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4月，朝鲜临津江一线，志愿军第63军部队面对江对岸的敌军阵地。江水并不算宽，真正难的是渡江时机。一旦迟疑，敌方侦察机升空，炮火便会迅速覆盖河岸。战场上的许多失利，并非源于没有勇气，而是关键几分钟里没有作出决定。
抗美援朝战争中，师级干部既要执行上级命令，也要根据地形、敌情和部队状态临机处置。命令传达到师，往往只需要几分钟；可一旦判断失误，造成的后果却可能延续数日，甚至改变一个师的命运。
第五次战役发起后，第63军第189师奉命强渡临津江。师长许诚参加革命较早，长期经历国内革命战争，指挥经验并不浅。遗憾的是，面对渡江任务，他在行动上显得过于谨慎，没有立即抓住窗口期。
部队迟迟未能迅速展开，炮兵团的行动逐渐暴露。美军侦察机发现目标后，炮火很快压了过来，部队因此遭受较大损失。等到189师完成渡江，原本可以形成的合围态势已经出现变化，配合第118师歼灭英军第29旅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这场战斗暴露出的，并不只是进攻速度问题，更是指挥员在复杂局面下缺少决断。战后，许诚被撤去师长职务，改由蔡长元接任。对一名久经战阵的干部而言，这样的处理相当严厉，但战场责任必须有人承担。
同样发生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还有第60军第180师的遭遇。师长郑其贵来自安徽金寨，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临汾、太原以及西北、西南地区的多次作战，是一位老资格指挥员。
180师被敌军分割包围后，部队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分散突围，保存有生力量；另一种认为应集中兵力，撕开包围圈。郑其贵选择了后者。这个决定不能简单说成畏战或失职，因为集中突围本有迅速突破的可能，可当战斗没有按预期发展，部队便陷入被动。
激战之后，180师损失极为严重，仅有部分人员突围，伤亡和失散人数达到六千余人。第60军军长韦杰、180师师长郑其贵随后被撤职。军队处理这类事故，看的不只是作战意图，还要看命令是否符合敌情，结果是否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第42军第124师政委季铁中的问题，则出现在第二次战役期间。1950年11月，志愿军在朝鲜北部展开反击，第124师奉命渡过大同江，阻击向南退却的美军部队。
当时，师长苏克之与政委季铁中在行动节奏上产生分歧。苏克之倾向于立即投入战斗，季铁中则认为应等待第125师赶到后再统一行动。两种意见都带有作战考虑，但争论迟迟没有结束，部队因此停滞了约十个小时。
有干部当场提出：“再等下去，敌人就要脱离接触了。”另一种意见则是：“必须等友邻部队到位，不能贸然行动。”话说得都有道理，战机却不会停下来等人。敌军最终脱离了原定阻击区域，124师未能完成预期任务。战后，季铁中被撤去政委职务。
另外两人，出现在第九兵团参加的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第26军第88师师长吴大林、政委龚杰，承担着严寒地区的作战任务。1950年冬季，长津湖地区气温极低，部队棉衣、粮食和药品供应都十分紧张，非战斗减员已经给各部队带来巨大压力。
88师面临的困难尤其突出。问题在于，恶劣环境只是一个方面，指挥环节的迟疑也放大了损失。接到作战命令后，师部没有及时形成坚决方案；在战斗过程中，又出现指挥失误和提前撤退的情况，部队行动与战场变化脱节，最终同敌军遭遇，伤亡进一步扩大。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吴大林和龚杰被撤职，88师的番号也被撤销。这个处理说明，战场责任并不会因为天气恶劣、装备不足而完全消失。困难可以解释损失，却不能替代对指挥失误的追究。
这五名师级干部，分别涉及渡江迟缓、突围判断失误、意见争执不决，以及命令执行不及时等问题。他们此前大多有较长的革命经历，也不是缺少战斗经验的人。正因如此，战场上的一次迟疑，才更容易被视为不能容忍的责任事故。
在朝鲜战场，撤职往往不是对个人一生功过的全盘否定，而是对某一场战斗、某一道命令、某一个关键判断作出的处理。军队需要靠纪律维持行动一致，更需要在胜负关头有人敢于拍板。代价一旦由成百上千名官兵承担，指挥员的责任便不可能轻轻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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