述串起来，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递进线索，而且密度之高，在近年理论宣传中相当罕见。

年初2月，《求是》第4期刊发涂圣伟署名文章《当前扩大内需须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从成因层面切入，指出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症结，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到30个百分点的差距。

第5期刊发黄汉权署名文章《着力破解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将供强需弱定性为“周期性问题的集中表现”，直接指出“居民消费信心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

到了8月，论述重心开始转向供给侧。第16期刊发评论员文章《以高质量供给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明确提出“供给体系不能充分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问题，强调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

9月，第18期评论员文章《立足优势着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系统论证了破解这一矛盾的有利条件，给出一个关键判断——“当前的供强需弱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中国完全具备破解这一矛盾的有利条件和内在支撑。

然后是10月1日这篇。落脚点明确切换到了改革发力——不再论证“能不能破解”，而是回答“靠什么破解”。文章把“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同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统筹起来”这句话写进去，实际上是在给各地方各部门划重点：改革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不是远期任务，是当期任务。

从署名文章到评论员文章，从成因分析到优势论证再到改革路径，论述重心一步步从认知层面推进到操作层面。理论刊物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从“怎么看”推进到“怎么改”，通常意味着相关政策已经从研究论证阶段进入了部署落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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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瞻性地关注政策脉动的人来说，这篇文章给出了几个值得持续跟踪的观察点。

一是消费税改革的落地节奏。消费税是第三大税种，涉及烟、酒、小汽车、成品油等多类消费品，牵一发动全身。文章用了“稳步”二字，说明推进会有节奏感，但方向已经不可逆。哪些品目率先后移、地方如何承接、会不会引发区域间税源竞争的新问题，都是接下来的看点。

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制定进度。条例从政策文件升级为行政法规，对地方保护主义将形成更强的约束力。前期已向150余家单位征集立法诉求，调研基础比较扎实，后续出台节奏值得密切关注。

三是地方考核评价机制的调整。文章专门提到“完善考核评价激励机制”，这六个字背后蕴含着一个值得追踪的趋势——如果未来“促消费”在地方考核中的权重逐步上升，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才会真正发生。

说到底，这篇文章传递的核心信号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供强需弱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体制性的错配；破解它不能靠等风来，只能靠改机制。

消费税改革、统一大市场建设、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三件事看似分属财税、市场、产业三个不同领域，但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经济从生产驱动真正切换到消费驱动的轨道上。

而《求是》一年之内五次聚焦同一个问题，这条轨道切换的紧迫性，已经无需赘言。轨道切换的方向已经不可逆，剩下的就看推进速度和节奏了。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