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文元年，南京，年轻的建文帝把调集重兵、平定燕王朱棣的重任交给了李景隆。兵部档案里的数字很惊人，号称五十万大军；可战场不是纸面，兵多并不等于将强。李景隆的故事，也由此成为“名将”二字最尴尬的一种注脚。
李景隆出身将门，是明初名将李文忠之子。他熟读兵书，仪态从容，朱元璋曾让他到湖广、陕西、河南等地操练军队。问题在于，操练与临阵决断相差甚远。建文帝即位后信任他，靖难之役爆发，李景隆便被推到了明军主帅的位置。
当时北平守将是朱棣的世子朱高炽，城中主力却已被朱棣带走。李景隆拥有压倒性的兵力，围城两月，仍不能攻下北平。朱棣听闻后曾评价：“志大而无谋，喜专而违众。”这句话尖锐，却抓住了李景隆的要害：胆量不足，判断失误，还不愿听取部下意见。
朱棣回师后，形势迅速逆转。燕军得到宁王朱权部众及朵颜三卫支援，李景隆连战失利。更关键的是，他没有及时调整部署，反而在燕军逼近南京时打开金川门，使朱棣军队进入城内。建文帝失踪，明朝皇位易手，李景隆也从受宠将领变成了群臣口中的败军之将。
有意思的是，李景隆并非完全没有能力，而是被放在了远超自身本领的位置上。将门出身、熟读兵书、举止稳重，这些条件足以塑造一个体面的文臣，却未必能造就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帅。
汉武帝时期的李广利，也有相似之处，却多了一层外戚因素。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兄长，因受到宠信而被任命为将。他率军远征大宛，经过艰苦作战，最终迫使大宛交出汗血马，这一仗不能说毫无功劳。
但在对匈奴作战时，李广利的表现便不够稳定。他曾率数万骑兵出征，因准备不足、后勤困难而损失惨重；太初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1年，他远征大宛得胜，却付出了极高代价。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再次出兵匈奴，兵败后投降，后来死于匈奴内部争斗。
因此，把李广利简单说成一无是处，并不准确。他的问题在于战绩起伏巨大，统兵能力与卫青、霍去病无法相比，而外戚身份又放大了他的缺点。汉武帝问过身边人：“李将军可任大事吗？”有人称许，现实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南北朝时期的王玄谟，败得更具有典型性。元嘉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50年，刘宋北伐，王玄谟担任前锋，率军进攻北魏。宋军一路军纪不严，沿途扰民，王玄谟又性情固执，部下的劝告很难传到决策层。
围攻滑台时，宋军久攻不克，军中士气逐渐消散。北魏援军赶到后，宋军仓促撤退，损失惨重。此役不仅是将领指挥失误，也暴露出刘宋北伐缺乏统一部署的问题。王玄谟后来仍受到任用，甚至身居高位，这说明古代官场对败将的处置，往往还要看门第、资历与政治需要。
明末的杨嗣昌，则是“纸上谋略”压过实战能力的代表。他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试图以分区布置围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这个设想在地图上很完整，落实到战场，却受到兵力不足、军饷短缺和各部互不配合的牵制。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福王朱常洵此前又已在洛阳遇害，明廷西北与中原的防线接连破裂。杨嗣昌驻军湖广，压力极大，最终在沙市附近自杀。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毫无才干，而是擅长制定计划，却难以把复杂的军事体系真正运转起来。
赵括的名声，几乎被“纸上谈兵”四个字完全固定。长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60年，赵国以赵括替代廉颇。赵括熟悉兵书，谈论阵法头头是道，连秦军都借助离间，散布“秦军只怕赵括”的说法，促使赵王改变主将。
赵括的父亲赵奢早已看出问题，认为儿子谈兵轻易，却不懂战争是生死之地。赵母也曾请求不要让赵括领兵，但赵孝成王没有采纳。赵括接管军队后主动出击，秦将白起诱其深入，再切断赵军退路与粮道。赵军被围四十六日，突围无望，赵括战死，降卒的结局则被《史记》记为遭到坑杀，人数约四十万。
这五个人并非都毫无战功，也不能简单归入同一种类型。李景隆败在临阵无断，李广利受制于能力与身份，王玄谟缺乏统御，杨嗣昌困于纸面部署，赵括则把熟读兵书误当成了真正会打仗。名将的称号可以由皇帝授予，战场上的成败，却从来不会替任何人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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