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关中大地上两个农家乐村不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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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关中大地上两个农家乐村不同的发展

陕西｜常智奇

文章介绍

wyqk(2016创刊)/程莫深

常智奇先生的这篇文章，以关中岐山县北郭村与礼泉县袁家村两个农家乐村的兴衰对比为样本，探讨乡村振兴的深层逻辑。北郭村依托周秦文化和臊子面品牌起步早、规模大，却因散户经营、管理缺位、业态单一而由盛转衰；袁家村原本资源匮乏，却凭借集体行动传统、现代管理制度和股份合作机制，将关中民俗转化为可体验、可信任、可复制的文旅品牌，实现后来居上。文章指出，决定乡村发展的关键不在文化资源存量，而在能否以现代制度激活传统、以集体力量凝聚个体，走出一条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振兴之路。

在关中平原这片孕育了华夏文明核心基因的沃土上，繁衍滋养着两个率先做起农家乐村——岐山县北郭村和礼泉县袁家村。这两个渭河台地上的自然村，在市场经济的春风化雨下，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经营着他们各具风味的“农家乐”，表现出不同的景观和气象:前者烟火先炽后衰；后者烟火先弱后昌。这兴衰背后的深层逻辑，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岐山县的北郭村，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周公制礼作乐的故土，拥有三千年未曾断裂的文化根脉；礼泉县袁家村，大唐文化的沃野，昭陵脚下仅有62户286人的弹丸小村。

然而，在中国统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起步早、规模大，先声夺人的北郭村农家乐却由盛变衰、由热变冷，门可罗雀；而起步晚的袁家村则后来居上，从一个资源匮乏的“空心村”成长为年接待游客超千万、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3亿元的“关中第一村”。这不仅是两个村农家乐兴衰的故事，更是中国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深入解剖的典型样本。

一

人们习惯于将改革开放，乡村振兴成败归结于文化资源的丰俭，似乎文化历史资源丰厚者，势必带来良好的发展。但北郭村与袁家村的现实情景却恰恰颠覆了这一认知。

北郭村坐拥周公庙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岐山臊子面为核心特色，完整保留着香醋、油泼辣子、手工挂面等传统制作工艺，全盛时期臊子面接待户达120余家。这里是周礼文化的活态传承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政治伦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赋予了这片土地无与伦比的文化厚度。但是，他们农家乐的由盛变衰的发展却令人费解。

袁家村同样地处关中文化腹地，但其起步时几乎“无山水、无名胜”。2007年以前，村办企业相继关停，村民争相外出务工，一度沦为“空心村”。然而正是这个“一穷二白”的小村庄，穷则思变，大干快上，将关中传统民俗作为核心资源，打造出“关中印象体验地”，让城里人在这里找到乡愁。老茶馆、祠堂街、书院街、酒吧街渐次铺展，秦腔、皮影、剪纸与星巴克、热气球共存共生，构筑起一个多层次、多业态的乡村文旅生态。“袁家村农家乐饮食模式”在全国许多大城市饮食行业复制。

文化资源禀赋丰厚者走向衰落，相对比较薄弱者却走向繁荣。这一反差迫使我们追问：决定乡村振兴命运的，究竟是文化的“存量”，还是把这种“存量”“激活的方式”？

二

要理解两个村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不同走向，必须回到一个更深层的历史维度——社会变革对人生产观念的解放。

岐山与礼泉同属关中，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礼泉县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王保京在这片土地上崛起。1954年，23岁的王保京总结出玉米高产栽培经验，创下亩产超千斤的全国纪录，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并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及10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国际友人。烽火村经历了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完整集体经济实践历程，成为与大寨齐名的全国农业战线旗帜。

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层意义，不在于粮食产量的数字，而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礼泉农村人的思想生态。农民在集体协作中学会了组织化管理，在科学试验中建立了理性思维，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打开了市场视野。这是一种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性转化的“历史催化剂”。烽火经验赋予袁家村人的，不是具体的经营技巧，而是一种集体行动的能力、组织协作的经验和面向现代性的思想准备。

相比之下，北郭村在这一历史时期缺乏同等强度的社会变革洗礼。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涌现得不够充分，传统的思想观念没有经历同等程度的冲击与重塑。当市场经济大潮涌来时，北郭村村民更多的保留了周公庙古会上小摊小贩的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多的以个体散户的方式应对市场，缺乏集体行动的组织传统和现代管理的思维储备。

这是决定两个村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人的思想观念落差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三

北郭村的农家乐起步于2000年前后，依托周公庙的客流和岐山臊子面的品牌效应，一度呈现出“陕西民俗第一村”的繁荣景象。然而，烟火不长，时运不佳，繁荣之下隐藏着结构性危机。

其一，经营模式粗放。北郭村的农家乐本质上是个体散户经营，各户之间同质化竞争严重，经营品种基本相似，“农家乐”旅游产品内容初级，形式单一，只提供吃、住两个方面，娱、购严重不足。为了招揽顾客，经营户不得不站在马路边上招呼客人，这种“马路拉客”的方式与袁家村游客如织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反差。

其二，管理缺位。北郭村在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也遭到破坏，树木被砍伐一光，失去村落的自然美；村委会管理力度不够，生活垃圾急剧增多，蚊蝇滋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北郭村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青壮年大多外出谋生，在村中生活的主要是老弱妇孺，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开发。

其三，周文化研究会、臊子面研究会等，更多的停留在自我陶醉、欣赏、封闭，自恋自足，空对空的理论概念、修辞文本、逻辑情景、光影宣传和阐释之中，缺乏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现代性转换的应用拓展。

袁家村则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管理层面，袁家村建立了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 对所有店铺推行采购、定价、结算、质监“四统一”管理，邀请县里派质检员驻村、村干部随机抽查、村民相互监督。小吃店不允许用冰箱，所有食材必须现买现用，村民将守护食品安全当成了守护自己的生存之道。全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袁家村实行“事前审核、事中巡查、事后追溯”的全链条监管模式，对食品进货、储存、加工等环节开展多轮巡查。家家店面清楚写明原材料供应点，并附上材料商电话以备游客查询。这种将传统诚信文化转化为现代制度约束的做法，使“放心吃”成为袁家村最大的品牌资产。

在制度层面，袁家村实现了集体经济与市场机制的深度融合。 2012年起，袁家村成立醋、面粉、豆腐、醪糟等8个股份制合作社，发起人占股30%，其他村民入股70%。村集体构建“党支部决策+村委会管理+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的三元治理架构，首创“无人不股、无事不股、无物不股”的全员持股合作模式。每位村民持有基本股，参与业态经营的商户持有交叉股，针对弱势家庭设置调节股，所有村集体产业的收益按股份分配。村民以土地、资金等形式入股，互相持有股份，共同进退，真正实现了家家有产业、人人有收入。

在市场拓展层面，袁家村实施了“进城、出省”战略。 在西安布局17家城市体验店，将乡村美食场景带入城市商圈；同时将“袁家村模式”因地制宜复制到青海、河南、山西等省份，年产值达4亿元。从一日游到多日游，从度假游到主题游和深度游，袁家村不断突破地域限制和业态边界。

袁家村的成功密码可以概括为：用现代企业制度激活传统民俗资源，用集体经济力量保障个体经营活力，用严格的质量管控守护诚信品牌。 正如袁家村的发展历程所揭示的，其蜕变并非一蹀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文旅的三次关键转型。每一次转型，都是对传统经营模式的一次超越。

四

如果将视野提升到全人类饮食文化的维度，袁家村与北郭村的差异就更具启示意义。

饮食从来不只是果腹之物。一碗臊子面承载的是周礼文明的基因，一块锅盔蕴含的是关中农耕文明的记忆。北郭村的岐山臊子面无疑是珍贵的饮食文化遗产，但当它仅仅停留在“一碗面”的层次，以散户经营、粗放管理的方式呈现时，其文化附加值无法被充分加工和释放。

袁家村则完成了从“饮食产品”到“文化体验”的质变。袁家村以关中民俗文化赋能乡村旅游，小吃街从最初的8家商户扩展到138家，涵盖豆腐脑、油泼面等80余种关中美食，形成“一户一店一特色”的业态布局。游客在袁家村不仅“品茯茶、咥美食”，还可以“学剪纸、看皮影、听秦腔”，饮食消费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农家乐的“吃农家饭”层面，构建了一种以饮食文化为入口的乡村生活方式消费。

从全球视野看，意大利的“慢食运动”、日本的“食育”理念、法国的“美食文化遗产”保护，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饮食文化是乡村振兴最具穿透力的价值载体，但只有与现代消费体验、品牌管理、食品安全标准相结合，传统饮食文化才能真正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袁家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饮食文化现代化”的范例。

五

袁家村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有意味的形式。

在中国统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面临的不是要不要进入市场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市场的问题。北郭村的教训在于“散”——个体分散经营、缺乏统一管理、集体力量薄弱；袁家村的经验在于“合”——以集体经济为骨架，以股份合作为纽带，以现代管理制度为保障，将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这种“统分结合”的制度设计，恰恰呼应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在逻辑。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从过去集体经济产权的“模糊共有”到基于清产核资、界定成员、折股量化的“按股确权”，从“政社不分”到党建引领、规范运营、民主监督的现代企业治理，袁家村的实践正是这一制度变革的生动注脚。

更值得深思的是，袁家村经验中蕴含着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刻启示。礼泉县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巨变——王保京的玉米高产试验、烽火村的集体经济实践、频繁的国际交流——为袁家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宝贵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思想认识基础。这种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性转化的社会变革，比任何具体丰厚的文化资源积累都更为重要。

我这里无意批评岐山县北郭村。北郭村曾以“陕西民俗第一村”的美誉引领改革开放农家乐风气之先，其早期探索为中国农家乐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北郭村今天面临的困境，是中国振兴乡村文旅发展建设，在市场化进程中普遍遭遇到挑战的缩影。

站在美丽乡村建设战略部署全面推进的历史节点上，北郭村与袁家村的对比给予我们深刻启示：文化资源的丰俭不是决定乡村命运的根本因素，关键在于能否将传统文化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熔炉中提炼其时代精神，能否在坚持诚信经营这一传统美德的同时建立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能否在尊重个体积极性的同时发挥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

岐山与礼泉，一个承载周秦文明的深沉，一个沐浴大唐文化的恢弘。两片土地上的文化积淀同样丰厚，但只有当文化的种子落入现代化制度的土壤，才能生长出繁荣与昌盛的果实。袁家村的实践表明，中国乡村完全有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出一条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相融合、个体活力与集体优势相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振兴之路。这是一条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道路，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乡村领域最具说服力的实践表达。

2026年10月于宝鸡山城渭水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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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轻刊》总顾问，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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