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应正确理解何为优良经商环境，孙玉良：杜绝恒大事件重演

文｜孙玉良

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各地政府的高频词。招商引资的力度一个比一个大，对企业的“服务”一个比一个殷勤。我认为：如果把构建经商环境，看作是企业家高人一头、给予特殊政策，那就是错误的。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不仅不会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埋下巨大隐患。许家印和恒大就是一个反面教材，难道这家航母般的巨型民营企业，不是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发展起来的吗？最后把罪都归到许家印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

什么样的政策才算好政策？有省委书记公开说：“评价政策好不好，就看企业家脸上笑不笑、笑得灿烂不灿烂。”，这句话乍听有理——企业满意了，营商环境自然就好了。但这种“良好的经商环境”只重视的企业家的笑脸，却容易导致普罗大众的利益被忽视，容易导致环境污染，容易导致资源被破坏，容易导致只让“许家印”挣钱，老百姓的腰包鼓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当政府的政策以企业家的笑脸为标尺时，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被压低，环境就可以被透支。企业笑了，老百姓却哭了。

现实中，这种偏差已经触目惊心。一些地方认为招商引资不给予“特殊政策”难以招到大企业，于是各种违规“小政策”“土政策”层出不穷，凿出一个个“税收洼地”和“政策洼地”。不允许土地优惠，就用代建厂房来替代；不允许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就变通为基金投资。地方政府“服务”出恒大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是地方政府错误理解营商环境的必然产物。从2021年恒大违约开始，碧桂园重蹈覆辙，万科违约，排名前50的房地产开发商已有70%出现公开债务违约。五年过去了，中国房地产危机仍不见结束。地方政府在GDP数字诱惑下丧失监管立场，金融机构在“规模崇拜”中丧失风险底线，评级机构在商业利益面前丧失独立判断，部分媒体在广告费与公关攻势中丧失舆论监督功能，这样“无条件地支持民企”换取“经济繁荣”，难道不应该反思吗？当政府把自己定位为企业的“保姆”，而不是市场的“裁判”，监管就必然缺位，风险就必然积累。

“减员增效”的经济政策对不对？我看也值得反思。这一政策不但造成了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让几千万家庭陷入了生存困境。我想说的是：短期的“增效”会换来长期的“减需”。当几千万工人失去收入，他们的消费能力随之消失，而这些消失的消费能力，正是企业产品的市场。工人们失去了购买力，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于是企业利润下降，进一步裁员降薪，老百姓更加没钱消费。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从数学上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过剩危机，其实就是一众“优秀企业家”们共同努力所导致的逻辑结果。企业家赚了钱，成为经济寡头，但老百姓没钱买产品，不就是市场萧条吗？即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全部都是董明珠这样真正的优秀企业家，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反而会加重宏观经济的失衡。一个董明珠能把格力做好，但格力做好了不等于格力工人买得起格力空调。如果千千万万个“董明珠”都在拼命压低成本、压缩工资，生产出堆积如山的商品，那么谁来买这些东西呢？少数人的腰包鼓起来，再能吃，也不能一天吃一百顿饭，也不能一人开一百辆车，也不能一人穿一百件衣，也不能一人住一百套楼。我认为：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绝不是如何让个别人的腰包鼓起来，而是如何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回过头来讲，何为真正的优良经商环境？我的结论是：公平公正，合法经商就可以了。招商靠“内卷”不如练内功，违规的“小政策”“土政策”不但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也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所以，要加快实施行业产能动态评估制度，避免地方招商引资竞争导致的产能持续过剩。真正的优良经商环境，不是给企业家开小灶、给特殊政策、把企业家捧上C位当座上宾，而是让所有市场主体在同样的规则下公平竞争。不需要税收返还的“政策洼地”，不需要土地优惠的“特殊照顾”，不需要“保姆式服务”的过度殷勤。市场需要的是稳定的法律环境、透明的政策预期、公正的市场规则、有力的产权保护。政府的职责不是当企业的“保姆”，而是当市场的“裁判”。裁判的职责是维护规则，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当裁判开始给某一方“保姆式服务”，比赛就失去了公平，市场就失去了效率。如果这种“保姆式服务”的对象是一个像恒大那样违法经营的企业，那就不是扶持企业，而是共谋犯罪。

我认为：宏观经济，要靠先进的理论做指导，政府来执行，目标就是如何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而不是个别人的腰包鼓起来。地方政府只有真正理解这一点，才能从“服务企业家”的迷思中走出来，转向“服务全体人民”的正确轨道。杜绝恒大事件重演，不是靠更殷勤的“保姆式服务”，而是靠更严格的法治底线、更公平的市场规则、更健康的分配结构。优良的经商环境，不是让企业家高人一头，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公平的规则下，通过诚实劳动获得体面的生活。这才是营商环境真正的“优良”，才是经济发展真正的目的。